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妈妈！》中的疾病书写与母女关系建构

“作为生理学层面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不论是在文学作品、电影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疾病向来被人们赋予了意识形态或者是某种人文社会的隐喻。并且“只要这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只要医生的治疗终归无效，就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盗劫。”、“疾病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苏珊·桑格塔在《疾病的隐喻》中对疾病在社会中无形造成的象征意义是如是说道，书中主要论述的分别是感染力强、社会影响大的结核病和在当时无法治愈的癌症。电影《妈妈！》中所描绘的阿尔兹海默症具有同样令人恐慌的性质，它之能够造成社会恐慌的原因是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只能够依靠药物减慢进程，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到目前为止， 所有药物治疗AD（即阿尔兹海默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AD的症状 , 并不能改变AD患者的发病进程从而治愈AD。并且由于发病的不可预测性、发病原因的不可捉摸性以及在中老年人群体中的高发病率，给人们带来“绝症”般的恐惧。许多电影作品都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电影《妈妈！》讲述的就是65岁罹患阿症的女儿冯济真与她85岁的母亲共同直面病魔，最终二人相互理解、相互辉映的动人故事。

疾病建构：母女关系的倒置、重构与相融

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身体表征包括日常生活能力下降以及出现行为障碍，精神症状包括记忆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等等。在影片中，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冯济真在患病后达到了一种“返老还童”的状态。如导演杨荔钠所说：“阿尔兹海默病就是我为冯济真打开的一扇门”。冯济真在患病前由于内心深处的枷锁几十年如一日地压抑着自己的精神和生活，而这次患病却使得她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在冯济真患病前，母女二人的相处模式俨然是母亲的行为表现更加偏向一个“孩子”，如举着啤酒邀女儿共饮、爬到梯子最高层取书、假装吃药吓唬女儿，言行举止处处透露着孩子般的顽皮和可爱。而女儿的面无表情地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包容这一行为行为，则更偏向于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她一天的生活从为母亲做早餐、照顾母亲、收拾房间和外出做义工开始，她一丝不苟地、“强迫症式”地重复着这一切，脸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笑容。此时母亲承担女儿的角色，女儿承担着母亲的角色，俨然母女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倒置的。而这次患病使得冯济真从她压抑的自我之下回归本我，她开始释放压抑了多年的欲望。如爱穿裙子、在下雨天故意淋雨、一向食素的她开始爱吃红烧肉、并且有了自己的“小脾气”，从面无表情到逐步露出少女般的笑容。回归了“女儿”的身份状态。与此同时，这次患病也打破了蒋玉芝二十年来每天被人照顾，没有追求和未来的“等待死亡”的老年生活状态，女儿对她的需要唤醒了她潜藏已久的母亲天性。就如蒋玉芝的一句台词：“每个妈妈都是母狼，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她开始健身、做饭，逗女儿开心，承担起了照顾女儿、照顾病患的任务。此时母女二人的母女关系从之前的倒置状态重构，实现了一种返归。

冯济真患病后接连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体表征，如确诊前在公交车上的幻听幻视、外出做义工却一夜未归，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尿失禁，这些身体上的症候往往与精神症候密不可分，是精神失常导致的身体不受控。阿尔兹海默症注定她无法离群索居——她需要母亲的照料。这次尿失禁同样也是“返老还童”的一个表现，儿时才会发生的“尿裤子”在几十年后重新出现在老人的身上，而由于自尊心和愧疚等原因抱着母亲哭泣这种行为，也与幼儿园的孩童无异。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书写唤起了这种厚重的时间感和浓重的故事性。也表现了一种生命的轮回。老人在生命尽头的状态常常无异于刚刚出生的婴孩，他们的脾气变得不可理喻、性格变得极为幼稚，脱去了理智思考的外衣，回到了婴儿的本真状态，这种本真状态在病患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母女二人面对病痛和衰老，都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用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把一地鸡毛的生活变成了一首诗。

影片中出现的裴多菲的诗《你爱的是春天》是这对母女关系的最佳诠释。读诗时，冯济真将第一句错读为“我爱的是春天”，被母亲纠正为“你爱的是春天”，这一修改预示了二人之间的“换位”。母亲从垂垂老矣的年龄上的秋天走入了对女儿关怀照顾的爱的春天，而女儿从原本鲜活的春天走入了充满着疾病的秋天。母亲原本已达耄耋之年，对生命没有了更多的追求与向往，而女儿患病则为母亲的生命增加了新的使命：自己除了是自己，还是一位母亲。于是她为了做好榜样，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肩上的重担使蒋玉芝又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她认为他们的关系“说不定比以前沉闷的交流更有趣 ，就像我们又重新认识了一次”，她认为女儿是“又无意当中挽救了我”。女儿原本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照顾母亲，整理父亲的日记，但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冲击了她的生活，她的生活突然之间翻天覆地，转换为了秋天。而母女两人经历过心结的开解，经历了生活的更多不堪，也经历了生活的多面性。这一场角色的换位，使得她们达到了更加亲密无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她们相互贴近、关系融合。世间四季时时流转、生生不息，两个人并不是站在原地不动，而是像四时流转一样共同构成了属于她们的世界。

女孩周夏的出现，也成为了母女二人之间的补充、过渡和继承，她与她的孩子两个年轻的生命使得这一家人的爱能够永续，得到继承。她名字中的“夏”连接了冯、蒋二人的春天和秋天，“周而复始的夏天”，即人生虽然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纵使世界上有人的生命已经步入了冬天，但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夏天永远都存在，永远有人将美好而热烈的生命继续继承与蔓延。

母女的这种相融关系也体现在影片的构图上，他们居住的房屋呈现在电影中，表现的画面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冯济真整理日记的房间与母亲的房间相通，构图时导演常常将两人放在同一画面中，表现出二人的共存共生、双向奔赴。发病后期冯济真不认得蒋玉芝，她对蒋玉芝说“你是我”、“我是你”，虽然她不知道蒋玉芝是她的母亲，但是在潜意识里，她已经将自己和母亲融为了一体，母女二人已经达到了一种双生关系。 

疾病疗愈：母女隐疾的治愈

疾病不仅是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人生存困境的内在隐喻。冯济真由于得阿尔兹海默病回到了最本真的本我状态，揭露了埋藏在心头多年的心病——当年由于自己对父亲的批判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这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记忆的揭露，也是母女二人深埋在心底深处无法触碰的心结。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无解的病症，但是正是通过这一无解的病症，整个家庭以及冯济真心底的“隐疾”得到了治愈。冯济真患病后把蒋玉芝当成陌生人，从而将自己心底的心结说出口，通过表达对自己进行了“赎罪”与“审判”，即冯济真一生之中都认为是由于自己的不宽容和错误认识间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造成了这个原本幸福完满家庭的缺憾。同时也反映出了社会的隐疾，是生活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一群人做出的身不由己的事情。如同《归来》中女儿对陆焉识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女儿只是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不同的是冯济真父女之间原本有着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结。这种深刻的情感联结在冯济真病后的一举一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打响指三下或是拍三下、用手指拨弄蜡烛上的火苗都是表达爱的手势，都是这一家人之间富有情趣和仪式感的暗号。这样一种原本幸福家庭的丧失以及冯济真心底的愧疚和不舍可能是冯济真的早年致病因素之一。母亲心底了解女儿心病的症结何在，嘴上却从未提起；女儿自己心中阴影挥之不去，但是却只把它压抑在潜意识之中，从未提出过。但是当她成为一个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在她将自己生命中的“本我”发挥得淋漓尽致时，在她无所保留地与母亲相处时，她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个心中的“隐疾”慢慢治愈了。冯济真在生病后把妈妈当成陌生人倾诉自己的心结其实在无意之中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父亲的考古日记也是这个家庭隐疾治愈的良方。虽然本片中“父亲”这一人物的实在形象是缺席的，但是父亲的考古日记使得父亲仿佛在场，将这个家庭补充完整。影片开头冯济真和蒋玉芝第一次发生大段对白时所围绕的内容就是父亲的考古日记。母女之间谈论父亲的考古日记既是叙事的需要，也是情感的需要。当他们回忆起冯先生生前的往事，其实母女俩都是在默契地表达他俩对同一个人的思念。冯济真在自己父亲的日记中发现自己时兴奋的语气俨然像是个想要得到奖励的小女孩，父亲对她的爱时隔多年通过厚厚的一本日记穿越了时空，依然保持着新鲜。冯济真发病出现的一系列幻觉也常常是父亲的幻影。初次知道自己生病的那个晚上，她在家中看到了小时候父亲给学生上课的场景；后来她又在庭院中看到了父亲。她病情加重跑回老房子，看到的是自己小时候和父亲母亲跳舞的其乐融融的场景，连做梦都是和父母在一起传达着属于她们这个家庭的、独有的、关于爱的暗号。母女俩的情感除了她们天然的羁绊之外，靠的是父亲的考古日记来联结，他们相爱且都爱着同一个人。

除了冯济真心头对父亲的隐痛的疗愈之外，母亲和女儿也处在相互救赎的道路之上。正是由于经历了冯济真的患病，二人之间的母女关系得到了重构，最终得到了双生交融。影片的结局以蒋玉芝和冯济真在海边玩耍谢幕，此时母女二人已经如海水一般，相生相融。她们在生命的后半程互相理解包容了对方，走入了对方的生命。海水这一意象在影片中常常用来隐喻孕育着生命的母亲的羊水。人们在海边就像是回到了母体。影片中也有一句台词是“妈妈是大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我生活在母亲的胸怀之中，是母亲的一部分，母爱如海，包容是母爱的关键词。 

疾病观照：女性的独立书写

如前所述，影片在疾病这一叙事线索之下，讲述的是冯济真与蒋玉芝这一对母女之间的重构与相融关系，并且在母女双生相融的过程中，母女二人治愈了各自心中的隐疾。女性导演杨荔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集结女性的制作团队，用女性的手法描写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如她的影片《春潮》，描写了一个“男性缺位”的家庭中三代母女之间压抑的关系；影片《春梦》，也从女性的视点出发，描写了女性压抑的欲望。不同于另外两部影片的压抑和尖锐，本文的论述对象《妈妈！》用女性独有的视角对准了两位（或者说是三位）女主角，在“去他者化”的表达下，用平和的手法展现了三位女性主角的独立意识。

冯济真罹患的阿尔兹海默症有一个重要特征，其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女性与男性的患病比例为3:1。并且雌激素水平的失调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病原因之一。阿尔兹海默症的心理致病原因是抑郁或压力过大，这样一种“偏女性向”的疾病昭示了社会中女性承担的更多“无端的”压力。社会中男性承担的压力往往是有形的、有迹可循的，而女性会承担更多一部分关乎性别的、无妄的压力。在女性创作中，疾病作为女性表达和发泄个人内心情绪的一种方式，成为她们精神世界病痛的象征。波伏娃认为，女性是他者，女性是被动的，往往陷入内在性而无法超越。而在本片之中三个女性都用自己独立的意志和行为达到了一种“去他者化”的表达。

在这部影片之中，父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成为一条线索，父亲的考古日记、关于父亲在母女二人之间心底的隐痛、父亲在世之时幸福富有情趣的生活场景，都只是作为回忆以及在场人物的言说存在于影片之中，给了女性角色更高的自由度，摆脱了男性凝视，祛除了“他者”的言说。用女性的目光表达了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

一方面是如上所述的父亲的不在场，另一方面则是冯济真这一女性形象摆脱了世俗观念上的“家庭”概念，在影片中以一句台词一带而过，“你既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这种平淡的处理正是女性权力的最大化书写。女性的独立意识并不以男性的缺席以及母亲身份的缺失为荣，而是赋予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选择是遵从内心的、不被约束的。冯济真和蒋玉芝就分别代表了女性可以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母女二人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母亲蒋玉芝的选择是和丈夫共同孕育一个可爱的女儿；冯济真的选择是没有伴侣和孩子的孑然一身的生活，但是他们都互相理解和尊重对方的选择。作为母亲，蒋玉芝展现的是属于母亲的包容、理解和爱，母亲知道并理解自己的女儿背负着“属于自己的沉重枷锁”；作为一名女性，蒋玉芝展现的是同为女性对另一名女性选择的尊重，“因为妈妈和女儿都不世俗”。对于女性的双重角色——妈妈和女儿——在影片中是这样体现的。在阿尔兹海默症的互助中心上一句“女人不一定都是妈妈，但女人一定是女儿”，轻飘飘地解构了女性“生育工具”的观点，即女人不一定非要成为妈妈，如影片中的冯济真就不是妈妈；但生而为人每个人又都有母亲，展现母亲身份的光辉的同时又深化了女性的独立意识。

周夏这一女性角色的设置更大化地体现了女性的多种可能性。她最初以反叛的（以潮流的发色作为标志）青少年形象出现在影片中，并且对于帮助自己的冯老师反过来进行了一通很有道理的说教。她说她并非走投无路或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困境而沦落至此，只是因为自己想。虽然她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她也在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她独立自考、忠于自我的精神，并且敢于为自己迷茫时犯下的错买单，这种精神是一种女性独立的体现。影片后半程她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带着自己的孩子闯入了冯济真和蒋玉芝的生活，同样影片中也没有强调关于孩子父亲的问题，更是体现了女性的独立精神。“不管她的丈夫是谁，孩子的爸爸是谁，她就独自带着一个孩子出来，并且要为这个生命负责。”每个女性都可以独立地选择自己要走的路，穿插于本片表述之中的“去他者化”，为女性的表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