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交通建设中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凝聚力的增强——学术探索

国民政府欲以交通推进民族国家统一的意愿如曰：我国“在政治上，亦因交通不便，未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总理早见及此，故于所著《实业计划》中首言建筑十万英里铁道，并云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必使铁道建设以后，而后可以启发内地，统一国家，以臻民族于富强之域。”[11]（P272）至1940年前后，其对西南边疆展开的近代交通建设，有如时人言：其“意义实为沟通中央各省与边疆同胞间之精神联系……一则证明中央努力交通建设之成绩，再则表明中央重视边远同胞之德意”。 “京滇周游记（一）”《大公报》（天津），1937年4月13日。而在战时交通建设中，亦确乎显现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凝聚力增强的事实。
一是战时交通建设对西南边疆各民族的有效动员。近代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使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进一步获得巩固，至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的凝聚力也骤然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当时西南边疆人民主动请缨出兵抗战，在资金、武器装备、人员等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作为抗战后方，其毫不犹豫地承接了来自内地的大规模移民；而且还表现在其参与并从事了前所未有的工业、交通、矿业开发、科学研究等抗建工作。其间，国际交通运输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亦使这种政治凝聚力延伸至偏远的民族集聚地。如贵州各民族对征工筑路，均“认定为应有之义务”。[12]（P171）战时川滇公路经黔境之杉木箐至威宁段的抢修，“沿线苗、彝、回、汉等各族民众就历尽千辛万苦，负累重重”。[13]（P193）云南为抢修滇缅公路，“为时一年，沿途各处，天天均有民工包工十数万在路工作……新公路所以能于短期内完成，一由于交通部先后拨发国币320万元为桥梁石砌经费；一为各县人民，踊跃负担工役，故自兴工至完成日止，各县所出民夫，均300万以上，且此项民夫都自备粮食，来自三、五站或六、七站之远，昼做工、夜露宿，不论如何困苦，均努力从事弗懈，此种不计艰苦，不计牺牲之精神，真令人可钦可佩”。“滇缅公路完成通车之经过”，《申报》，1939年6月11日。而当时，滇缅公路“在下段忘我劳动的云南人民，共有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崩龙、苗、傈僳等十个民族”，计划每天出工的人数为：“17个县及设治局共115 000人，加上桥涵等工程雇用的石木等工人，共约14万人”。[14]（P113）之后，为“改良公路之工作，刻尚继续进行，希望在近将来临之雨季中，该路仍能用以运输。滇缅公路上共有二十万工程师与工人正在工作中”。“滇缅公路进行改良工程”，《申报》，1939年4月22日。1942年对黔桂铁路黔段的抢修，沿途所征调民工有独山、荔波、平塘、都匀、三都、丹寨、麻江等县，这些地区亦是苗族、布依族最集中的地区，尽管“民工应征筑路，基本上是义务劳动”，但第一期的前期工程对“独山、荔波、平塘三县四次征调，实际动用人力即达120 000人次之多”。[15]（396～397）1944年中印公路北线的保密公路抢修，在槟榔江沿线和高黎贡山的傈僳族“因家乡被日寇弄得残破凋零”，亦“同仇敌忾，愤然参加修路”。[16]（P177～178）对西南边疆各民族积极参与抗战交通建设与奉献精神，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亦赞言：“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滇缅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14]（P114）
二是抗战交通建设中，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凝聚力的增强，还着重表现在对西南边疆交通行政管理事权的统一方面。这首先表现在1938—1940年间，国民政府“西南各省联运委员会”对黔、川、桂、滇公路联运事务的接管。【民国】“三年来之西南公路”，民国二十七至二十九（1938—1940）年，四川省档案局藏，第14—22页。而该时期，尽管云南地方政权与蒋介石政权长期心存芥蒂，然战时出于国家民族大义，亦多能求同存异，顺应全国抗战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服从国民政府在整体上的安排。由此，1938年12月5日，先是“中央通讯社定明年1月1日起，开始在昆明发新闻稿，此为中央政府宣传机关首次见于云南省”。 “中央社明年元旦在滇发稿”，《申报》，1938年12月5日。1939年2月，有“滇缅公路即由交部接收，一切手续均已完竣”。《申报》，1939年2月25日。1939年4月，“云南省政府将无线电之国内电路归并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管理局”。“滇无线电局业务移交”，《申报》，1939年4月1日。1941年4月，“交部将组织川滇运输公司，俾集中川滇公路现有管理机构，以增强运输能力”。“川滇运输公司即将组织”，《申报》，1941年4月13日。而1941年11底，当国民政府中央军为“保卫滇缅公路”而“源源入滇”之时，也同时意涵了中央势力在云南渐趋主导的发展势头。“华军源源入滇保卫滇缅公路”，《申报》，1941年11月21日。如此等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云南地方与中央行政关系的日趋统一，并作为南京政府于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政治凝聚力增强的表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