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翻译乱象中译本的经典化因素研究——以杨苡版《呼啸山庄》译本为例

《呼啸山庄》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小说“，其作者艾米莉·勃朗特也被认为是一位天才型的女作家。小说凭借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不仅在本国获得较高声誉，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引进频次较高的经典之作，这一文本是我国近三十年来翻译次数最多的小说之一。

一、《呼啸山庄》译本在我国的接受状况

《呼啸山庄》作为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唯一一部作品，自1847年小说问世至今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在我国出版经历了戏剧性的反转。从新中国成立之前被冷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以译者杨苡为代表的推荐下，《呼啸山庄》在读者的阅读接受中迅速升温；再到改革开放后翻译热潮迭起，以至于出现一百多个译本并存等翻译乱象。

1．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呼啸山庄》译介

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领域大量引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呼啸山庄》共有三个译本，最早的是1930年10月由伍光建翻译的《狭路冤家》，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12年以后，由梁实秋于1942年以《咆哮山庄》为名翻译此书；第三个译本是罗塞翻译的《魂归离恨》，此译本分为上、下两册，分别由重庆艺宫书店于1945年10月和上海联益出版社于1949年5月出版。相对同期英国其他经典作品的翻译而言，这一时期《呼啸山庄》的翻译频次明显处于较低水平，评论家对这一作品的介绍也是寥寥数语，或一笔带过。

2．新中国成立之后，《呼啸山庄》在我国的持续升温

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大量引进和翻译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杨苡就在此时翻译引进了《呼啸山庄》，由上海平明出版社于1955年10月出版发行，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首次印行11000册。同时，由杨苡命名的“呼啸山庄“这一书名也被固定流传开来。这一时期的《呼啸山庄》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备受冷漠的处境，主要是由于《呼啸山庄》中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矛盾的揭露，契合了我国当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尤其是马克思公开对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艾米莉·勃朗特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这无疑为《呼啸山庄》在我国读者的接受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3．改革开放之后，《呼啸山庄》在我国的翻译热潮与重译乱象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学界对《呼啸山庄》的翻译与引进异常热衷，该书成为我国近30年来被重译次数最多的经典作品之一。有学者统计，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中的检索结果（截至2013年11月20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呼啸山庄》在中国大陆地区有112家不同出版社出版的169个版本，126位不同译者推出的译本及其212个不同年份的版次“。大量的甚至过剩的名著翻译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开放的文艺政策为其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呼啸山庄》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其艺术性和思想性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提及的是，这一时期《呼啸山庄》在我国欣欣向荣的译介局面给研究者提供了多种版本参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译本也给读者的选择带来困难。

二、杨苡版《呼啸山庄》的经典化原因分析

在众多的译本中，杨苡版《呼啸山庄》获得极高赞誉，深受读者欢迎，从译本的发行数量便一目了然：1980年7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一次性印刷35万册，全部销售一空，到2001年6月共印刷15次；1983年8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一次性印行88000册。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杨苡版《呼啸山庄》在读者中取得了较高的认可度，成为我国《呼啸山庄》的经典译本和权威译本。考察杨苡译本的成功原因，主要有译者的学术水品、秉持的翻译原则、读者意识、出版社的宣传、文化环境等。

1．译者的学术水平和自身素质为其提供根本保障

翻译行为由译者、读者、策划方、出版方、编辑、营销方等翻译主体通力合作完成，一本译著的成功与这些翻译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中最重要的主体是译者。译者的学术水平、学术眼光、个人能力、翻译方法与技巧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译著的含金量，也直接决定了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和传播。在我国《呼啸山庄》众多译本当中，杨苡译本能脱颖而出，成为到目前为止勃朗特家族博物馆收藏的唯一中译本，首先得益于杨苡自身的个人素质和翻译水平。杨苡出身书香世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小便受到文化熏陶。其父亲杨毓璋曾经留学日本，后供职于银行；哥哥杨宪益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唐宋词研究专家，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在家学熏陶之中，杨苡自小便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为其从事文学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她曾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在大学期间，陈嘉教授和潘家洵等名师都教授过杨苡，但对杨苡影响最深的是巴金先生。巴金热爱翻译事业，并鼓励、指导杨苡从事翻译工作，并告诫杨苡，“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这对杨苡养成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可见，杨苡自身的出身与之后名师的指点为其翻译水平的提高和学术眼光的养成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其译本《呼啸山庄》一问世便带有较高的学术含金量。［1］

2．读者意识和读者接受的考量为译著畅销保驾护航

一本译著在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被引进目标语国家时是否成功，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是读者的认可度和信任度，直观表现为发行量的多少。发行量的大小受制于多方面的影响，如译本的选择、译者的翻译水平、宣传力度和方式，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与互动等。其中，译者的读者意识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读者意识便会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与翻译策略。考察杨苡版《呼啸山庄》译本，其翻译策略并非一层不变，而是根据环境适时做出调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译本中，杨苡偏向尊重原著的原貌，基本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尽量做到对原作者与原作品的尊重，保留原著浓重的地方特色，可使读者一窥异域风情与异国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新时期的译本，则最大程度地兼顾读者接受与译本的传播。杨苡曾说，“首先，我必须对这一本书或这一篇文章或这一首诗发生了兴趣，感到由衷的喜欢，渴望介绍给读者；个人认为是值得译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凑热闹、赶时髦，这样我才能下笔译“。本着这样的翻译原则，杨苡翻译进度非常缓慢，过程也极其繁琐，要经过反复推敲，就像她所言的，“只求对读者负责，不粗制滥造便问心无愧“。可见，杨苡译本取得读者认可并非无章可循，而是与其较强的读者意识密切相关。

三、杨苡版《呼啸山庄》对名著翻译的启示

文学翻译活动是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输出的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对名著的引进和翻译，不同的文化经历碰撞、冲突、交流、融合，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和协同发展，这是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文化战略之一。随着对外文化的深化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域外名著的翻译和引进。尤其是21世纪以来，外国名著大量进入我国，呈现泛滥和过剩的状况，许多译著语言平平，有的甚至错漏百出，严重破坏了名著引进的原则和立场。杨苡版《呼啸山庄》能作为经久不衰的经典译本流传至今，对其他名著的翻译引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原著的选择要符合本国文艺方针策

文学翻译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活动，要结合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政策和方针，结合本国的特殊语境，及时调整翻译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文艺政策是文学要为社会服务，而《呼啸山庄》的主题正是通过刻画希斯克厉的夫性格特征揭露资产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受到了无产阶级作家及评论家的赞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杨苡于1955年翻译了《呼啸山庄》，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经典文本备受冷漠的局面。到了新时期，我国文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各种文艺思想均被翻译引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及文艺政策的推动之下，杨苡及时调整翻译策略，于1980年修订了1955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杨苡还积极翻译关于勃朗特姐妹及该小说的相关资料，以促进《呼啸山庄》在读者中的传播与接受。

2．名著翻译要有明确而独特的翻译策略

一部经典作品在被引入国内时可能会出现许多版本，而经典译本之所以能获得读者的认可和接受，与译者的翻译策略有着密切关系。考察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有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对女性的尊重。杨苡在翻译《呼啸山庄》时，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女性意识，注重女性形象的维护，树立女性积极健康的一面，许多评论都是从女性主义这一立场分析杨苡的《呼啸山庄》，并给予肯定评价。第二，对原著的尊重与对读者的尊重。杨苡翻译《呼啸山庄》尽量做到重现原著的风格面貌，让读者尽可能地领略原著之美。同时，杨苡也兼顾汉语的用法特点和习惯，尽可能地让读者易于接受，如“娃儿““找茬儿““耍花样“等极为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词语俯拾皆是。杨苡译本的语言风格做到了雅俗共赏。

3．名著翻译要充分开发外部条件

一部译著在引进国内时是否畅销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原著本身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以及译者本身的个人素质和翻译策略，出版社的选择及舆论造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杨苡首次翻译的《呼啸山庄》于1955年出版，这一版本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到了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杨苡的修订版，35万册全部销售一空；1990年之后，该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精装版、平装版和简装版，印刷共达26次之多，销售取得了成功。可见，一部经典译著出版的成功，除了要考虑原著、译者、文化环境、出版方、策划方、营销方等多种因素，还要善于开发利用外部条件，为名著的畅销插上翅膀。

总之，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成为我国经典的外国文学译本之一，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对我国引进名著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译者要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引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为丰富我国文学艺术做出贡献。

本文来源:《出版广角》:http://www.zzqklm.com/w/zw/7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