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学术探索

 一、早期路权声张浪潮对边地少数民族的席卷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声张与国内发展形势及动向紧密相关。如1908年11月，晋宁宋嘉珍发表《敬告全滇父老缴款赎路意见书》，即呼吁全省父老兄弟、农工商学绅联合起来，学习浙江为废约赎回苏杭甬路而奋斗的精神，挽回路权，并指出滇越铁路“路成而滇亡矣”，滇亡则黔蜀首当其祸，两湖江皖亦难安枕。[3]（P556～557）而该期，这一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西南边疆社会掀起的抗争浪潮，也同时波及到偏远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如1907年，对法人修筑之滇越铁路，即有“云南猛勒土司所属的人民，也为保护云南的路权，以毁坏铁路的形式，多次阻挠铁路修筑”，[4]（P77）“驻京法使向外务部声言，据滇越铁路公司电称，云南猛勒土司所属土民，时向路工阻挠滋扰，有碍筑路之事，请即饬滇督严行禁止”。[5]（P129）同期，在西南边疆社会抵制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极力谋求滇缅铁路修筑权的斗争中，沿边土司及所属人民也积极参与到该斗争洪流之中，出钱出力，为维护国家路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06年9月，对此前中英交涉过程中，“英务领忽将名片原件撤毁，连去缄掷回”一事，三迤“公司绅民闻之，群情大拂，佥以英国文明，首出环球，共瞻外交官代表国家，宜如何敬慎将事务谨顺，辄敢任性妄为，出其横暴手段，有伤两国国体……其无理取闹至此，在该领于此案如意见不合，尽可用文牍驳诘，或再面商，乃遽毁书，显示决绝，此后自难望其和衷共事。而舆情蓄愤，诚恐愈抑愈激，酿成暴动”。为此，清政府亦被迫“照会英使公判，另简和平通达之员驻滇”。“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八日照钞致外务部辰密电”，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是年10月，又有“三迤绅商士民”上书云贵总督岑宫保，望其对英方假“游历”做越界勘测一事，向朝廷“鼎力旋转”，以“保路权而固疆圉”。“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电岑宫保”，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11月，“滇越总公司绅董李坤、丁彦、王鸿图、杨觐东、施有奎暨各府厅办县代表三百人，并腾越各土司”亦上书北京外务部曰：英欲越界勘测之地，“以生命财产之故属滇人一日，必力争一日，决不稍为退让。且滇虽边僻，而尺地寸土皆中国所有，断不忍坐视丧失。即英使未向钧部提及，望请向英使力争，国权所关，务致达其目的。若竟任过界，恐酿钜患，不胜迫切，待命之函”。“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英务领累勘腾越大理一带电”，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而事实上，集中于发生地进行请愿的人更多。如在给云贵总督岑（毓英）巧电言：“英人假名游历包藏祸心，经宪督丁揭破争阻。现复直言不讳，照会于冬月中旬，强硬过界测勘腾越至大理一带，虽经三迤绅商士庶千余人赴辕呈请督宪照会务领与开谈判，然能否与议就绪，尚未可知，群情惊愤，事机危迫，士民望公如岁，吁恳宪驾早临，以保全襄勤公百战收复之地。（滇蜀铁路）总公司绅董李坤、丁彦、王鸿图、杨觐东、施有奎暨三迤代表三百人及土司公叩”。“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上海巧电”，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就此可以看出，其时西南边疆路权声张中，边地土司及人民积极参与的情形。然不仅于此，各少数民族还积极参与到为捍卫路权而捐资筹款的行动之中。如时官府为筹滇蜀腾越铁路公司，规定该地各纳粮户“随粮认股”的集股形式，显然就包含了明清以降各改土归流的少数民族地区。此外，该期回族似与汉族均为地方最具财力者，因而，时人对滇蜀铁路集股办法，认为“宜于三迤各举殷实绅董二人以为每迤领袖，会同道员于所属府、厅、州、县选举殷实绅董各二人或回人，会同地方官以为本属集股之领袖”。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沐恩备取优生方公辅谨陈”，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4—42卷。又有“筹集商业家的款股……久走暹、缅之回汉行商□多殷赈”。 “光绪三十三年八、九月宝山县拔贡杨正明禀条陈铁路集股办法六策”，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4—42卷。可见，西南边疆回族当时在路权股款筹集中的重要地位。再从该期英方欲坚持缅英与滇蜀铁路公司合办腾越铁道，出于妥协所开具三个条件之一的“发还各土司应纳之款”参酌， 其时，英方为谋滇缅路修筑权对中方开具了所谓“优惠条件”，并电清政府云：“腾越铁路不如会同云南政府及汉夷各官商办理。……腾越铁路拟由缅甸修造，与中国及中属公司会办，会办意□：一、股本听从中国人购捐多少；二、铁路事宜亦应派中国官商会商总理；三、发还各土司应纳之款各等因，准此相应备文，照会贵部堂”。（“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九日英国驻滇总领事官务照会”，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即可看出在议修滇蜀腾越铁道，以维护西南边疆路权的过程中，边疆土司地区在集股筹资上都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二照钞致外务部辰密电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另有“查滇省铁路现系滇人协商自办，而常年的款虽有盐、粮等捐，尤恃多招股份，省垣已分任股款，省外亦分函劝集……闻刀沛生君认积股百万，官绅民俱极欣佩”。“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照钞督宪北京来电”，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建设厅清末档案卷宗》，第77—5—85卷。内中所提刀沛生君当为少数民族，其一人即“认积股百万”，可见边地少数民族对捍卫国家路权之强烈认同。此外，西南边疆沿边土司，亦有参与四川保路运动者。如宣统三年（1911年）6月，有《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十二号载：“四川茂州陇木土司何燮功捐资保路书”一文，其曰：“窃土职等世受国恩，愧无上报。历朝受恩深重，袭替子孙。今土职由署到省，至同志会静听演说，复阅报告。闻甘大章等卖国亡国，令人切齿痛恨。如不急（及）时设法保路，将来外人侵入中华，此时有家何在！今土职热心捐资保路，虽属微末，可聚针而集斧，积腋以成裘。大众热心，免致后生亡国之祸，民遭涂炭之悲……闻汉奸卖国，使外人欺凌君父，不共戴天！土职暗窃悲思，无计可设，只得将土职名下每年应分粮食夫马，约计千余金，甘愿捐出报效，以凑保路津贴等费。如蒙允准，行令茂州牧，收齐解省。实为公便”。[6]（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