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标准舞艺术化编创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创新路径研究

【摘要】国际标准舞的艺术化编创是当前舞蹈创作领域的重要探索方向，将中原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能丰富国际标准舞的文化内涵，还为中原文化的现代表达提供了新载体。文章从题材选取的边界突破与融合尺度把控入手，探究中原文化意象、叙事、情绪的三重转译机制，进一步分析国际标准舞与中原文化融合时，语言言说、形式隐喻、动态新质生成的适配表达策略，以期为二者的融合创新提供可参考的思路，推动国际标准舞创作的本土化发展，助力中原文化的当代传播。

【关键词】国际标准舞；艺术化；中原文化；融合；创新

国际标准舞（简称“国标舞”）国标舞作为世界舞蹈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与外国文化特征。当该舞种进入创作范畴时，需有效协调舞种与作品、国标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最终呈现的作品需既符合现代审美，又能准确传播中原文化精神。基于笔者的创作实践，尝试从“题材选取”“身体转译”“选择适配”三个层面推进中原文化的融合创新，实现从表层转译（视觉、听觉与身体动作）到深层结构的融合。最终生成“既非纯粹国标、亦非传统中原舞蹈的‘第三形式’，这是一种属于当代的、国际语汇下的中原文化新表达”。这种“第三形式”既非对西方国标的被动模仿，亦非对中原传统的保守复现，而是在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新型舞蹈表达。

1.题材选取：边界突破与融合尺度

国标舞编创首先应立足舞蹈编导的宏观视野审视选材问题。舞蹈编导在选材层面本无明确边界，国标舞编创者亦遵循这一逻辑。由此可见，国标舞选材与中原文化在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基于这一认知，选材的核心矛盾并非“能否选取”，而在于如何精准把握国标舞形式创新、语言重塑及二者融合的“度”与“量”。简言之，国标舞的选材无需局限于与其固有特性相符的题材范畴。

需特别指出的是，国标舞的规范性与风格性会使不同题材呈现出差异化的质感、色彩与审美取向。因此，如何依托舞种特性深度诠释题材的精神内核，需要编创者进行反复推敲与考量。以此为导向，国标舞可深入挖掘中原文化的精神内核，将历史传说、民俗风情、地域文化与当代审美相融合，借助国标舞的肢体语言重构文化记忆。从展现大河风貌、意象丰富的《大河之舞》，到以现代手法诠释农耕文化的《我们的麦田》，再到对神话故事进行当代表达的《移山》及彰显红旗渠精神的《天渠之颂》，这些作品均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与创新自觉。

舞台空间与国标舞动作语汇的本土化探索，已不再局限于西方范式，而是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这种跨文化的艺术转化，不仅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还拓展了中原文化传播的路径与影响力。在动律与节奏中展现中原文化的风骨与律动，在艺术特征中呈现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国标舞语言正逐步实现讲述中原故事、构建中原文化新传播路径的使命。

2.文化转译：意象、叙事与情绪的三重机制

2.1中原文化的“意象”转化

何为意象？《易传》有云：“立象以尽意。意象即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传达深层的意念与情感。在国标舞创作中，从客观的“像”升华为艺术的“象”，需经历多层次的转化。首先，创作者要捕捉“像”的表层，即借助国标舞的身体特质拟化出某种物质形态，如以华尔兹的起伏连绵表现水波的流动。进而，将单一的国标舞动作组织为具有表意功能的艺术形式，使动作本身能够直接承载作品的立意。意象的生成，正是作品的立意与舞蹈形象相互契合、在互动中建构“虚实相生”审美境界的过程。“意”即情，即内容；“象”即景，即形式。意象相融，便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便是意与象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那么，意象在国标舞作品中如何具体构建？舞蹈意象的生成要求编导从“物质之像”出发，经由身体的动势、空间的调度、节奏的处理，最终抵达“精神之象”。其一，以舞种特性为基底，选取与题材气质相符的舞种语汇；其二，对国标舞动作质感进行调和，即根据意象所需的方向，主动调整舞种的发力方式、节奏处理与身体质感。其三，通过队形、构图、力效的变形，使抽象的情思获得可感知的形态；其四，在表演中激活动作的内在情感，使外在“形象”与内在“意蕴”同频共振；

以《大河之舞》为例，该作品运用摩登舞中的升降、流动、起伏、迂回、倾斜等语汇，生动描绘出黄河平静祥和、曲折蜿蜒、悠长倾倒、波涛汹涌乃至惊涛拍岸的意境之美。通过舞蹈结构的精心铺排，表现出黄河翻山越岭、穿越不同地域所形成的波澜壮阔景象。舞者的身体呼吸起伏、开合并蓄，饱满的生命活力与朝气，将黄河的气魄与舞者的精神合二为一，传神地呈现出黄河内在的精神张力与激情。与此同时，国标舞脚下的流动感与双人舞身体的运动轨迹，构成了舞蹈动作的生命力所在。观众在空间调度、身体运动、构图变换中，借助国标舞技术特质所塑造的“象”，联想并感受到黄河的“象”——这便是“以舞传情、以舞达意”。

《移山》，则以《列子·汤问》为创作根基，聚焦“坚韧不拔、敢为人先”的精神本质。通过“山的人格化”与“人的山化”这一双重意象的构建，将愚公之坚韧化作山体的屹立不倒，又将山峦的沉重移动转化为人力之无穷。舞者以探戈的顿挫、斗牛的力量，配合被解构的“架形”与“倾斜”，使观众在动态中既看见山的险峻，也看见人的刚毅。这种“山与人合一”的意象，最终展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集体品格，也使国标舞语言真正成为承载中原文化精神的“意之象”。

2.2中原文化的“叙事”表达

叙事表达，指通过中原文化故事的提炼，通过国标舞动作语言进行“言说”，将国标舞竞技性转换为舞台语言，根据作品结构从而诉说着故事情节、故事发展、人物关系等。通过“指向性”生活化动作融入国标舞动态特征中，将步伐与手势，造型与姿态、表情与风格、行为与舞种中互相渗透，达到叙事功能。中原文化题材非常广阔，例如河南四大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别山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及有关河南地域文化的文学小说等，如何从文学中提炼出舞蹈结构及国标舞身体的表达，需要创作者甄选中原文化题材。    

如国标舞群舞《天渠之颂》中人物形象从“寻求水源”“开凿水渠”“开渠建工”的情景与精神状态，将劳动动作与国标舞动机进行糅合贯通，推动叙事发展。例如“开凿”“捶打”“推拉”等生活动作与国标舞动作进行糅合，同时保留着国标舞姿态、步伐与身体质感仍，并产生强烈的叙事性，导致国标舞语言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叙事表达需注意“度”的把握。过度生活化会使国标舞丧失本体特征，过度保留竞技动作又无法清晰叙事。成功的案例往往在关键情节节点使用生活化动机，而在情绪渲染、氛围营造时回归国标舞的纯粹语汇，形成“叙事—抒情”的节奏交替。

2.3中原文化的“情绪”抒发

国标舞作品通过营造情感氛围、构建情绪张力，抒发中原文化中深沉、厚重而又热烈的集体情感。

《我们的麦田》以麦田自然发展为脉络，以沉稳、敦厚的国标舞身体质感，表现中原农耕文化对土地的深沉情感。在舞蹈中强调“向下”的力量感，脚部与地面的密切接触与推动，表现“扎根”与“生长”的意象。群舞队形如麦浪般的起伏波动，唤起集体性的乡土记忆。

同时，运用国标舞舞种表现四季变化，通过队形调度勾勒中华粮仓图景，并用国标舞流动的迁徙性队形变化，抒发中原历史上多次人口大迁徙的复杂情感。舞者群体的聚合、分散、回望、前行，交织着离乡的悲怆、新生的希望与文化的交融，然后通过国标舞竞技动作向劳作动作的艺术化转化展现人民劳作、种植、收获的情感发展，将个体生命体验与千年农耕文明相连，引发“古今同地、生生不息”的情感共鸣。

而《幕影挂帅》运用河南非遗罗山皮影的艺术形式，从音乐中提取豫剧、河南曲剧的板式节奏，将其拆解重组为国标舞的节奏型。将豫剧“快二八板”的急促节奏融入恰恰舞的基本节奏中，形成既有拉丁韵律又具中原戏曲张力的新型节奏型，从听觉上抒发中原文化的独特节奏与韵律。其次，作品中的皮影形象则选材于豫剧《穆桂英挂帅》的经典形象，以国标舞双人“引带关系”凸显皮影艺术“操作技巧”的形式表达，以引导与被引导作为动作发展媒介，传递“二老艺人”的艺术精神的与工匠精神的坚守，并将其注入在“穆桂英”“花木兰”的经典角色中，使作品“艺人”的情感通过皮影的艺术形式传递“精忠报国”“替父从军”的家国情怀。

3.适配表达：语言、形式与动态新质的选择策略

3.1舞种语言言说中原故事的准确表达

国标舞包含摩登舞与拉丁舞两大系列，共计十支舞种，各舞种均具备鲜明的动作审美特征、技术标准与规范要求。有学者指出，国标舞艺术表演舞的创作需以国标舞语汇为核心，同时可适度借鉴其他舞种的元素，并需贯穿清晰的人物形象与情节情绪线索。换言之，将竞技性动作转化为具备叙事功能的舞蹈语言，需经历多层次的创造性转换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转化过程包含三个关键环节：其一，提炼中原故事中的人物、行为与核心事件，明确舞蹈需传递的叙事内容；其二，依据人物形象特质、行为逻辑与情节发展脉络，将国标舞的竞技性动作“转化”为具有明确叙事指向的舞蹈语言；其三，通过系统性的编排设计，使舞蹈语言能够精准契合故事的发展脉络。国标舞的单个动作如同构成语言的“字母”，编创者需将这些“字母”组合为具有特定含义的“单词”，再由“单词”构建成表达完整意义的“句子”与“段落”，最终形成能够“言说”故事的舞蹈语言体系。若故事内容为A，则动作需从既有的竞技性形态B，转化为适配A的表达形式——这一转换并非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动作语言的重新塑造，具有强烈的叙事指向性。有学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从中国元素到中国叙事”的创作范式变迁。国标舞叙事技术的迭代升级，为挖掘中华文化题材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创作逻辑同样适用于中原文化故事的表达。

3.2舞种形式隐喻中原文化的契合呈现

国标舞的双人配合形式，如“引带与跟随”“闭合与打开”“旋转与倾倒”等，具有显著的隐喻功能。在作品《幕影挂帅》中，双人配合直接对应皮影戏“一人操作、一人表演”的技艺关系；在《移山》中，群舞的聚合与分散、承接与传递，隐喻着“从个体到群体”的精神传承。舞种形式并非装饰性元素，而是承载意义的载体。编导需发掘国标舞形式中与中原文化精神结构相契合的“形式关系”，例如探戈中频繁的“停顿”可对应愚公移山“久久为功”的节奏特征，斗牛舞中“不动之动”的庄严感可对应中原文化中“山”的意象。这种基于形式关系的隐喻构建，无需强行植入具象的中原文化符号，而是通过舞蹈形式本身的内在特质，完成与中原文化精神气质的对接，让观众在舞蹈律动中自然感知到文化内核，既保留了国标舞本身的形式特质，又赋予了其承载中原文化意蕴的新功能。

3.3舞种融合生成动态新质

单一舞种往往难以承载复杂的中原文化题材，因此需突破单一舞种的边界，开展拉丁与摩登舞种的融合，以及与其他舞蹈门类的跨领域融合。具体融合策略可归纳为以下三条路径：其一，在同一段落中运用不同的国际标准舞舞种。例如作品《移山》的第一段，通过探戈、斗牛、桑巴所具备的冲击力与力量感，具象化呈现山体的陡峭特质。其二，在作品的不同段落采用不同的国际标准舞舞种，以形成情绪对比与叙事推进。例如《我们的麦田》在表现中原农耕文化时，以桑巴展现春日的柔美与生机，以斗牛、探戈传递夏收的紧张与力量感，借助舞种的转换实现情节的递进与情绪的起伏。其三，对两个不同门类舞种的节奏进行重组，并对其力效进行变异处理，创造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动态”。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动作拼贴，而是在深入理解不同舞种发力原理的基础上，探寻可通约的运动逻辑。例如《幕影挂帅》将中国古典舞“欲左先右”的动势原理，转化为国际标准舞动作起始阶段的“反身”与“延迟”，实现内在律动的统一，在保留舞种辨识度的同时，拓展了文化表达的维度。

4.结语

将国际标准舞与中原文化进行艺术化融合编创，既需要编创者跳出传统赛事创作的思维定式，以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挖掘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又要精准拿捏文化转译的方法、守住适配表达的创作原则，在尊重两个艺术门类创作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创新路径。这种跨文化的艺术创作实践，不仅能够为国际标准舞的艺术化发展拓展新的表达空间，还能为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更能为中国本土国标舞艺术创作构建出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发展方向。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