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与“新西部电影”之融合与发展
中国西部是一片神圣而又令人向往的土地,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风貌闻名于古今,黄土、沙漠、戈壁等元素符号更是带给这片土地无限的想象空间,发出浓郁的原始野性,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概念上的西部类型电影通过描绘中国西北自然人文环境,民族风俗习惯,展示人的社会生活和地域意识,从而上升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反映层面上的一个民族电影类型。早在1984年,钟店棐先生就提出: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西部片”的号召。随后一系列以中国西部独特地域文化为特色的电影便不断推出,《人生》《老井》《黄土地 》《红高粱》《野山》等影片将西部魅力呈现给大众。
“西部电影”与“新西部电影”概念之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初,以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何平等为代表的导演群体的早期影片探索,缔造了中国西部影片的经典时期。其影片无论是影像风格还是深沉文化内蕴都充斥着最原始、最质朴的东方面貌,绽放着西部豪迈奔放的生命气息。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透过黄土高原特有的西北黄河风情和人文内涵,展现一方民族独特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作为经典西部电影时期的开篇之作,同时也奠定了西部电影关注西部现实生活的走向,以呈现和剖析人物心理和形象的方式,审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内蕴。随后一系列践行这一风格的西部电影也相继问世,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镜头中那片贫瘠而又充满生命力的黄土地,映射出土地上的人物命运以及对原始文明和传统民族精神的反思;吴天明导演的另一名作《老井》通过“打井”表现普通民众与命运的顽强抗争,反映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电影又一次走向了大地、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处。
经历初创期后的西部电影,已经具备鲜明的风格特色,相关理论和实践也逐渐成熟,“西部电影”变成了一种竞相研究和模仿的艺术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西部电影已经开始尝试类型化的创作,其中糅合武侠片风格的《双旗镇刀客》、加入农村题材的《秋菊打官司》以及融合魔幻题材的《大话西游》等电影,无论是从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影像元素尝试上都有了较大的突破。2002年,电影《美丽的大脚》使得中国西部片理论出现新提法。西影集团总裁延艺云从一个产业从业者的角度为“新西部电影”做了诠释:“结合时尚的审美潮流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结合资本运作,以品牌和市场效应塑造一个聚合的文化品牌。”此外,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新西部电影,除了沿用已有的比较成熟的类型之外,也应有着新的探索与突破”。结合二者说法,“新西部电影”概念逐渐成型,旨在坚守中华民族传统和地域美学的基础上,通过糅合与借鉴国外西部电影类型和制作模式,寻求艺术和商业的平衡,适应资源整合的趋势。
“新西部电影”的概念深刻阐释出西部电影发展的新姿态。“新西部电影”与其他传统西部影片唯一本质分野在于,它不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意义层次上的中国西部影片概念,而是彰显涵着我国新时代内涵、融合传统西部影视文化元素、着眼于全球视野中的民族文化形态。以娄烨、贾樟柯、王小帅、路学长、管虎、姜文等为典型代表的导演群体,无论在作品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道具运用、画面效果处理手法等许多领域层面,他们都在力求标新立异,凭着其崭新的电影语言、冷峻犀利的人性哲理反映、具有力度感的大银幕形象等,以这种前卫新方式直接冲击、颠覆了国内旧有的传统电影模式,给国内影坛一股强大震撼的视听冲击波,在新媒体态势下起到了先锋作用。作为在探索中求生存的导演们,以各种形态的创作全面诠释了“新西部电影”的本质与内涵,虽备受争议,但也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人文情愫上的融合与发展
“西部电影”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揭示和呈现,也是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历史再现,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准确的传达出大西北人在生活、创业时的激情与豪迈、开拓与进取、创新与奋进,鼓励大西北人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勇气和信心。“新西部电影”再现经典西部新气息的同时,跟随时代发展的潮流,融入集体创作记忆,从展现故乡情结入手,表达当下人们的情感困惑和时代困境。
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是中国西部电影的开篇之作。电影讲诉了主人公高加林在错综复杂的城乡交叉带中进行人生选择和自我建构,在农村还是城市还是非农村还是非城市这样一个循环结构中经历不断自我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后,而终将向传统回归的这么一个历程。《人生》反映出了导演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电影塑造出自我意识觉醒、等待时机、勇敢追求城市梦、立志改变命运的主人公高加林,另一方面又对追求个人利益而违背传统道德的高加林提出了批判。由此可见,《人生》不仅表现出不可阻挡的现代文明对传统价值的冲击,同时也表现出导演对传统社会道德模式的固守和依恋。影片中“负心汉”形象的高加林最终回归农村,而朴实、包容、集具中国农村妇女多种传统美德的刘巧珍更加博得了观众的同情和喜爱。由此可见,影片虽然反映了一定的思想现代性启蒙,但是这种反映在电影中却是隐晦的、温和的、保守的。
与同样讲诉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贾樟柯导演不同的是,贾樟柯所代表的“新西部电影”作品中显露的现实主义和反经典叙事情节更加突出。他的作品《小武》以生活在中部某小县城的梁小武的生活为切入点,讲诉了其在接连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后最终失去自由,成为囚徒的过程。电影中的梁小武与贩烟发家致富的昔日好友小勇友情的瓦解,和同样是底层人歌女胡梅梅的相濡以沫,以及与只在乎金钱而对城里人百般殷勤谄媚的父母的决裂,都展现了这样一群边缘人卑微的生活境遇,直击当代社会痛楚。《小武》也揭露出时代进步和社会城镇化进程中的人们,由于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规则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命运悲剧。贾樟柯根据自己生活经历和背景,敏锐的捕捉到时代变革所带来的改变,从而创作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西部影片填补了对于故乡和情感的记忆空虚。他的另一代表作《三峡好人》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电影镜头通过呈现煤矿工人韩三明和女护士沈红两人寻亲过程中经历三峡拆迁以及各种人物和事件的交织,揭露出时代更替导致的不同阶层人民不同的命运走向,镜头对准的仍然是中国最底层边缘人物,反映出他们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和高度进程的现代化中最真实的状态。由此可见,相较于传统西部电影所要达到的促进思想解放, 让人性、道德复归到人本身的价值上来这一任务,新西部电影导演的创作更加偏向于平民化,以更加平等的姿态,讲诉更生动的故事,触及更深层的情感以及引发更深层的反思。
影像风格上的融合与发展
我国西部片是我国第一部以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为内涵的类型影片,其电影艺术价值就是打通了一个通往尚待开发的人文富矿的途径。无论是广袤深厚的黄土高原、逶迤连绵的沙漠戈壁、雄浑壮观的塞上草原还是神秘悠远的可可西里……,都以一种大西北独有的、原生态的、历史与厚重浑然的朴实姿态展现在我们眼前,令观者流连忘返,回味不已。而这些往往体现在创作者对影片的诠释上,与情节、人物、细节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达成和谐的氛围。
在传统西部电影中,电影中的影像不仅以一种或雄壮或深沉的姿态成为影片的重要叙事背景或者直接参与叙事,更是作为道具的身份而存在。如陈凯歌代表作《黄土地》,在电影一开始就通过一个层叠化的全景镜头,把雄伟壮阔、连绵不绝的山脉土地都表现了出来,演员在黄土地和群山间不断穿行,整个场景不断地在不同的高度叠加,但似乎始终没有尽头。电影中黄土地这一符号象征可以说被用到了极致,那片广袤、厚重、寸草不生、贫瘠的黄土地不仅是对深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映射,也体现了它对世世代代依存它而生活的人们的束缚。
新西部电影虽与传统西部电影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新生代导演金琛如是说:“今天我们重回西部,将一个美丽而感人的故事放置在高原上,绝不是想重温往日的西部影像,美丽、博大、神秘、和谐、冷峻,一个五味交融的人间美景图画,绝不是一派贫穷、荒凉、愚昧的代名词。《可可西里》作为“新西部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也是导演陆川的成名作。它讲述了一支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的巡山队从诞生到被解散的悲剧命运的故事。镜头里的可可西里神秘、崇高而又无情,既有漫卷的风沙、恶劣的天气、肆虐的流沙,又有美如油画的雪山大漠、落日苍穹。陆川采用纪实性纪录片的手法,频繁使用长镜头,没有丝毫浪漫化和英雄化的处理,保持了环境带给人的最直观、最真实的感受,因此电影才会给观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感。可可西里其实就是广袤西部地区的一个缩写,它既表现出西部的落后、贫瘠的一面,又表现出了它想要冲破刻板、束缚积极的一面,这样的碰撞下,才让“西部”这个地方充满神秘和魅力。新生代导演镜头下的西部,也就造就出了新西部电影这样一个既有传统又积极突破的新影像风格。
类型糅合上的新探索
传统西部电影没有以公式化、定型化、图解式的造型来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是因为坚守精英创作意识,强调影片的社会性、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改编的先锋性以及导演创作的风格化,所以西部片很难形成统一的创作范式。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类型”缺失的问题,电影学者周星表示,“在长期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电影创作并不以类型片创作为目标,新中国的类型片基本不存在,中国电影确实没有出现西方式概念的类型片,即使市场经济改变了电影的生存背景 。”
以《小武》、《三任逍遥》、《站台》为代表的西部城市风情片,着重于对西部城市和乡镇群体的描绘,重新检视时代脉络中的城乡剧变以及变迁中人物的命运走向。这类影片保留了导演艺术追求的同时,也是中国文艺片市场化的一种探索。何平导演的电影《双旗镇刀客》以西部片为“形”,武侠片为“质”,创造性的将武侠片中侠义精神的灵魂融入西部片中,形成了叙事和视觉双奇观,是对西部电影类型化的前卫型探索。西部武侠片中恢弘的场景和视觉设计不仅延续至今且创作上已相对成熟,并不断演化为中国民族电影商业化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类品牌。
“新西部电影”较之传统西部电影更为明显的类型化探索趋势,延续了传统西部电影在类型化探索中的文化特征,同时呈现出与传统西部片不同的类型化风格特征。新生代导演群体在艺术追求和生存两者之间,找到一条兼容并包的出路,将传统西部电影与多种类型片糅合创作,尤其是对美国类型片的借鉴,由此便成就了这一代导演最与众不同的一面。美国大制片厂流水线式生产的如西部片、喜剧片、警匪片、歌舞片等的多种电影类型,虽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和可预见性,但能最大的保障投资和商业回报,因此为“新西部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提供了多种思路。宁浩的《无人区》糅合了喜剧片、公路片、犯罪片等多种电影类型元素,追求“原始质感”如黄沙、戈壁、荒原等元素的同时,加入了美国西部片中如暴力、野蛮、残暴等经典元素,带给观众强烈的视听刺激。在无人区公路上的殊死搏斗、与贩隼团伙的血腥枪战等情节,既保留了东方独特美学意蕴传统,又让观者体会无人之地的“黑色寓言”。事实证明,这是新西部电影的类型化探索中一次新颖且成功的尝试。再如姜文导演作品《让子弹飞》更是一部糅合多种类型元素的典型电影案例,影片的基本格调为喜剧,但其中的暴力、动作、枪战、奇幻等类型元素在形式上又有完美的融合,电影既追求了视觉上的“求异”,又倡导了叙事上的“求新”,酣畅于影片独特风格的同时,又在内容上扩充了巨大的思考和感受空间,由于在兼容性上做到了游刃有余,一举成为叫好又叫座的商业大片。
结语
孙英春指出:“每个文化都不是单独发生发展的,均受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创造过程的影响,并与其他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才能得到继续前进的动力。以上基于西部电影向新西部电影演变过程的分析,对人文情愫、影像风格、类型糅合等各方面的融合、创新与发展进行梳理,对新西部电影的时代性应变以一种“重启”的姿态,实现与传统西部电影的价值承接。同时反思西部电影传承的历史困境和当下机遇,对后来导演群体的影视创作提供新路径,开拓新平台。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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