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中州学刊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政治和学术辩论的热门话题。不同时期的持不同价值理念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公众对于这一话题的观点是不同的。高夫（Gough）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早期，福利国家被认为是有效率和具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因素。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福利国家削弱了国家竞争力这一观点被提出来。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增进国家竞争力的观点再次有了新的追随者。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对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联系。学者们正是在经济危机的归因过程中产生了对高社会福利与强国家竞争力之间认识的差异。因此，对于有关“福利水平与国家竞争力”研究文献的回顾，一个合理的路径就是从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研究中寻找线索。
自1975年以来，由于经济危机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陷入重重困难，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阵营的学者掀起了关于西方福利国家危机讨论的热潮。在这一阶段，虽然哈耶克较少专门论述社会福利，但他主张的“自由”概念、强调小政府和提倡发挥市场作用的理念影响新右派福利改革的思想。②弗里德曼则认为英国、瑞典所代表的福利国家存在严重缺陷，因为无所不包的、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浪费的。③
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将学者们的目光再一次吸引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这一话题上来。有学者把全球化描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认为社会福利领域是遭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④全球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它增加了对国家提供社会保险的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国家有效实现这一作用的能力。⑤为此，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一度成为经济学家的抨击对象。林德贝克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外部竞争的增强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瑞典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瑞典模式的出现，该国经济增长率在20多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⑥对于上述观点，一些学者予以了回应。德国学者费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提供，不仅促进社会的互助团结，而且还能推动经济的良好运行。⑦其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林德贝克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人们并未发现明确无误的证据证实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⑧相反，在北欧福利国家这些拥有强有力和活跃的民主制度的地区，慷慨的社会福利国家带来的是公平、经济平等和国际竞争力。⑨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保护政策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可以在维护国内政治经济业绩方面发挥宝贵作用，可以为提高技能和生产率提供刺激和资源，以更普遍地促进经济竞争力的提高。⑩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国家仍在思考“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和“是否该建立福利国家”等问题。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只顾炫耀他们的成就时，北欧国家正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这种发展是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进行。郑功成指出，将高社会福利看成病态，并不分对象地评论福利病，是不准确的，社会保障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发展不良的替罪羊。
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国内学者再度关注社会福利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比较消极的代表性观点认为，高社会福利是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或“隐形推手”，但也不能把危机原因全归咎于高社会福利。一些实证研究也指出，社会保障财政失衡是福利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日益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在债务危机期间相对明显。另外，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更使隐性财务日益显现，债务货币化正使福利国家亦步亦趋，走向债务国家。而持积极观点的学者指出，福利制度造就了低廉的经济和社会总成本，普及的教育与科学开发了人力资本，从而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了良好条件。国民福利的增长跟国家竞争力是正相关关系，一个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定能够维系国家强盛与持续发展。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尽管从他们讨论“福利国家危机”的背后可以看到他们对于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二者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的逻辑，但是，支持福利国家和反对福利国家的学者们都很少直接论及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二者间的关系。即便有所论及，也只是提出较为宏观的观点，缺乏实证分析。本文意在承认“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水平会对国家竞争力造成影响”这一观点的前提下，通过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共存”的可能性，论证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并从中探讨对中国建设福利社会的启示。
二、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观点
的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关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趋于激烈。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的观点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将经济危机归因于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过程中一度得以确立并被认同。
1.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逻辑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效率放在最高地位。其观点否定福利国家、认为高社会福利损害国家竞争力的逻辑在于：福利国家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高税收政策使企业和成功者缴纳了高额税收，从而扼制了福利创造者的积极性，降低了个人积累，助长了懒惰，破坏了经济成长的动力和竞争力。这些损害具体表现在：第一，高社会福利损害了扩大再生产对于资本的需求，过高的消费消耗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第二，慷慨的福利待遇导致社会公民对国家的依赖增强，工作参与度降低；第三，福利国家的高社会福利提升了劳动力成本；第四，福利国家造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第五，福利国家服务体系更多地倾向政治目的而不是服务对象的利益，进而导致了福利的供给过剩或不足，因而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式。
2.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逻辑的局限性
本文选取分属于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类福利体制中的瑞典、德国、英国、美国这四个国家进行比较。比较指标分别为：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年度GDP增长率、劳动力就业率，数据来源为OECD官网统计数据库。在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方面，1980至2012年间，瑞典一直维持在27.1%（1980年）—32.0%（1995年）之间波动，远高于德国（最高值27.8%，2009年）、英国（最高值24.1%，2009年）和美国（最高值19.9%，2010年）的水平。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公共社会支出越多，越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而根据OECD官方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瑞典从1992—2011年的年度GDP增长率总体上超过了德国、英国和美国，整组数据的波动情况并没有出现如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公共社会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强负相关关系。此外，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严重的“福利依赖”在瑞典也没有出现。OECD官方数据库统计表明，从15—64岁年龄段劳动力就业率来看，2000至2012年间瑞典的就业率远高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瑞典的这一数值维持在72.1%（2004年）—74.3%（2012年）之间波动，而英国的波动区间为69.5%（2011年）—71.8%（2006年），美国为66.6%（2011年）—74.1%（2000年），德国为65.5%（2005年）—72.5%（2011年）。由此，新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相反，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瑞典一直维持着“高公共社会支出、高劳动力就业率和可观的经济增长”的局面。
以上对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内在逻辑的分析以及这种内在逻辑的局限性分析表明，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的命题无法完全站住脚。恰恰是一直受新自由主义批评的瑞典实现了高公共社会支出、高劳动力就业率、可观经济增长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