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价值研究

焦作地区早期文明基本概况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其史前古文化十分发达，其文明进程研究是夏商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原地区的夏商考古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人们往往专注于拥有众多都城遗址的洛阳、郑州、安阳以及晋南地区，却很少关注连接这4 个地方的焦作。而从焦作的地理位置及历史环境来看，它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焦作东连新乡，西接洛阳、济源，南临黄河、与郑州相望，北依太行、与晋东南相接，处于黄河中下游分界的特殊位置，北部为山区，南部是沁河、黄河冲积平原，中部为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古济水从中穿过，另有沁河、卫河流经本地。焦作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先民居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更是成为中华民族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焦作境内现存有距今2 万至1 万年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两处，距今8000 多年的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3 处，距今5000 多年的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遗址30 多处，距今4000 年的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近40 处，其中包括府城古城、温故城、邗国故城、州城等众多古城遗址。

自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人们在焦作地区发掘出很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早在公元前2500 年左右，焦作地区的先民们就过着以农耕业为主的社会生活并和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再到商、周文化，焦作文化的内涵丰富、没有间断，对研究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演变过程，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情况及其各自的文化特征都有重要的价值。

焦作地区已发掘的早期文明重要遗存

焦作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夏族和商族的重要活动区域，是夏文化和商文化进行深度交流的关键地区之一。目前，在焦作地区已经发掘出很多对研究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具有重大意义的遗迹。

1965 年，人们在沁阳疏浚猪龙河时，触到了肖寺遗址的边沿。之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沁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共采集标本100 多件，出土器物以仰韶文化时期的为主，其中的彩陶上有多种形制的彩绘纹饰。

1979 年至1981 年，北京大学与晋、豫、鄂三省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复查并试掘了焦作修武的李固遗址、武陟的赵庄遗址和温县的北平皋遗址，对焦作地区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1982 年11 月，为配合蟒河改道工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乡地区文管会、孟县文化馆对孟州西后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龙山时期、商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基本都属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常见的器形，而其中的房屋建筑和灶的类型与当时已发现的其他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有一定的区别；商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多属晚商时期。

1982 年和1983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武陟的保安庄遗址进行了调查。从采集到的标本看，这处遗址有四至五层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主要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相当于陶寺类型及商文化的殷墟三期、四期，为研究焦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82 年12 月至1983 年1 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对马村区待王镇赵张弓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共发掘灰坑9 个，应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圆形水井1 个，从出土器物与地层的关系看，遗址可分为龙山文化中期、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及春秋时期几类。

1990 年7 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与武陟县博物馆联合对位于武陟县西南20 千米的大司马村东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开探方2 个，清理灰坑20 余个，出土器物100 余件。

1993 年9 月至11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焦作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在 贵阝 城寨遗址西南约400 米处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由于发掘地址距遗址台地较远，只发掘出较少文化遗存，不具有考古学分期意义，但专家学者们仍发现其属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并兼有庙底沟文化特征。

1995 年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对焦作地区史前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发现圪垱坡遗址、酒奉遗址、贵阝城寨遗址和郭范街遗址大体属仰韶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总体与郑洛地区同时期仰韶文化相似，与豫北地区也有某种文化上的交流；金城遗址、义井遗址、西后津遗址、禹寺遗址、大司马遗址和郇封遗址基本上属龙山文化晚期阶段，文化特征与郑洛地区龙山文化特征接近，与晋南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禹寺遗址、大司马遗址、郇封遗址和小尚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1957 年秋，河南省焦作市府城村西北部台地之上的府城遗址被发现；1992 年，府城遗址被初步认为是一处早商文化遗址。1998 年9 月至2000 年6 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与日本京都大学联合对府城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2500 平方米。考古专家们发现府城遗址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有先商文化、早商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文化、西周文化。其中，早商文化遗存是该遗址的重要内容。府城遗址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既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又有与东部辉卫文化接近的特征。经过综合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些陶器所处的时期约相当于豫西二里头文化的三期晚段到四期之间。府城遗址中的二里岗文化遗存较少，其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的单位比较接近，属二里岗文化系统，但也有不同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特征。府城遗址中的白家庄期陶器从纹饰、器形、器类、陶质、陶色等方面看，均与郑州白家庄期的一致，年代基本相当。府城遗址的发掘是继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之后商朝城址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被评为199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中国重点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佐证，也把焦作的历史推进到了3600 年以前。

2006 年8 月至2008 年6 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和郑州大学联合对温县徐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的中北部发现龙山文化城址1 座，现存面积约20 万平方米。作为豫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徐堡龙山文化城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填补了豫西、豫西北、晋东南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空白；作为全国发现的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之一，为探索龙山文化向夏文化过渡、史前城址聚落形态、中国文明起源、国家的形成、筑城技术等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6 年6 月至2007 年8 月，山东大学考古队对博爱金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面积达30.8万平方米的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和城门、防御壕沟。经研究发现，该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于龙山文化晚期废弃，是河南省发现的第11 座龙山文化城址，也是豫北发现的第5 座同期城址，和徐堡龙山城址仅相距7.5 千米。豫西北和郑洛地区密集的龙山城址对研究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焦作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价值

焦作沁河西南的武陟赵庄遗址和温县北平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基本上属二里头类型，而在沁河东北的修武李固遗址却属先商文化辉卫类型，李固遗址与赵庄遗址之间的距离只有50 千米，但两地却是同时期的不同文化，说明沁河一带是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交汇点。结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所谓的“左河济”应特指黄河、济水交汇之处，即今焦作武陟县沁水一带，基本明确了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分界和夏朝末期的东界。

焦作是晋豫之间的重要通道，在仰韶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其文化面貌相较于晋东南更接近郑洛地区。根据焦作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陶器群以及建筑基址、水井、陶窑等，可将焦作地区黄河以北、沁水西南这一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称为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是二里头类型越过黄河向北发展的第一站。先商文化辉卫类型向西发展至沁河东岸，在焦作地区大量吸收发展水平最高的二里头文化沁西类型的丰富养分，兼收并蓄北方晋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的优秀文化，进行重新组合之后，在保持先商文化固有本质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一个新的特色文化类型——先商文化沁东类型。

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府城商城三座商城遗址同处夏、商文化交汇地带，三座商城遗址均有城垣，尤其是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还建有城壕，明显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建立。三座位于夏、商文化的交汇之处且相距较近的商城，在黄河北岸对夏文化城址形成包围之势，应当是夏、商文化冲突的产物。府城从先商时期延续使用到白家庄时期，应当是商人为了防止当时最高水平的夏文化的东侵而在沁水东岸建立的军事据点。在商朝建立初期，为了加强对夏人活动区域的监管，府城又继续被使用了一段时间，直到商朝的防御重心东移，府城突然衰落，进而被废弃。府城的建立、衰落及废弃，为研究夏商文化冲突及夏商之交文化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府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典型的伊洛系器物，有具有东太堡系特点的器物，还有土著辉卫系特点的器物。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器类构成、用途、大小、容积、器表纹饰及陶器的系统构成等进行数量分析，发现府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受伊洛地区的影响较大。进入二里岗文化时期之后，东太堡系几乎消失，辉卫系与伊洛- 郑州系融合，从多系统向单系统转变，焦作地区地域间的交流关系随着时代的更替进行了重新整合。

如果把焦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放到当时太行山东南麓地区或者整个豫北地区之中，对同处河南境内黄河以北的济源、新乡、鹤壁和安阳等先商文化的中心地带进行分析，又可以对豫北地区在夏商换代之际的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更为清晰的梳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豫北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对独立，沁西类型、辉卫类型和漳河类型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形成和发展。到二里岗文化时期，河流的界限被打破，考古学文化面貌渐趋相近。从龙山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虽然聚落数量急剧减少，但区域中心聚落数量并未改变。除了龙山文化末期的大洪水等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外，在夏、商更替过程中的战争更直接导致区域聚落数量急剧减少。在夏、商文化对峙过程中为了军事防御，统治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像府城这样的大型城址，人口开始向大型聚落集中，一些基层的小型聚落就此消失。从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殷墟文化时期，聚落集中范围逐渐从焦作西南向东北转移，随着商朝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商文化的全面收缩，府城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焦作地区的早期文明研究得到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特别是为夏商文化以及周朝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如北平皋遗址还发掘出众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为最终确认商“祖乙迁邢”“周封邢国”之“邢”的地理位置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又如考古专家们在温县州城遗址的城外盟誓台基址下发掘出的万余片春秋盟书圭片，对研究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古代盟誓制度及古文字与书法艺术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推动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提升世界考古发掘和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焦作地区作为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之一，必须承担起无可替代的历史责任，在继续推进、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推动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为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作出自身贡献。

本文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https://www.zzqklm.com/w/xf/26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