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交通权益维护中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自觉——学术探索

近代于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西南边疆人民对西方列强近代交通所形成的对该地政治、经济等威胁，也由最初对边地路权的声张，日益凸显出一种如何将边地与内地更紧密结合的强烈自觉。如早在英方谋求滇缅路权之时，滇省绅民即急谋通往内地的滇蜀铁路，认为该“路达川黔，三省官民，合为集股，众擎易举，当不甚难，拟请兴筑滇蜀铁路，设立公司，筹款尅期开办。仍照川汉铁路章程，专集华商股本，期以川汉、滇越两路，收尾衔接，脉络贯通。商务必日臻起色，利权亦不至外溢”。[7]（P154）其时，亦有滇人盛赞时任云贵总督丁振铎促成滇蜀铁路公司成立之功绩言：“滇越路政之主权既为法攫取矣，英求均势时注视线于滇缅思与法持，公巨眼窥其狡谋而济以明敏果决之手段，于丙午闰四月，奏请自筑腾越铁路。然越路垂成，则危局之撑滇实难支，公筹深虑远于奏办腾越铁路前，即有建筑滇蜀铁路之请。滇与蜀接，蜀与汉路接，汉又与各行省路轨接……老谋深算以抵制法，不动声色旋六诏之安于累卵，兹路之成也公其福滇无量乎”。[8]（P62）尽管滇蜀路之修筑，于近代可说是历经坎坷，但就此亦可窥见其时边地人民力欲依托内地，以抵制西方列强侵略蚕食的行事本能。
而近代西南边疆社会通过紧密依托内地，以维护滇省交通利权的意识，可说是深入民心。民国初，当地处极边的开化、文山拟改组商务分会时，亦认为该可“以便交通而保利权”。“开化文山商务分会成立案”，昆明市档案馆：《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344卷。1920年，面对法属滇越铁路公司的苛待与加价，西南边疆商民为保商权计，其重要途径就是试图通过改道百色、交通内地来实现。为此，先是由云南总商会提出采取一致行动，停止对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大件货物的运送，其文曰： 对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关于“慢车内丝、茶、药、白蜡、猪毛、石黄及白黑铅皮、大理石等货由云南运出者，由本年八月二十五号起不再减费办理等语。兹经本省全体商人复行开会提议，佥称滇越铁路公司不按弗郎涨跌，重加车价，竟宣布改奉分期实行，似此操纵自如，任意垄断，实足以制吾商人之死命。公同议决，唯有积极进行修改剥隘、百色道路，以谋运输上之自由，决不再受该公司束缚。凡由申港发滇入口，及由滇赴港出口之大箱货件，统限阳历十月一号一律停止发运，除分电各埠外，特此通知邦人君子，幸垂察焉”。然对此议，滇越铁路沿线之个旧、蒙自商会则认为，似应先解决内地运道问题，再行抵制为妥，并言：“云南总商会鉴：抵制法人增加税率、车价，蒙、个本属一致，唯需先行将路修通后，乃实行抵制，方为妥善，若骤然停止付货，妨碍甚多，不敢赞同，敬乞主持。蒙、个商会同叩”。但其批电云：“此电不必再复，停止付货仍以原设十月一号为期。个、蒙商会由××二君另函通之”。其中可见云南总商会对议决办法的坚决态度，但谋货物运路的问题，显然也在同时展开。如其谋与内地交通者言：“人贵自立，依人而行者非夫也。昔年无此铁路时，滇与中原交通未尝中断，奈何随人播弄，不知愤耻而自谋乎……近者日本轮船吾国人不装载之彼国等事如何也，惟当齐心，异处别谋运输之途，或□金江以通重庆而下长江，或修汽车以通滇桂而出粤海，或速修滇蜀腾越之路，俾东西悉有捷途，或力促钦、渝、沙、□铁路成工，则左右鄂、越皆四通而八达……吾滇于中原血脉既通，缓急可恃，边防增固，输运等事穷”矣。“论越路加价越关加税之非”，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789卷。同期，仍有蒙自方面电云：“代电探实百色马路，已于青日开全体大会，极端赞成。即令交涉有效，非速改道不可。用人需款，尽力力助。望急提前实行，以达目的。个旧商云南义信祥杨会长转总商会鉴，法人加增税率、车价，群情激愤，当由各界于本日开全体大会研议，一致主张改道百色，昨奉函电，彼此宗旨不谋而合，现在筹商进行，恳请贵会将改道事宜提前办理，近日进行情况如何，并望随时电示，事关重大，务乞主持，期达目的。蒙自绅商学全体人民叩”。其中，充分展示了西南边地人民同心同德，共御外侮的雍容气度。而其时，尽管中央集权的式微，使各地方军政亦多自立山头，但从云南外交官徐之琛电云南总商会函，亦可看出地方政府对商民关于依托内地，改道百色所持的积极态度，其函称：“案奉联军总司令、云南省长公署训令开，近日法人借名弗郎价涨，加收过境商税；滇越铁路公司亦借口全球铁道费用日增，加收车费，均已实行。年来，金融枯窘，商苦已深，何犹堪此，本司令、省长痛痒相关，维持宜亟。除已另文令饬该交涉员与法方严重交涉外，查此事根本解决，尤在自筹交通。己不自筹，则事事终不免受人扼制。合行令仰该员，即便会同财政厅召集商界重要人员，悉心研议本省交通事宜，妥筹善策，以便转输而利商民。仍将遵办情形呈覆核办等因。奉此，当由本属函商财政厅长，于本月十七日午后二时，就本属集议。时此函达贵会长届时惠临，并将蒙自方面来省代表、暨省中各帮、商界重要代表名单一面开示，一面代为通告为荷，除由电话通知外，此致云南总商会会长祁、副会长雷”。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785卷。为此，云南总商会亦积极筹组滇粤运道筹办处，并通电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香港华商会、各省总商会等，以争取内地民众的支持。该电称：“近因法人加收过境商税，滇越铁路公司加收车费，均极繁重，业已改章实行，审其任意操纵垄断，独登阻遏商务，盖欲制滇人之死命。兹广、云各帮全体愤激，到会研议，以从根本救济，决定自筹交通，另改他道，以期脱离法人之束缚。查由云南府至百色、转南宁、转梧州，即可直达香港，此路尚称平坦，一经修改，车道所有来往货物可得运输之自由，并可挽回丧失之权利。现组织滇粤运道办事处，设总部于云南省城，设分部于蒙自县城，一切筹款、用人、勘路及设运输道，各公司正在积极进行，凡由申港发滇入口，并由滇赴港出口各大箱货，已宣布统限阳历十月一号一律停止发运。惟兹事体重大，应合大群以谋公益，方能告厥成功。贵会向持正谊以维国权，谅荷赞许，尚祈教言，远颁南针，□□藉资劻助，是所盼祷”。“滇总商会电中华全国商联会电”，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785卷。同时，又专门拟定了“滇越运道筹办处规则”十二条，从机构设置及地点、筹办处人员及分工、款项来源、事权等做了较详尽的规定。“滇越运道筹办处规则”，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785卷。为此，时人亦乐观预期此举或可尽早促成西南滇邕铁路的筹办，曰：“滇邕铁路，政府早欲建筑，与滇越铁路并驾齐驱，今我货商改走剥隘，存有此护送费之巨款，适足以助长滇邕铁路早日兴工，若滇邕铁路告成，则滇越铁路将归于无用”。“论华商运货改走剥隘六大利益书”，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785卷。并言：“为滇人筹生路争自由”计，亦应“赞助滇邕大路之开筑……舍我自有之正路，天然之捷径而弗由， （单人旁加见字，双写） （单人旁加心字，双写）绕越为人夺去之属而受其欺弄，吾知稍具爱乡爱国之心者，断不能再腼颜而出此”。[9]（P489～490）然由于民国政局的动荡，以及西南边疆长期的战乱环境，致使该地区人民对直接通往内地的铁路或公路建设的期望，亦长期难以达成。因为时值1932年，当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再次“通令各号，限核七月一日起，金子、银条运费各加数倍，特货为十二倍”时，云南总商会在商民的强烈要求下，再次选择了依托内地，改由马帮运输的办法。 “铁路公司增加运费业经函请交涉员严重交涉经过情形”，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408卷。如1932年7月21日，有宜良县商会就“滇越铁路公司对于金子银条特货骤加运费”，“多者至十二倍，少亦加至数倍”，该予以抵制办法是“由职会组织马帮”，“业核七月一日起开，经由马帮起运”，并“通告各商由马帮运输”，同时准备“陆续扩广马帮护运区域，以期坚持到底”一事的呈报。之后于8月12日有批示称：“该会组织马帮运输特货，不由火车装载，系属商人自谋抵制之法，办理尚无不合，应一并准如所请”。 “呈报铁路公司增加运费，经函请交涉员严重交涉经过情形”，昆明市档案馆：《民国云南商会档案卷宗》，第32—25—408卷。而据1929年调查显示，其时尽管有滇越铁路之便，但为抵制法人盘剥，取道传统驿路入内地的商人，亦始终不乏其人。如曰：滇越铁路通车后，“本省道也是比较重要，因为现在广东、香港的货物首先在海防卸货，被征收相当昂贵的关税，然后还要利用相当昂贵的铁路运输，反之，从广东广西直接经过省界而可以通到云南省城，因此不少人利用本路。如上所说本路旅程需要30天，道路非常艰险，货物量太多的话，无法利用本路，但目前，几乎所有的鸦片、药材的运输是利用这一条商路”。[10]（P163）就此种种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商民对滇越铁路法国公司的苛待与加价所进行的抵制，及在选择办法上地同出一辙，都深刻体现了西南边疆社会在事涉国家民族权益大计的关键时刻，总是本能地选择依托内地这种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赤子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