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技与舞蹈的“跨界互鉴”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以“肩上芭蕾”为例

摘要：“肩上芭蕾”被誉为“优雅的杂技，惊险的舞蹈”。这种由吴正丹、魏葆华首创的表演艺术形式是将我国传统杂技与西方古典芭蕾巧妙结合的产物。它通过身体语言的通用性，打破了文化壁垒，实现了与世界的艺术对话。文章将从杂技与舞蹈的“跨界互鉴”与跨文化传播视角出发，探讨“肩上芭蕾”如何通过艺术创新实现中西文明的融合与互鉴，分析其在国际传播中的成效，并思考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以及“文化出海”的启示意义，以期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肩上芭蕾”；跨界；跨文化传播；共通语码；文化身份认同

“肩上芭蕾”作为杂技与舞蹈跨界融合的典范，其诞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时代背景。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成为一种趋势。中国传统杂技历史悠久，以其高超的技艺和惊险刺激的表演风格闻名于世；而西方古典芭蕾则以其优雅的姿态、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严谨的舞蹈规范深受人们喜爱。“肩上芭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两者巧妙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它不仅是对传统杂技的创新，还是对西方芭蕾的本土化改造，为艺术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肩上芭蕾”的艺术创新与跨文化传播成效

1.1杂技与舞蹈的跨界融合成就了“肩上芭蕾”的艺术创新

杂技与舞蹈同为人体动作艺术。它们彼此相依、混生发展的文化景观自古有之。从夏代的奇伟戏，到战国时期的角抵、汉代百戏的“鱼龙曼延”、汉画砖石上的《盘鼓舞》以及唐代散乐中的技艺表演，再到当今的舞台艺术。多年来，我国文艺界一直存在着“杂技舞蹈化”与“舞蹈杂技化”的现象。例如，在各类舞蹈比赛中以演员完成技巧的水平定名次。杂技也以舞蹈之美进行艺术包装，提升自己的审美品格。在学术领域，舞蹈史论学者王克芬、隆荫培等人的《中国舞蹈通史》《舞蹈概论》都有专章论及杂技；而在杂技研究领域，傅起凤、傅腾龙撰写的《中国杂技史》，任中敏的《唐戏弄》，亦离不开对于舞蹈的书写。特别是刘峻骧、周大明等学者，更是从人体动作艺术的宏观角度看待二者，著有《中华文化通志——乐舞志》《动作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等学术专著。近年来，由学者于海博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唐代百戏研究》获得立项，还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在期刊发表论文《汉画乐舞百戏中的杂技寻踪》《杂技舞蹈化的思考》《“艺”“技”之辨——舞蹈杂技化之我见》等。对照观察西方国家，马戏杂技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发展水平较弱。在学术领域，关于马戏杂技与舞蹈如何进行“跨界互鉴”的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杂技、体育对舞蹈演员身体能力的开发与训练层面。但在实践领域，无论是后现代舞中的“身体剧场”，新媒体舞蹈中的“DV8舞团”以及娱乐演艺类的“太阳马戏团”和各种上演于豪华游轮、拉斯维加斯的歌舞秀演出，创作者秉承拿来主义、一切为我所用的态度，打破了舞蹈、马戏杂技、行为艺术、竞技体育之间的界限。由此可见，杂技与舞蹈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基因，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古今中外皆有之。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以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历史悠久的“中国杂技”因为结合了“舞蹈之美”和借鉴了“中国舞剧的发展模式”，而开创了“杂技剧”的文化新景观。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各个艺术院团累计创作杂技剧已超过300部。广东省一直是全国的当代杂技强省，不仅首创了“肩上芭蕾”的艺术表现形式，还留下了“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广州市杂技团”曾经的辉煌。今天，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杂技剧《天鹅湖》《化蝶》《站台》《西游悟空》等更是屡获国内外的最高奖项，成为中国文艺“出海”的典范。特别是由吴正丹、魏葆华首创的“肩上芭蕾”，运用杂技艺术超凡脱俗的力量和技巧，将西方古典芭蕾的表演置于人体之上，形成了芭蕾表演的“立体空间”和“制高点”。该作品中芭蕾的柔美与杂技的刚强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在表演中和谐地交融，呈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美感。这种结合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更让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同一舞台上优势互补，实现了空间的创新与风格的创新。

1.1空间的创新：从地面到人体

西方古典芭蕾主要在舞台的地面上通过跳跃、旋转、移动来构建视觉画面，其空间表达受限于地面的延展性。而我国传统杂技的核心优势在于开发和利用垂直空间。它将人体视为可搭建、可攀爬的结构。其中，“肩上芭蕾”将芭蕾舞者优雅的舞姿和精准的控制力，移植到了杂技构建的“人体空中舞台”之上。它创造了一个动态的、立体的表演空间。底座男演员在其中担任了“基石”“移动舞台”的角色，提供稳定性和动力；尖子女演员则扮演了“飞鸟”“精灵”“蝴蝶”，在垂直空间上演绎角色。这种结合，使得整个表演画面充满了雕塑般的建筑感和惊心动魄的层次感，彻底打破了传统舞台的限制。

1.1.2风格的创新：从“惊险刺激”到“惊险唯美”

我国传统杂技以追求“高、难、险、奇”的技术为核心，观众观演时的主要情绪是“惊叹”，但其艺术表达和情感叙事往往较弱。而“肩上芭蕾”则借鉴了西方芭蕾艺术五百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极致身体美学和深厚的情感叙事功能。它追求身体线条的完美、动作的流畅优雅以及音乐与动作的深度融合。以芭蕾的“唯美”内核，包裹并升华了杂技的“惊险”外壳。每一个高难度的托举、旋转、倒立，不再仅仅是为了展示“技术”，而是为了表达其他艺术形式无法企及的人类精神。从“惊险刺激”到“惊险唯美”，“肩上芭蕾”的跨界创新解决了传统杂技中的“痛点”，将观演中人们感受到的恐惧感转化为审美愉悦感。

1.2中西身体文化的审美互鉴提升了“肩上芭蕾”的跨文化传播成效

杂技与舞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载体的艺术形式，它们更容易跨越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与文化障碍，因此在跨文化艺术传播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中“肩上芭蕾”是以中西方“互鉴”“共融”的身体语汇塑造中国民族艺术形象的典范。从杂技对手顶《东方天鹅》到杂技剧《化·蝶》《天鹅》等，“肩上芭蕾”不仅中西互鉴，还荣获了中国“金狮奖”、解放军文艺大奖、文华表演奖以及世界杂技最高奖——“金小丑奖”并两次创造和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海内外的演出盛况空前。例如，2024年9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杂技剧《天鹅》登陆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剧《天鹅湖》诞生地），掀起了“中国杂技风暴”。杂技剧《天鹅》既保留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灵魂，又加入了中国原创旋律，以杂技的“惊险奇难”对话芭蕾的优雅，这部作品被俄罗斯媒体评价为“中国精神与古典艺术的创新融合”。这是在芭蕾舞剧《天鹅湖》故乡获得的认可，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成功案例，“肩上芭蕾”首先从五百年西方芭蕾史上永恒的“天鹅”母题中汲取灵感，将中国杂技超凡的“力”和“技”与西方芭蕾“高贵典雅”的审美理想相融合，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天鹅”形象，随后又在《化·蝶》等多部作品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双重文化身份认同。

2.“肩上芭蕾”的跨文化传播特征与优势

2.1由身体语编织的意义世界

跨文化传播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意义和情感的表达手段中，有65%以上靠表情、手势、姿态等身体语来完成。身体语所能表达的“词汇”多达七十万种。其中，目光的接触与回避、接触时长、视线的控制、身体姿势、手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等都可以用来传情达意。如“肩上芭蕾”虽然具有一定的动作抽象性，但它依旧是一个由身体语编织的意义的世界。两位演员之间互动时的主被动关系以及空间距离（0～15厘米为最亲密区，15～46厘米为一般密切区），身体的触碰与缠绕，面部的朝向等都具有隐含的意义。由于人们在观演时总会无意识地将当下所见的身体语言客观形式与自己的生活既往经验产生联想，因此，便能体悟到这种由身体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世界”。这种理解更多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特点，较少存在民族文化的差异。

2.2“共通码本”下的编码与解码

传播学理论认为，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发送方对于符号、语言的编码以及接收方对于符号、语言的解码。发送者通过对自己“码本”中的符号、语言的选择，将它们根据一定的规则和思维方式组合起来，构成外在的形式。而接收者则通过自己的“码本”进行解读并赋予其意义。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人们的“码本”并不互通。因此，编码必须以接受者能够理解为前提，否则便是无效传播。然而，芭蕾的国际化标准动作体系，本身就是一种能够穿越国界的“共通码本”。芭蕾语汇是由舞者打造的一种带有意大利、法兰西、丹麦、俄罗斯、美国、英国口音的共同“母语”，是供参与者共享和重塑的模式。通过巴特芒-汤丢、普利耶、阿拉贝斯，全世界的芭蕾舞者和舞迷能够彼此理解、无障碍交流。而“肩上芭蕾”借助于西方芭蕾的语汇体系，又在其中添加了杂技的“惊、险、奇”，更进一步刺激了观众的动觉感受，并以视觉逻辑代替了因果逻辑。在观演过程中，观众感知到的是通过动作速度、幅度、重心变化带来的视觉冲击，人们的内模仿能力和动觉意识被不断激活，得到了运动本身的快感，而不只是对于某一个故事的感动。这种“共通码本”之下艺术家的编码与观众的解码，能够规避由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以及审美习惯不同所带来的跨文化理解障碍，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赏的艺术。

3.“肩上芭蕾”跨文化传播带给我们的启示

3.1跨文化传播中的“求同存异”原则

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艺术家常常通过突出本民族的特殊性来彰显个性，并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认同。民族特性是本民族人民相互确定的纽带，是他民族辨认的标识。因此，即使是具有全球统一“码本”的动作艺术，也追求“民族特性”的表现。例如，杂技剧《化·蝶》《西游·悟空》等均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塑造了具有浓郁民族特性的艺术形象。但是，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有时也会为跨文化交流带来障碍。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绝对共识”与“绝对差异”都是幻想，在艺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求同存异”才是良策。以《化·蝶》为例，最后一场中“肩上芭蕾”的标志性动作象征“生死相随”的爱情主题，烘托悲剧氛围，展现化蝶飞升的意境。在尾声“蝶恋”中，祝英台再次用足尖立于梁山伯的肩头，完美诠释了“旷世蝶恋，只为在你肩头片刻停留”。这些情感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芭蕾“开、绷、直、立、轻、高、快、稳”的审美特点恰好与旷世蝶恋中象征爱情永恒的肩上一瞬相得益彰，完美地印证了中外艺术交流中的“求同存异”原则。

3.2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今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实现他者文化认同，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艺术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现自己，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的国家形象与国际美誉度需要在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中实现。而“肩上芭蕾”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易于跨越审美习惯与文化的鸿沟，被世界各民族所普遍接受。因此，它是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媒介之一，“肩上芭蕾”也应当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以及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美誉度的艺术外交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过往经验来看，“肩上芭蕾”是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在内容上，“肩上芭蕾”传递的思想情感与当代全球观众的价值观产生共鸣。不同于其他取材于神话、历史典故或民族风情的艺术形式，“肩上芭蕾”在传统文化的文本基础上进行了升华。例如，它诠释《梁祝》中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天鹅》中人的成长与蜕变，这种情感是跨越国界和时代的，更容易引发全球观众的共鸣。它赋予传统意象以新的意义。此外，“肩上芭蕾”还通过现代化的舞美、灯光和服装设计，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活化”，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东方主义”美学，惊艳世界。而形式上的现代化，则呈现为从“单一呈现”到“融合创新”。形式的创新是“肩上芭蕾”最直观的现代化手段，也是其与世界对话的核心竞争力。它以“芭蕾”为体，继承了“开、绷、直、立、轻、高、快、稳”的审美规范，追求身体的极限和形式的美感，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艺术语言；它以“肩上”为魂，创新地融入了中国杂技的“顶功”，打破了芭蕾传统的平面舞台，创造了垂直的、惊险的、富有建筑感的立体空间。这种“跨界优势”本身就是现代艺术创新的典型特征。

4.结语

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应当全面考虑信息接收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水平，在审美习惯上“求同避异”，充分利用芭蕾全球共享的标准化语言与中国杂技的技术优势，以民族人物形象表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观，通过“共鸣”实现对话；通过现代化的审美升级，让中国杂技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不断向前发展。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