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邓小平小道》的隐喻美学

电影《邓小平小道》是于2022年4月22日在中国内地公映的一部人物传记片，该片由雷献禾导演，卢奇、于慧等主演，讲述了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西南昌的一段生活经历。1967年10月，邓小平同志被当作“党内第二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近郊新建县的一家拖拉机修配厂。此时的邓小平（卢奇饰演），国家公职被开除，工资薪酬基本停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生活上都饱受磨折。到南昌之后，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于慧饰演）被安排在当时南昌步兵学校的一栋两层的楼房——“将军楼”居住。这是一处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仿苏式建筑。从这栋楼到修配厂要走20多分钟，为了减少邓小平与外界接触，同时也为了方便邓小平夫妇上下班，修配厂的工人在将军楼与修配厂之间修了一条大约1.89公里长的小路，后来被称为“邓小平小道”。这条小道不仅是小平同志在江西下放劳动期间往返于将军楼与汽修厂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他当时来回踱步思考中国前途与命运之地。据史料研究，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思路与设想就衍生于这条小道上。为此，这条小道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该片取材于邓小平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成功地刻画出了一位身处低谷但仍不忘理想与信仰的平凡中见伟大的人物形象。在这段艰苦岁月里，邓小平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常常以“想得开、挺得住”劝慰自己，鼓励他人，不但引导自己走出了那段人生“至暗时刻”，还帮助儿子邓朴方以及周围的群众挺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该片不但叙事角度新颖，而且还从善于从电影本性出发，在镜头的选择、灯光的调度、画面的构图、场景的营造等方面十分考究，体现出对电影艺术性的不懈追求，较好地克服了长期以来同类题材电影思想性有余艺术性不足的诟病，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截至2023年10月，该片已荣获“2022年度中国十大影响力电影”“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第55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铜雷米奖”“第7届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传记电影”等近10个奖项，同时也获得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法国电影委员会前COO资深影评人、制片人法兰克在评价该片时说：“电影《邓小平小道》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拍摄的特别棒，无论从剪辑到灯光，还是框架与拍摄制作设计方案，都使用了非常好的处理方式。”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认为：“这部电影里美学方面成功是多方位的，立意很高。通过这部影片，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有了新的拍法，是一个现代的电影美学，具有感性和充沛的力量，可以作为教材式的标本。”如果从隐喻美学的角度来看，该片的许多视听符号，包括“小道”“将军楼”、插曲《小路》以及楼梯、门槛、标语等都具有一定的隐喻色彩。所谓隐喻，原本指的是语言学上的一种修辞手段，意思是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是比喻的一种。后来，随着现代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隐喻开始从一种修辞手段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现代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人类思维的特征，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手段。有研究者指出：“隐喻是人类最原始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的一种形象思维”，它植根于人类“以己度物”的早期思维方式。美国学者乔治·莱考夫、马克· 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强调：“隐喻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和修辞性的技巧——一种与日常语言迥异的表现。……比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遍布语言、思维与行为中，几乎无所不在。我们用于思维和习惯的日常概念系统，其本质基本上是比喻性的。”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隐喻与文化语境的关系成为隐喻研究的重心，这使得隐喻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文化学角度研究隐喻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行为都是在特定心智、思维的支配下产生和实现的。既然人类的心智本质上具有隐喻性，那么隐喻性的认知、思维必然影响人们的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行为，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成果无不打上隐喻性的烙印。人类正是凭借隐喻这种心理机制，创造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乃至科学五大文化形态。”也就是说，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神话、宗教等都植根于人类的隐喻心理，具有一定的隐喻色彩。正如当代学者赵维森在《隐喻文化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人类文化呈现出多么纷繁复杂、形态迥异的景观，但每一种文化形态中都隐藏着隐喻的因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也是人类隐喻思维的产物之一。电影作为一门以镜头为媒介通过蒙太奇手法表达情感、反映现实的视听综合艺术，充满了大量符号，其中既有图示、影像等影像符号，也有声响、音乐等等声音符号，还有兼具视觉和听觉属性的人物对话、旁白、标语等语言符号。这些符号在电影中不但能起到再现环境、塑造人物、推进情节等作用，而且还是建构电影意义的主要元素。越是追求艺术性的电影，越是在符号的设计与运用上讲求暗示性，隐喻与象征也因此成为其常见手法。隐喻与象征的巧妙运用往往能使电影达到一种韵味无穷的审美效果。电影《邓小平小道》便是如此。

一、门槛——“人生之坎”

电影是一门视听综合艺术，视觉符号是电影传达信息、推进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电影《邓小平小道》中就有不少视觉符号具有一定的隐喻色彩。在影片中有这么一段情节：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本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坚持独立思考，不合时宜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与不解，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年纪轻轻就遭此厄运，加上对未来与人生感到无望，1968年8月，邓朴方写下了绝命书，然后从三层楼跳下，导致脊柱受伤，高位截瘫，从此只能与轮椅相伴。1971年6月，邓朴方被批准来南昌与父母亲人共同生活。为突出推轮椅上的邓朴方进家门时的艰难，影片主创人员特意在将军楼前修筑了三节台阶，然后通过镜头角度与景别的切换全方位地展现父亲、母亲、奶奶齐心协力把邓朴方的轮椅抬过门槛，推进家门的情景；尤其是在过门槛那一段，导演通过一组特写镜头凸显了其中的艰辛与吃力。在这个段落，“门槛”这一视觉符号得到了强有力的突出，使之与邓小平及其家人的“人生之坎”形成一种隐喻关系。确实，对于主人公邓小平及其家人来说，此时的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被撤销党内职务、被下放监督劳动以及被迫害至瘫痪等等都是人生中的一个个“坎”。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曾说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在电影中，主人公邓小平面对艰难困苦时也曾多次强调：“我们现在不需要眼泪”。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些“坎”不能靠眼泪，只能靠顽强的意志力和家人的齐心协力才能迈过去。“门槛”因此与“人生之坎”构成“喻体”与“本体”的关系，其隐喻色彩不言而喻。如果从宏观层面来看，不但每个个体人生路上会碰到挫折，即“坎儿”，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也会碰到“坎儿”“文化大革命””对于主人公邓小平及其家人来说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坎儿”，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道必须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才能跨过去的“坎儿”。由此可见，“门槛”这一视觉符号在影片中承载了多层隐喻内涵。

二、小道——“人生之路”

在影片中，还有一处十分重要的视觉符号，那就是“小道”。如前文所述，“小道”是新建拖拉机厂的工人为了方便邓小平夫妇上下班同时也为了保护其少受外人干扰而修筑的一条小路。作为影片的片名，其隐喻内涵也十分丰富：首先是作为主人公邓小平人生之路的隐喻。影片多次以俯视镜头再现了这条小路的蜿蜒曲折，意在以此来象征主人公曲折的人生之路。众所周知，邓小平的人生经历过“三起三落”，分别是：1933年初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中，受到工作和家庭双重打击，陷入人生低谷，这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落”；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利用留法期间的办刊经验，担任了当时中革委的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并带领编辑部随军长征，使之成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的重要武器，小平同志本人的新闻宣传工作能力与才华得到了发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与斗争，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仅保留党员身份并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郊区参加监管劳动，陷入人生“第二落”；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实现人生“第二起”；1975年1月起他重新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1976年4月再次被“打倒”，陷入人生“第三落”；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官复原职，实现人生的“第三起”。小平同志这样一种人生经历正好与影片中蜿蜒曲折的小道形成了一种隐喻关系。

影片中的另一位人物邓朴方的人生同样像这条小道一样几经坎坷。196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一位成绩优秀、乐于助人的优秀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已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他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像他自己和父母亲人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科学家，助力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不但他父亲被“打倒”，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绝望之中，他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从此从一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人生轨迹变得异常坎坷曲折。邓朴方的这段经历被如实地反映到影片《邓小平小道》中，1971年的夏天来到江西南昌后，邓朴方与父亲邓小平一样处在人生的低谷时期，发出了“路在哪里”的呼喊，其内心的焦虑与痛苦溢于言表。影片中的这条“小道”与邓朴方的人生经历也可以说构成了某种隐喻关系。

三、传主邓小平——民族精神的化身

此外，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影片对传主及其人生经历的选择也体现出一种隐喻思维。影片没有像传统传记电影那样以通史的方式讲述传主邓小平的一生，而是特意选择了邓小平在江西南昌时期的生活。这个时候的邓小平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一切职务，只保留党员身份，从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变成一名只有党员身份的普通群众，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郊区接受监督劳动。此时的邓小平已是一位65岁的老人，没有了职务，也没有了权力，儿女一开始也都不在身边，只有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年迈的继母相陪，可以说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由始至终，主人公邓小平都没有放弃理想与信仰，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对抗人生的种种苦难、命运的不公。在影片中，他曾对一位前来求助的年轻人说：“忍，不是认输，是信仰，信念”，面对困境要“想得开、挺得住”。在影片中，他常以幽默的语言化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苦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身处困境仍然不忘民生疾苦，得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一千道一万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根本”等真谛。主人公身上这种隐忍与坚强以及心系人民的精神，既体现了一位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情怀，同时又是中华民族面对困难不屈不饶、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的化身。从主人公身上，我们不但可以体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民族精神，还能领会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要义。

为了凸显主人公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不饶、乐观向上的性格特征，该片在光线的设计、明暗的调度等方面颇具匠心。例如在光线的设计上，该片多处采用整体暗光、局部亮光的设计，也就是在拍摄主人公邓小平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物时用暗光，只保留主人公邓小平身上的亮光。这亮光有时是直线形的，有时是锥形的，这样的光线设计以及明暗调度使主人公邓小平宛如黑暗中的一道光，引领自己以及身边的亲人朋友走出灰暗人生。比较经典的一处出现在儿子邓朴方归来后，邓小平夜里每两小时起来一次给邓朴方翻身，有一次累得坐在楼梯上。此时，灯光从高处照在传主身上，形成一个锥形，主人公头部仰起，目光坚定，其坚毅与刚强，观众隔着屏幕都能体会到。此外，还通过典型镜头“泼冷水”、开辟菜园等凸显了主人公身处困境仍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使传主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影片引起了不少中国观众的共鸣，较好地实现了编剧王兴东所想传达给观众的启示：“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百折不饶、不甘贫穷、不甘落后的意识，面对疫情等困难，我们不能躺平，要奋斗、要抗争，在逆境中看信念、在困境中看信仰、在恶境中看信心。”

此外，电影中的“将军楼”以及歌曲《小路》等也有一定的隐喻色彩，“将军楼”是一处封闭昏暗的小楼，与当时主人公的处境形成一种隐喻关系；邓小平父子在小道上哼唱的前苏联歌曲《小路》与“小道”一起构成邓小平父子人生之路的隐喻。总之，电影《邓小平小道》就是通过“门槛”“小道”、《小路》等视听符号以及传主邓小平等隐喻符号的设置使该片在人物刻画、情感抒发以及主题表达等方面都变得十分含蓄，给人以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觉。这种“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达方式，不但使该片有效克服了以往同类题材电影表达方式过于直白、说教意味过重等痼疾，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的结合；同时还赋予该片一种“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的审美韵味，为同类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某种示范与借鉴。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