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及其重构——中州学刊

 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推动下进行的农村空间结构的巨变面前，村落熟人社会无疑遭遇困境并面临终结的危险。那么，以一定地域（在目前主要是社区）为单位构建熟人社会在当代是否还有价值？如果有，又该如何构建？对此，笔者先从现代社会的特质、熟人社会的功能两个方面对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1.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
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充分体现出专业上的分工协作和日常生活领域的独立自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市场上（即陌生人那里）购买到其所需的各种日常生活物品和服务。这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协作需求，从而进一步加深陌生人社会的结构性事实。实际上，在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中，市场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所有需求。一方面，个体的许多需求需要通过社区内的社会交换来实现，而这种社会交换依赖于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为人们社会交换的有序进行提供信用和规范。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并不能给人以完全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回归熟人社会，人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基于熟悉与道德基础上的本体性安全，以规避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压抑。
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个体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系统中，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风险来临的时代，恰恰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比如社区）中充分协作、密切配合，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目前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高度陌生的社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支持、协作意识，每个人在享受到高度自由的同时，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应对各种风险时显得单薄无力。因此，如果能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进行重塑，无疑有利于强化人们之间的协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最终有助于社区的整合。熟人社会可以成为应对搭便车困境的有力工具，将每个熟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利益整体中。
总之，在现代社会，以一定的地域（社区）为基础构建熟人社会仍然必要，它具有通过基于熟人关系之上道德性地增进各成员共同的自由和福祉之功能，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具有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从本质上说，熟人社会的价值在于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从而建立一种基于熟悉与道德基础上的本体性安全。当然，熟人社会也会产生一些负功能，比如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在熟人关系中的滥用与私化，使制度形同虚设，从而阻碍现代化进程。这些负功能的产生，在于熟人社会同那些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清，在于它的亲情原则越出日常生活领域去冲击和抵消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原则或制度。因此，只要合理地将熟人社会的作用限于日常生活领域，它就有助于增进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整合。从深层次说，主张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法治社会、契约社会。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轨道，前者主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后者主要是指在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要按照法治精神和契约理念进行运作。
2.以新型社区为基础构建“类熟人社会”
就社区这一地域性组织而言，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其本质已经蜕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所。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已经弱化或不再具有传统村落的生产性功能，而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活、休闲、娱乐和交往的需求，呈现出功能单一性的特征。同时，由于这种新型社区成立时间短，成员的异质性高，彼此处于一种陌生化的状态，如何将社区成员整合起来，是社区建设面临的一道难题。这里面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机制是关键。如果能够以社区为基础，建立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人们在其中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彼此关照，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无疑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
因此，有必要借鉴传统以自然村为单位构建村落熟人社会的做法，在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以新型社区为基础构建新的“类熟人社会”机制。这种“类熟人社会”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一样，其目的都是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且彼此信任的、以地域性（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只是这种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的含义与熟人社会有所不同。这种利益共同体主要是让社区居民树立一种集体意识，形成互帮互助的邻里生活新风尚，构建一个情意融融的人际氛围。其意义共同体则是让社区居民树立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由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浪潮中已经基本瓦解，新的社区“类熟人社会”最终建立需要培育新的基础，其中树立农民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社区协作意识十分重要。
“类熟人社会”的构建存在一定困难。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职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用于社区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很少，社区生活的时空大大压缩，由此，人们缺乏彼此熟悉的时空基础。此外，在工具理性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被消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些价值有的有益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有的则会破坏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利于熟人社会的转型。
为了树立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共建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在进行新型社区建设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设计并建设符合农民交往习惯的的公共空间。如前所说，目前新型社区的居民住宅日益走向私密性，这符合现代社会走向个体化的发展潮流。对此，为促进“类熟人社会”的生成，可以在社区中设立面向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空间，以延续农民传统的交往习惯。在这方面，当前城市社区建设已进行积极探索，设置了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如社区市民学校、多功能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网络室、娱乐室、康复健身室、便民服务室等。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可以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根据农民需求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居民活动空间，为农民社会交往提供平台。
第二，整合来自不同村落农民的社区记忆，保护传统村落文化中有助于凝聚人心、促进交往的文化风俗活动。这种方法贴近农民的思维习惯，可以顺利实现时空的衔接转换，往往十分有效。比如，各种传统佳节时的群体性庆祝活动应该加以继承发展。这些活动在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也为其创造了更多社会交往的空间，将来自不同时空记忆的农民整合进新的历史空间中，塑造新的社区认同，打造意义共同体。
第三，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有条件地发掘利益整合的社会基础，建构新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仍保有土地等集体资产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由于村民仍然通过土地等集体资产发生利益上的联系，因此需要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发挥引导作用，协调农民的农地利益，尽量做到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从而构建利益共同体。对于已经完全没有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需要引导农民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积极进行社会交换，实现互帮互助，建立利益关联。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个策略最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利益公平，关键在于营造规范的社会交往体系，吸引农民持续不断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中来。也即是说，利益关联是基本要素。如果仅按照契约精神、工具理性的思维发生利益关联，最终很难构建其乐融融的“类熟人社会”。为此，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道德规范建设，在多元价值观的当下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进行扬弃，继承儒家伦理中人情礼仪的一面，确立“类熟人社会”中公平互惠的社会交往准则，同时抛弃儒家伦理中强调等级差异的人际观念，建立现代人际平等的观念。二是在社区层面设计有效的社区参与体制，健全各种协作组织，比如邻里互助小组、业主委员会、社区虚拟网络平台等，以利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在此基础上，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社区居民在业余时间参与到类似传统村落社会各种仪式的活动中，增加社区居民的身体体验和情感投入，树立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最终树立一个社区和个人融为一体的“类熟人社会”整合体。
注释
①②③[11][12][13][1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10、48、8—9、65—66、48页。
④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⑤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⑥赵旭东：《乡村理解的贫困——兼评陈柏峰〈乡村江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⑦⑨[21]刘少杰：《熟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
⑧翟学伟：《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
⑩[23]吕承文，田东东：《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14]赵爽：《征地、撤村建居与农村人际关系变迁——以一个中国北方村落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0页。
[16]叶继红：《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差异性发展：江苏证据》，《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17]韩俊等：《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探索与政策思考》，《中国土地》2007年第3期。
[18]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19]叶继红：《城市新移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与推进策略——基于城郊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问卷调查》，《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20][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21][英]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