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域下古代画作题材汉唐舞作品的“虚”“实”表达手法研究 ——以《散乐图》《富春》为中心
摘要:在文化认同视域下,古代画作题材的汉唐舞创作通过“虚实相生”的美学策略,实现了从历史图像到身体语言的转化。文章以《散乐图》与《富春》为例,探讨舞蹈如何通过“实”的历史场景复现构建认知基础,通过“虚”的意象留白与情感泛化升华精神价值,最终在“虚实相生”中完成礼乐秩序的再现与文化记忆的传承。研究表明,这种创作范式不仅激活了古代画作的生命力,更构建了从个体感知到民族共同记忆的立体认同系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实践路径。
关键词:文化认同;汉唐舞;古代画作;虚实相生;《散乐图》;《富春》
在“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浪潮下,古代画作与汉唐舞的跨界融合,正成为唤醒文化认同的独特路径。绘画与舞蹈虽然在创作方式、表现形式各有侧重,感受途径也不相同,却都深谙“虚实相生”的美学精髓。田湉近年创作的汉唐舞《散乐图》与《富春》,分别以辽代写实壁画、元代写意山水画为蓝本,用不同的虚实逻辑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本文以文化认同“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为视角,解析这两部作品的虚实表达,探寻文化认同的传递密码,为传统文化活化与舞蹈编创提供借鉴。
1.“实”的表达:文化认同的“具象载体”——历史场景与符号的“可视化”
“实”是文化认同的“物质锚点”,更是“虚”得以生发与存在的坚实载体。在传统画作中,“实”构成了作品的根基,特指笔墨所勾勒的具体物象,肩负着空间建构与主题表达的双重功能。无论是山水画中的山石、流水,人物画中的服饰、神态,还是壁画中的场景、器物,这些具象的描绘都是画作传递文化信息的核心载体。在舞蹈创作中,正是依托这些“实”的支撑,创作者将抽象的“文化认同”转化为“可感知”的舞蹈元素。通过“可触摸”的视觉符号与历史场景的再现,“实”成为了“文化基因”的具象化载体,让无形的精神认同有了可以触摸的温度与形态。
1.1文化符号的“提炼”:文化交融的“视觉编码”
在认知维度上,文化认同理论聚焦个体对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及深厚历史知识的理解。正如学者何星亮所指出的,中华文化兼具多样性与同一性,其本质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多元与一体的交融,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特质,更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的丰富样态。作为文化的直观呈现,无论是古诗词的意境、传统服饰的形制、古建筑的规制等中华传统文化典型元素,还是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它们不仅是中华文脉多样性的符号象征,更是构建各民族深层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舞蹈作品《散乐图》的“实”,建立在“写实”的壁画蓝本之上。编导精准还原壁画中12位舞者与5位乐手的造型:舞者头束三髻、身着交领拖尾裙,乐者头戴插花幞头、身着圆领长袍,服饰形制、妆容细节均贴合辽代风貌,契丹民族的粗粝与中原汉族的温婉在服饰中交融;表演形式沿用壁画“前舞后乐”的格局,采用5名乐者与12名舞者的组合,通过乐手对话、舞者应和、乐舞对谈等互动,再现辽代散乐“乐舞融合”的生动场景。这种对人物、服饰、表演形态等符号的精准复刻,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更生动传递了区域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
相较于《散乐图》的具象还原,《富春》则以自然山水为背景,乐舞形态为主体,隐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作品中的“实”并非对画作景致的生硬复刻,而是以画中山形之孤峭、山势之远近、林木之疏密为依托,提炼核心符号,搭建起真实可感的“实”之骨架。同时,编导参照唐代吴融《富春》诗作中对江景的吟咏及隐逸情怀的抒写,为作品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调。
相较于《散乐图》的具象还原,《富春》则以自然山水为背景,乐舞形态为主体,隐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作品中的的“实”并非对画作景致的生硬复刻,而是以画作中山形之大小孤峭、山势之远近高低、林木之疏密纵横为依托,提炼画作核心符号,搭建起作品中真实可感的的画作之“实”的骨架。同时,编导参照唐代吴融《富春》的诗作中对富春江景致的吟咏及隐逸情怀的抒写,为作品奠定情感基调。
在肢体语汇的转化上,舞蹈动作以画作中自然物象的核心特征为原型,舞者挺拔的体态构勾勒出巍峨的山峦,呈现出静穆的张力;肢体扭摆动律模拟了流水的形态,赋予了动作连绵的线性美感;而躯干的横向位移则外化了林木横生的自然肌理。身形屈伸、位置空间、步伐转换、呼吸调控等具体可感,构成作品呼应画作之“形”的基础,达到“不拘形似却在形中”的艺术效果。这种“实”的表达精准关联画作中的笔墨线条,手与身体的对比恰如笔法的枯湿浓淡,不仅为“虚”的意境升华提供坚实支撑,更承载着唐诗元画的传统文化记忆,强化了汉唐舞中“身韵”与“自然意象”的契合,深刻传递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共同精神追求。
1.2历史场景的“复刻”:汉唐舞创作的“时空锚定”
辽代壁画《散乐图》以“写实”笔法,精准定格了当时“散乐”表演的生动场景。从舞者的发髻形制、乐手的乐器样式,到服饰的纹样细节,这些具体而微的历史人文风貌,构成了切实可感的“实”,不仅记录了辽代乐舞的真实特点,更承载着区域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为舞蹈编导的“复原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使舞者能够通过复刻服饰形制、再现动作姿态,完成文化基因的“时空回溯”,进而强化受众对汉唐文化的历史认同。
在舞蹈《散乐图》的创作中,编导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具象场景为“骨”,将壁画中的历史文化记忆转化为舞台上的鲜活表达。在动作形态上,该作品以壁画中“搭袖额前”的静态造型为原点,延伸出双腿屈膝、重心转换等动态衔接,并融入弹、闪、晃等顿挫感律动,构建出独具特色的“提线木偶”式风格。在作品的结尾,舞者更以群像定格的形式,完美再现了壁画中的经典场景。
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具象复刻,不仅生动延续了胡旋、胡腾等西域乐舞的风貌,更深刻蕴含着辽代契丹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交融的区域集体记忆。它让观者在认知层面清晰地把握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具体内涵,从而为筑牢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1.3宫廷乐舞表演形态的“重构”:中华记忆的“立体传承”
文化认同不仅存在于观念之中,更深深扎根于具体的行为实践里。学者麻国庆立足于记忆维度,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立体系统:该体系以个体记忆为根基,经融合提炼形成民族、区域集体记忆,最终汇聚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可见,文化认同的过程具有显著的递进性,即从地域的文化符号出发,逐步扩展至对民族集体性文化的认同。在这一理论视域下,汉唐舞作品的创作、演绎与传播,便成为了个体参与记忆传承、衔接个体记忆与民族共同记忆的鲜活载体。
《散乐图》壁画中“奏乐—起舞—乐舞合一”的乐舞序列,正是从先秦时期起进入宫廷的散乐形态的具象化遗存。这些真实可考的历史场景,为当代汉唐舞作品的“礼仪化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式。创作者有意识地挖掘并复刻了画面中的队列编排及形态动作。这种对“实”的场景的再现,不仅精准传递了宫廷乐舞的文化秩序,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受众对于乐舞文化中透出的传统文明的认同。
从编创者对传统文化素材的深度挖掘,到舞台上宫廷乐舞表演形态的生动再现,再到观众通过观赏体验唤醒个体记忆,这一完整的实践链条实现了艺术与理论的闭环。它不仅巩固了大众的文化认同基础,更让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在当代的审美体验中得以不断丰富与传承。
2.“虚”的表达:文化认同的“精神升华”——意象留白与情感共鸣的“符号化”
“虚”是文化认同的“精神锚点”,也是“实”得以升华的关键。在传统画作中,“虚”是承载灵气的“未定点”,特指笔墨未及的留白、意境的延伸与情感的寄托。古代画作讲究“留白造境”,空白并非无物,而是使画面在即有即无中体现出美的意蕴,达到了突显细节、突出主题、营造意境等效果。当代画家李可染亦曾强调:“空白,含蓄,是中国艺术一门很大的学问。”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者正是通过留白、象征、隐喻等手法将具象符号升维至精神层面。这种由实入虚的转化,不仅赋予了作品更深邃的内涵,更在潜移默化中触发了受众的情感共鸣,实现了文化认同与价值传递的深刻交融。
2.1意象留白的“想象”:文化认同的“开放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不仅是艺术表现的手法,更是文化认同的开放性建构机制。《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中的留白,并非单纯的虚空,而是云雾与水汽的诗意隐喻,是文人隐逸情怀的无声外化。而壁画《散乐图》的“虚”,则巧妙隐匿于精微的写实之中。衣纹褶皱随肢体流转,既合乎物理之理,又尽显身韵之美;人物神情在专注与从容间流转,生动传递出宴乐表演者丰盈的内在气韵。而两部汉唐舞作品正是借助原画作中所呈现的留白美学意蕴,将无形的“虚”转化为精神意境,引领观众跨越具象的视觉感知,在虚实相生中完成对深层的精神共鸣的升华与认同。
《富春》的“虚”营造,主要依托写意山水画的留白美学。编导并未对画作进行生硬复刻,而是以自然万物为想象的延展,让舞者以身形与肢体模拟山峦、林木及风动的轮廓与动势,通过动作表意与空间意境实现“虚象”的构建。在动作上,作品通过矢状面与冠状面的倾身、旋转,配合向远方无限延展的手部动势,以及松弛的肩颈与绵长的呼吸,精准传递出超然隐逸的意蕴;在空间上,该作品打破了画作的平面局限,利用多变叠错的队形与舞台装置,构建出高低错落、远近相生的虚拟山水,辅以侧幕光营造出宁静朦胧的淡雅气质。群舞段落的肢体留白与舞台大面积暗场的“空镜”处理,深刻践行了画作“无中生有”的留白美学,最终将画作的写意精神与“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文化心理深度融合。
这种留白美学的转化,在作品中具体呈现为两个维度的认同建构。其一是山水留白的精神投射:作品中运用身韵如“提沉”的呼吸流转、“气息”的绵延不绝),表现自然山水的空灵,舞者指间的延伸与微颤,碎步的进退与回旋),将视觉上的留白转化为肢体上的“虚实交融”。其二是神态留白的情感共鸣:舞者通过眼神与表情的含蓄表达,如含而不露的微笑、全神贯注的凝视,让观者在想象中“补全”情感,解读出自身对古典传统之感的审美意蕴,实现文化认同的个性化建构。
因而,作品中所呈现的留白并非意义的终结,而是无声的“邀请”。通过开放的想象空间,让观者都成为文化意义的共同建构者,使文化认同在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交汇中不断生长、深化。
2.2象征隐喻的“升华”:文化认同的“价值传递”
舞蹈《富春》的审美意蕴,并未止步于对自然山水的具象描摹,而是完成了一场象征隐喻的“升华”。该作品将无形的文化精神与哲学意蕴,巧妙地寄托于有形的肢体表达,使观众在沉浸式的审美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接纳并认同了深藏其后的中华文化基因。
在“象”的构建上,该作品呈现出层次分明的诗意画卷。其中有层峦叠嶂之象,少女在错落有致的立体山丘布景间,通过不断重复回旋、倾倒且有棱角的动律,与水声音效交织,一幅“天低云轻、山水相连”的诗意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开;有温婉柔媚之象,中段舞者以小垂手的婉约形态与松腰卸胯的典型身段,身体呈现出“前倾”与“后移”的内在张力,细腻地表现出少女内心对江南自然山水的眷恋情深;最后还有旷达幽远之象,故事的开头与结尾遥相呼应,舞者从山涧起舞又各执一支花儿隐逝,将万千不舍化作一抹色彩,与珍藏的富春山水作别。而当这些具象的“象”在舞台上不断交融、沉淀,便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向“境”的升华。《富春》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再现与戏剧叙事,将自然山水进行了“人化”的写意,将女子心中对自然山水、对东方哲思的体悟平铺在人们面前,表现的是一种“见人、见物、见天地”的纯粹美好之境。
而这种“境”的极致表达,其核心在于对“虚”的深刻体悟。“虚”的最高境界,在于对“道”的契合。中国传统画作的留白不仅是视觉空间的独特处理,更是哲学思想的栖息地。《富春山居图》在笔墨的退让之外,更包含着对宇宙浩渺与自然无限的隐喻。同样,在《富春》中,舞者不再仅仅是模仿山水之形,而是以摇曳、流转、交织的肢体语言,在舞台上构建起人与天地之间的物我交融,让观者在欣赏时,不仅看到了“景”,感受到了“情”,更体悟到了隐藏在万物背后的“理。这种“虚”的处理,打破了物理空间的桎梏,让舞台升华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境与“道”的运行场域——在这里,舞者即山川,呼吸即风动,旋转即轮回。
2.3情感共鸣的“泛化”:文化认同的“普世价值”
情感维度是文化认同的核心。正如学者麻国庆所论述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立体系统,文化认同的培育离不开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的“层层递进、凝聚共生”。在这一立体系统中,地域文化与民族历史中流传的各类叙事(如民族英雄形象、家国情怀典故等)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素材。它们既是各民族个体记忆的重要来源,更是串联起不同民族与区域、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精神纽带,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共同情感与价值追求。
这两部汉唐舞作品的编创,正是将这类承载着多层记忆的历史叙事与文化情怀深度融入作品主题。无论是《散乐图》中乐师的“专注”与舞者的“投入”,还是《富春山居图》中山水的“宁静”与乐舞的“欢愉”,这些“虚”的情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普世价值”的载体。编创者通过情感化的身韵表达、富有张力的结构编排与贴合记忆内涵的舞台呈现,传递出记忆背后的情感温度与文化底蕴。
这种情感的泛化与升华,让不同时代的观众在审美体验中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观众借此衔接个体、集体与民族共同记忆,在对美的追求与对和谐的向往中,实现文化认同的跨时空传递。这不仅深化了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更在普世价值的共鸣中,强化了对中华文化同一性的归属感。
3.“虚”“实”相生:文化认同的“动态建构”——从“符号”到“精神”的“双向赋能”
“虚实相生”作为中华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承载着深邃的宇宙观与生命意识,不仅是中国山水画构图的灵魂特质,更是中国舞蹈美学的重要基石。在这一体系中,“虚”与“实”绝非割裂对立,而是遵循着“无实不立虚,无虚不成实”的内在逻辑,互为表里、相互成就。在舞蹈的身体语汇中,这种美学特质得到了精妙的转化,正如编导田湉在汉唐舞创作中所总结的:“舞蹈动作作为动态造型时,是‘实’;但作为意象符号时,则是‘虚’。”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舞蹈身体语言在形神转换间的虚实之妙。
3.1“实”为“虚”奠基:文化认同的“物质根基”
《散乐图》的虚实辩证,遵循着‘实中藏虚’的美学路径。虚实相伴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让“实”的历史场景在“虚”的意境留白中获得呼吸感。编创者以光影的明暗切割,将角色巧妙框定于各自的“画框”之中。乐手在暗黄微光下徐徐拉开帷幕,每一次“弹、晃、定格”后肢体末梢的延伸,不仅在物理空间中化作视觉的延长线,更在美学功能上呼应了乐句尾音的听觉余韵,营造出散乐特有的松弛与韵律。随着光影流转,舞者与乐手时而在“画内”定格,时而在“画外”流动。水袖的起伏与队形的聚散,既复刻了壁画的静态美感,又打破了二维平面的局限。至尾声处,极具张力的向前调度形成强劲的推进感,彻底击碎了静态壁画的物理边界,在“画内与画外”“历史与当代”之间构建起一场深邃的时空对话。这种虚实交织的舞台建构,既避免了文物复原的呆板僵化,又将具象的乐舞形态升华为跨越古今的对话机制。正是这种基于“实”的升华,让观众在可触可感的历史真实中,体悟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厚重底蕴,从而为文化认同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3.2“虚”为“实”升华:文化认同的“精神高度”
意象留白与情感共鸣所构筑的‘虚’境升华,是文化认同的精神基石;缺失了这一维度,认同便会流于表面,难以触及灵魂深处的共鸣。《富春》的虚实辩证,便呈现出“虚中见实”的写意境界。面对《富春山居图》这一教科书级别的写意水墨蓝本,“虚”不再是陪衬,而是统领全篇的灵魂与气场。编导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虚境导向,将山峦的静穆、流水的绵延内化为舞者挺拔的体态与连绵的呼吸;而“实”则退居为承载意境的笔墨线条,通过肢体在矢状面与冠状面的倾身旋转,将无形的山水气韵外化为有形的视觉张力。这种辩证共生关系,使得舞蹈摆脱了对自然物象的机械模拟,,实现了从“形似”到“神契”的质变。它以无形的虚空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让观者在无声的肢体语言中,激活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让文化认同在精神的旷野中自然生长。
3.3“虚实相生”的“动态循环”:文化认同的“代际传承”
古代画作的“虚实表达”,为汉唐舞的“当代创作”提供了深厚母本;而汉唐舞的当代演绎,又为画作的文化价值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形成“虚实相生、代际传承”的文化认同闭环。现代汉唐舞作品《唐宫夜宴》在舞蹈动作语汇之外,结合AR等当代虚拟表达手法再现唐代仕女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实现了文化认同的代际传递。
这种“虚实相生”的动态循环,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的双向激活。作品《散乐图》与《富春》,二者一实一虚,一重一轻,却共同诠释了“虚为实之魂,实为虚之体”的艺术真理。这种辩证共生的艺术实践,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更在深层意义上打通了从具象感知到精神共鸣的文化认同通道,让观者在虚实交融的审美体验中,深化文化认同、传承民族记忆。
4.结语
以古代画作为创作母本的汉唐舞创作,通过“实”的具象载体锚定文化根脉,以“虚”的精神表达升华文化内核,最终在虚实相生的动态循环中完成文化认同的代际传递。这种创作路径,既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审美语境中,始终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持续唤起受众共通的民族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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