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绘画对克里姆特人物画的影响

摘  要：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是奥地利维也纳分离派的领袖人物，杰出的西方艺术家，其后期人物画创作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通过其作品分析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包括绘画构图、线条、色彩和绘画元素等对其人物画创作的影响。克里姆特是中西艺术借鉴融合的一个范例，其作品对中国当代绘画创作产生广泛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探索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和艺术创新模式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克里姆特；人物画；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借鉴。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著名的象征主义画家，分离派绘画大师，其早期人物画作品基本上采用西方传统的表现方法，以严谨的造型和灿烂的色彩为其特征，成立分离派之后形成装饰性和象征性相结合的表现风格，后期作品则减弱写实性，注重写意性，借鉴中国传统绘画样式，如中国绘画的构图、线条和色彩运用等，并大量吸收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如瓷器绘画、木版年画、服饰图案等，从而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

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部分，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顺应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思想直接指导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如中国绘画不注重对自然的描摹，而是通过意象的手法来表现自然，从而抒发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画面形象与自然物象呈现出似与不似的状态。西方绘画与此相反，强调对自然物象的真实再现，关注光影、明暗、体积、透视、色彩等要素的科学观察和真实表现，而克里姆特后期的人物画创作偏离了这种轨道，反而与中国传统绘画创作理念相一致，展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对其人物画创作的诸多影响。

一、中国绘画构图的影响

相对于西方绘画传统构图形式，克里姆特人物画构图更趋向平面化，这和中国绘画构图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中国绘画不追求西方绘画的一点透视法，画面中的物象安排灵活自由，千里江山能在尺幅之间展现。又如中国绘画注重“留白”，看似无一物，却似万物生，无物胜有物，空白之处呈现出画中乃至画外世界，成为画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代画家华琳《南宗抉秘》中说:“白，即是纸素之白，凡山石之阳面处、石坡之平面处，及画外之水天空阔处、云物空明处、山足之杳冥处、树头之虚灵处，以之作天、作水、作烟断、作云断、作道路、作日光，皆是此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亦即画外之画也……。” “知白守黑”使得画面物象不局限于纸张尺寸，浩荡山水流淌于这虚实相生之间，着墨处有物，未着墨处亦有物，这也是中国智慧“化繁为简，虚实相生”的体现。这些在克里姆特的人物画作品中都能找到鲜明的例子，如壁画《贝多芬横饰带》，这幅作品画如其名，是克利姆特于1902年为“贝多芬展”绘制，长达34米，被评为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精妙的诠释。很明显，克里姆特在这幅作品中摒弃了西方传统的构图方式，采用散点透视法，将丰富的内容自由展现于长卷之上，这是对中国式空间处理的大胆借鉴，同时，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空白，形成强烈的疏密、虚实变化，这些在西方绘画中是十分罕见的，但恰恰为这幅作品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也注定成为人们最受关注的精妙之处。如果把此幅作品和古老的中国绘画长卷《洛神赋图》放在一起，我们会领略到二者的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散点透视和留白的构图技巧高度一致，可谓异曲同工。《贝多芬横饰带》中之白和《洛神赋图》中的留白一样，不是无物，而是激烈的情节与宽宏的意境中穿插的舒缓，为视觉提供了休憩的时间，也赋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延伸出无限的可能性，这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留白之妙。

克里姆特《艾米丽弗洛基的肖像》181cm×84cm 布面油画 1902年

作品《艾米丽弗洛基的肖像》则是在构图形式上对中国绘画进行了借鉴，其尺寸规格极似中国画四尺宣纸，这在西方绘画中很少见，尤其是右下角一明一暗的两个方形落款，很自然的让人联想到中国画特有的落款形式——印章，而且一阴一阳，匠心独具。这种对中国画印章形式的模仿在多幅作品中出现，又如《赫敏·加利亚的肖像》《玛格丽特·斯通博若格-威特根斯坦肖像》等。

二、中国绘画线条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是骨，是构成画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绘画的灵魂，是独立的艺术元素，既是物象本身，又超脱于物象之外，线条的起承转合承载了画家的功力与生命。如中国绘画《八十七神仙卷》《送子天王图》《维摩诘演教图》等都是以线条为造型方式，塑造出结构丰富、数量众多的人物形象，场面宏阔，疏密有致，展示了独特而典型的东方艺术风采。在西方绘画中，线条虽同样重要，却不同于中国绘画中线条的作用，其线条为塑造形象而画，为塑造空间而画，如同明暗调子一样依附于空间明暗，离开了形象，线条即失去了价值。克里姆特与西方大多数画家不同，在他的作品中，线条作为独立元素大量出现，这让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东方韵味，在西方绘画艺术中独具一格。

如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的肖像》中，背景大量采用金线绘制的旋涡纹，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感，营造出神秘而魔幻的效果，同时与笔法细腻的人物刻画产生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绘画中，大量出现的云纹的作用也是如此，如《八十七神仙卷》中围绕人物的云纹突破了原有人物组合的节奏，为画面提升了生气，为作品带来韵律与氛围的升华。他的作品《吻》中，漩涡状的线条同四周的方格纹样形成对比，刚柔并济，打破了原有均衡的节奏，同时在视觉上塑造出温和而又动感的形象。就像中国绘画中利用线条疏密来营造空间节奏一样，克里姆特使用平直、弯曲的线条来塑造变化，为画面增添装饰性。由此可见，克里姆特作品中的线条，其作用更多的类似于中国绘画中的线，而非同时代西方画家用其塑造空间形体的作用。

更为直观地体现克里姆特线条表现力与概括力的作品是克里姆特创作于1898年的《鱼之血》，仅使用一支羽毛笔用线造型，线的疏密构成响亮的黑白灰关系，其表现形式与中国特有的以线造型的艺术形式白描如出一辙。其他作品如《水蛇》突出地彰显了线条的魅力，透漏着来自中国线描艺术的影响力。在他最后期的作品中，加强了线条与色彩的结合，使线条弱化隐于色彩之中，但仍然散发着东方线描艺术影响下的光泽。  

克里姆特《持扇女子》100×100cm 布面油画 1917-1918年

三、中国绘画色彩的影响

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与西方不同，色彩的运用更多来自于作者的内心，有很大的主观性，而非真实再现。纵观克里姆特的作品，其色彩的运用有别于西方画家，明显受到了中国绘画如中国画、瓷器绘画、民间年画等艺术的影响。尚莹辉认为，中国绘画色彩的表现一直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影响，儒家讲究“正德正色的合‘礼’之色，文质兼备的合‘度’之色，绘事后素”；道家讲究“五色令人目盲”“虚”“无”等 ，产生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之美。比如山水画中，形成了青绿、石青为主的青绿山水画，花青、藤黄、胭脂、赭石等成为中国画家广泛使用的色彩，克里姆特作品中虽然没有这些色彩的运用，但其用色的方法和理念与中国绘画的用色异曲同工，如后期大面积纯色碰撞的用色方法，大量高饱和度色彩的装饰运用等，都能够和中国绘画用色找到相通之处。如作品《持扇女子》《玛达·普里马韦西》的背景，此时的克里姆特已经没有了金色时期在背景上大量运用金银装饰的手法，而是采用直接的绘画方法，重视笔触和肌理效果，工艺性的减少也让其绘画性大大增加。《持扇女子》中的凤凰图案与鲜艳的花朵，更是采用了平面的画法，色彩高度概括、主观，他专注于物体本身的固有色，而非平日写生中专注自然色彩再现的方法，这样的色彩运用在其之后的作品中大量出现，这同中国木版年画的用色方法一致，或者说克里姆特直接把中国木版年画应用于作品之中。我国木版年画的用色多用黑、红、绿、黄、紫等鲜明对比的色彩，画面鲜艳而热烈，色彩的运用几乎达到了高度自由的程度，如民间画工毫无顾虑的将大红大绿、明黄暗紫的色彩搭配在一起，起到了直抒作者胸臆的效果，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克里姆特深受其影响并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对中国绘画用色方法和理念的借用将其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的运用

克里姆特作品中许多造型元素可以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找到端倪，如他的人物画作品中有一种标志性几何图案——漩涡纹，被广泛运用在作品各处，这种“漩涡纹”正是来源于中国古老的绘画艺术形式——彩陶图案。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样正是“漩涡纹”，这种图案是其作品平面装饰性风格的重要元素，如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的肖像》中，漩涡纹作为背景围绕在人物周围，配合旋转式设计的长袍，使整幅画的气质在富丽堂皇的同时又神秘莫测。这种现象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也能找到影子，如类似龙纹的运用，说明克里姆特很早既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在他的后期人物画作品中则直接大量使用中国传统绘画元素作为背景，如瓷器绘画、木版年画、服饰图案中的戏曲人物、凤凰、孔雀、花卉等形象，这类作品有《持扇女子》《女友》《伊丽莎白·巴赫芬·艾希特肖像》《弗雷德里克·玛利亚·比尔画像》等。《女友》中的背景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凤凰、仙鹤和花卉形象，在右上角，有一只黑色的公鸡，其用笔技法、造型意蕴与中国水墨写意画高度一致。《伊丽莎白·巴赫芬·艾希特肖像》的背景为中国瓷器绘画或木版年画中的戏曲故事《香罗带》，人物衣服上则布满了中国传统绘画云、水、火、如意、蝙蝠等纹样。《弗雷德里克·玛利亚·比尔画像》的背景充满了中国瓷器绘画中刀马人物大战的热烈场面，和肖像女子华丽且极富动感的服装融为一体，也和神情淡定的女子形象形成强烈的动静对比。除此之外，克里姆特作品里还存在着来自中国的其他艺术元素，如中国古典建筑、戏曲脸谱、汉画像石等。

克里姆特《女友》99×99cm 布面油画 1916-1917年

这些中国艺术元素来源于他的收藏，生活中，他对中国艺术表现出由衷的热爱，我们在摄影师莫里茨·纳尔拍摄的克里姆特画室照片中可以看到, 墙壁上挂着中国的木版年画，上面是关羽像及身后的周仓、关平，书架上摆放着几件中国瓷瓶和“和合二仙”瓷俑及一盒戏曲人物。席勒回忆，他的房间里有一个大衣橱，里面陈列着漂亮的中国及日本服饰。克里姆特的妻子埃米莉·弗勒格就曾穿着中国袍服摄影。另外，他还收藏有来自中国的绘画、屏风、陶瓷及关于中国艺术的书籍，这些都融入了他的作品，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   

5、结  语

纵观克里姆特的人物画创作，其敢于挑战传统的创新精神，善于借鉴吸收他国艺术的学习精神，深深影响了无数画家，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创新树立了典范。在中国当代绘画领域中，中国画家对克里姆特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亲切感，如画家卢延光极富装饰性的线条、平面化的构图和夸张的人物造型，都折射出克里姆特的影子。工笔人物画家张见的不少作品采用“一个人物配上图案装饰”的构成形式，与克里姆特后期作品风格相似。在中国历届全国美展及每年的美院毕业展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受克里姆特影响的作品，如笔者的本科毕业作品《落·生》在画面构成处理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也得益于克里姆特人物画的启示，在未来，他的影响会更加深远。 

文章来源：《新美域》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