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实证分析——中州学刊

 1.瑞典国情概况
从瑞典的国情来看，瑞典表现出高预期寿命（81.5岁）、高就业率（74.11%）、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252.54美元）、低基尼系数（0.2593）、低贫困发生率（0.0835）并存的特点。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情况，瑞典拥有较高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见表1）。相比德国、英国，瑞典的排名有着明显优势；而与美国相比，尽管瑞典在部分年份的排名位次绝对值低于美国，但从排名的稳定性来看，瑞典稍强于美国。
在社会福利水平方面，瑞典的社会福利水平在OECD成员国家中属于高水平行列。本文仍选取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类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德国（法团主义福利模式）、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福利模式）来进行瑞典社会福利水平的绝对水平和国别相对水平的比较，比较的指标为OECD官方网站公布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见表2）。在2004至2012年间，瑞典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且历年均高于其他三个国家。
从“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GCI得分”散点图来看（见图1），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代表性国家虽然没有出现“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GCI得分”的强正相关关系，但是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的瑞典却出现了明显的“高社会公共支出与高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并存”的局面。如果从国情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似性角度出发，在不放入美国进行散点图分析的情况下，三个国家的数据表明“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与“GCI得分”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在P值为0.05水平（双侧）的情况下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477。这也意味着在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众多可能的关系中的确存在“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情形。
除了从数据的绝对值角度进行分析之外，从四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的变动趋势也能得出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结论。从瑞典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来看，瑞典拥有分值较高且稳定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见表3）。在四国中，尽管瑞典的年均GCI得分低于美国，但是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的变异系数仅为0.0144。这意味着瑞典在维持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得分波动范围最小，而且年均GCI得分也比德国、英国高，比美国仅低0.03。
注：（1）年均GCI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各国从2004年至2012年的GCI得分的算术平均值；（2）GCI得分变异系数=年均GCI得分÷标准差。数据源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历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整理所得，http：//www.weforum.org/.另外，通过相关关系分析四国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变异系数”与“GCI得分变异系数”的相关性也能说明社会福利制度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四国从2004至2011年间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变异系数”与“GCI得分变异系数”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见图2），R2值为0.959。这表明，瑞典持续稳定的高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实现国家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高位稳定。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信奉自由主义且从移民浪潮中获得了丰富人力资源的美国属于“低社会公共支出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情形，但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瑞典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思路，而且这种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思路更具吸引力。
2.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视角
瑞典实现“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与其社会福利模式具有紧密的关系。瑞典的福利制度框架是由一套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严格控制并须进行家计调查的济贫/社会援助体制同时组成。瑞典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居住或工作在瑞典的人，并为家庭和儿童，为遭遇残疾、工伤、疾病和年老的人们提供保护。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成员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保障。国内学者关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介绍很多，但大多是以传统的分模块的方式介绍其社会福利项目。本文尝试以人的个体全生命周期为线索，按照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获得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方式来梳理出瑞典社会福利模式如何实现在人的生命周期全覆盖，并藉此整理出高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路径图。从个体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人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期（成长及接受教育）、中年期（参加劳动）和老年期（对老年服务产生需求）。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正是通过完善的家庭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的需求（见图3）。
从瑞典的社会福利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图来看，假设一个瑞典公民经历了完整的生命周期，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完整的社会福利待遇。按照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划分，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瑞典的家庭政策为儿童健康成长和早期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公平、全面的保障。在瑞典，家庭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元素，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交织在一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强调尽可能充分就业的政治共识的影响。家庭政策的目标在不同的政府执政期间会有所改变，但其基本思想是家庭政策应为所有家庭创造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并提供机会促进父母双方将自己的工作与照顾孩子很好、很便利地结合起来。总体来看，瑞典多数家庭政策是基于居住权而非基于公民权利，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瑞典家庭政策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日间照料中心和课后服务（Day care centers and after-school services）、父母保险（Parental insurance）、儿童津贴（Child allowance）和其他待遇（Other benefits）。瑞典家庭政策的实施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全面的保障。从图3可以发现，从胚胎期到儿童入学阶段，儿童都可以享受旨在维护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这种维护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可以使儿童能够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获得良好的身体素质，积累较好的人力资本。
第二，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中完善的教育福利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素质、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图3表明，瑞典为青少年提供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免费的教育福利，而且对于那些接受教育时间延长的人会自动延长其相应待遇的给付时间，这对于公民接受教育有着明显的鼓励作用。对于处在工作期仍继续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瑞典采取继续发放学生援助待遇，以鼓励和促进成年劳动者获得必要的教育、更新知识水平从而提高劳动技能。
第三，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无后顾之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瑞典的家庭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交织在一起，家庭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将儿童抚养和父母工作巧妙结合起来。家庭政策的这一导向确保了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劳动参与。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以具体的家庭政策实施分担了父母在子女抚养照料上的部分责任，为父母参与劳动力市场和重返工作岗位解除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拥有完善的就业关联福利，具体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疾病补偿、就业支持计划等。这些就业关联福利使劳动者即使因各种原因失业后也能顺利重返劳动力市场。
第四，当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后，可以获得优厚的退休金和老年服务，老年阶段的生活能得到可靠保障。
3.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机理分析
上述以个体生命周期的角度对瑞典社会福利框架的分析表明，瑞典的高社会福利实现了两代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积极参与。而实现两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依赖于瑞典完善的家庭政策、教育福利以及就业关联福利制度。瑞典的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竞争力的机理和路径具体如图4所示。
图4展示了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了两代人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传递过程，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实现了代际之间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具体而言，瑞典的高社会福利创造强竞争力的路径有三条。
第一条路径针对已经参与劳动的父母。社会福利体系中家庭政策的实施，使瑞典生育率得到有效回升，并且旨在实现父母参与工作和子女照料平衡的家庭政策分担了父母抚养子女的部分负担，解除了父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同时，工作关联福利制度（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工作支持计划、学生援助计划、医疗补偿计划等）为父母一代成年劳动力参与劳动和就业提供了保障，增进和维系着父母一辈的人力资本。
第二条路径针对新生子女。这一路径最能体现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是如何保障瑞典公民在生命周期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和更新的。该路径从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是儿童阶段。在该阶段，所有儿童自胚胎期就开始享有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随着年龄增大，儿童在学龄前和学龄期都能获得公平的各种儿童津贴和免费的教育福利。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为新生瑞典公民创造个人生命周期的起点公平，同时也对儿童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瑞典公民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之后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维护。第二部分是儿童进入成年人并参与工作阶段。在该阶段，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路径与上述第一条路径是一致的。
第三条路径针对父母与子女。该路径体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人力资本的传递过程，是人力资本代际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代际人力资本传递过程的关键节点在于：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提升父母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父母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果会影响新生子女的先天发育条件，人力资本（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等）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对新出生下一代形成积极影响。
总的来说，瑞典的高社会福利之所以能够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保障和增强了社会成员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实现强国家竞争力的原因就在于：一是以家庭政策和工作关联福利制度维系父母一辈人的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参与率；二是以家庭政策、教育福利和工作关联福利制度维系新生儿童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更新；三是实现了代际之间的人力资本传递的良性循环。这就是瑞典的高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机理。
四、对中国的启示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中国在不断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有着迫切的要求和期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依靠高能耗和低劳动力成本等方式或因素实现了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全球竞争力有所增强。但是，先前依靠的有利因素正在逐步消失或减弱，增强国家竞争力面临寻找新的驱动力的需求。在关于驱动力讨论中，学者、官员以及民众对于是否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福利来促进国家竞争力存在分歧。一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而学者们对于是否要建设福利社会仍未完全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受“GDP至上”和“官本位”等观念的影响，始终对社会福利能促进国家竞争力心存疑虑，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将资本用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面对当前中国学术界、制度决策层以及民众的分歧和疑虑，瑞典的实证分析结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1.积极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社会福利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竞争力，相反，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可以并存。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看待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从社会保障角度为促进国家竞争力寻找驱动力。瑞典的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得益于其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代际之间人力资本的传递，而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主要得益于大量移民（引进国际优秀人才）来维持其在科技、金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瑞典实现的是国内人力资本的良性积累，而美国则深受外界人才政策的影响，其移民优势并不能长期维持。可见，在选择增进国家竞争力思路时，瑞典更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应通过积极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获得来自内部的人力资本这一驱动力。此外，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增进了其国内的社会团结，维系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劳动力就业岗位，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社会福利这些方面的功能都是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助力因素。因此，在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时，我们应当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
21世纪初，党和政府确定了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其进一步改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其中由“广覆盖”转变为“全覆盖”，应当是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从瑞典经验来看，瑞典社会福利待遇的覆盖并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死角”，在个体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瑞典公民都能获得社会福利制度提供的稳定安全预期，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和融入社会。当前，中国有必要实现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使处在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成员都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使社会成员在面临各种社会风险时能看到稳定的安全预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成果。
3.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积极挖掘和释放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效应
从中国国情出发，一方面，应通过完善儿童福利和教育福利制度，实现家庭政策与儿童福利制度的良好衔接，促进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中早期阶段获得公平的发展条件和机会，维护起点公平。当前，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重点关注对象为“问题儿童”，儿童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残缺型”制度安排，现行儿童福利制度缺乏促进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和促进社会成员良好的、公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理念。现有的制度安排如儿童福利院、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想而知，儿童在个体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无法获得良好且公平的发育和成长环境，将会把问题带入他们的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影响他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参与和社会融入。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进一步完善儿童福利和教育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应通过完善教育制度，实现与儿童福利制度有效衔接，提高公民的素质、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
总而言之，中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地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挖掘社会保障在积累人力资本、促进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创造就业岗位、维护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营造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社会有机团结等方面的作用来增强国家竞争力。
注释
①Gough， I. （1996） "Social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 No.2.
②何水：《哈耶克福利国家危机观评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与资本主义》，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3页。
④Greider， W. （1997）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en and Schuster， pp.57—58.Martin， H. P.， Schumann， H. （1997） 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London： Zed Books， pp.124—125.
⑤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77.
⑥Lindbeck， A. （1997） "The Swedish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September. Vol. 35 Issue 3.
⑦张世鹏：《德国左派知识分子费舍论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30期。
⑧Korpi， W. （2000） "Welfare sta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cholarly objectivity"， Challenge， 43（2）， March/April， pp.49—66.
⑨Sachs， J. D. （2006） "The social welfare state， beyond ide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Vol. 295 Issue 5， p.42.
⑩莫瑞吉欧·费雷拉、张文成：《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的成就与白银般的前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11]刘建辉：《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为什么是芬兰》，《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1日。
[12]郑功成：《高社会福利一定会带来福利病吗》，《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
[13]孙涛、臧秀玲：《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胥丽：《债务危机背景下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困境与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4]张士斌、何秋仙：《欧洲福利国家扩张与公共财政赤字的关联性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5]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5期。
[16]何静、徐静：《福利国家的竞争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年第20期。
[17]郑功成：《中国建福利社会可能且可行》，《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2日。
[18]郑功成：《欧债危机不是福利惹的祸》，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2/05/c_111218155.htm，2011年12月5日。
[19][20][21][22]OECD.StatExtracts. http：//stats.oecd.org/，2013年1月5日。
[23]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由萨拉·伊·马丁教授为世界经济论坛设计，旨在衡量一国在中长期取得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关于全球竞争力指数的详情请参见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原文。
[24]Bergqvist， C.， Nyberg， A. （2002）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and child care in Sweden". In S. Michel S.， R. Mahon （Eds.） Child Care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pp.2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