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历史上的极端气候事件曾使中国灾难深重。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高强度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后，从国际社会输入的全球气候变化认知，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对灾变性的“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为特征的气候变化，正以人类可以感知的方式持续进行，不仅对全球气候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也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

“黑天鹅”和“灰犀牛”最初是经济学家提出用于刻画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两个隐喻。“黑天鹅”一般指难以预测，发生具有意外性，但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除了其意外性和所产生的结果非常极端之外，黑天鹅事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不同于黑天鹅风险，“灰犀牛”一般是指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风险，在出现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在学者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详细而形象的解释后，这两种不同的风险逐渐成为普通人容易理解的概念，其运用范围也逐渐从金融领域延伸开来，用于刻画和警示不同类型的危机。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存造成威胁，触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个领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出现灾难性后果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旨在防止全球温升趋势的持续导致出现“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2015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框架公约下缔结的《巴黎协定》，规定在21世纪内将全球温升幅度限制在2℃以内，并进一步设定了更为雄心勃勃的1.5℃温控目标。然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17年排放差距报告：联合国环境署综合报告》显示，即使所有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得以完全履行，也仅能完成2030年温控目标所需减排量的1/3，到2100年，全球仍极有可能升温3℃以上[1]。这也意味着，出现极端气候灾害的风险将不仅仅是概率极小的“黑天鹅”事件，人类社会将极有可能面临发生概率提高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

随着针对气候风险认识的发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抉择与转型，也从防范性的被动参与，转向迎战性的积极行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引领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进程，体现了中国对于气候风险认识的转变，更展示出了中国保护全球生态安全的责任担当，是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选择。

1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深化与行动进程阶段划分

始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气候变化议题在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引起关注，随后中国将其纳入环境与发展的国际政治议程，并开始参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在战略认知与行动进程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在1980年代从视气候变异为气候变化，重在防范极端气候的“黑天鹅”事件，到认识气候变化的真正内涵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进而不断深化认知进程，从1990年代初期的担负道义责任的被动参与者，到1990年代后期成为一支维护气候公正权益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中坚力量；再到2010年代转型发展成为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的全球气候行动引领者，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迎战气候变化产生的“灰犀牛”风险。因而，在认知深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应对行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具体为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

1.1 灾害防范阶段(1978-1989)

在此阶段，应对气候变化尚没有正式纳入中国的决策议程。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政策抉择的中心及重心。尽管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概念始见于国内媒体，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而进入发展视野。1980年代中期，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2]，引起了中国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关注。但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异所出现的极端气象灾害，认为这类影响巨大的灾害发生概率较小，发生情况类似于“黑天鹅”事件，主要的策略则侧重于预先防范。此时，国内表述为“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尽管有一些介绍性的文献[3]，但所涉及的多是气象灾害的影响与对策问题[4]。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纳入政策层面的，是“加强灾害性天气、气候和地震监测预报，减少自然灾害损失”。在1990年发布的“九五”规划乃至于随后的“十五”规划中，纳入的均是关于防范气象灾害的内容，几乎不涉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

1.2 科学参与阶段(1990-1997)

在科学参与阶段，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以参与并跟进国际进程为主。1990年，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交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应对的科学评估报告，联合国成立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展开政府间谈判。为参与这一国际进程，中国政府于1990年在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之所以将该阶段称为科学参与阶段，一是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组长为负责科技与环境保护的国务委员宋健，二是协调小组办公室被设在中国气象局[5]。中国气象局作为中国政府参与IPCC的联系机构，组织中国学者参与了IPCC于1988年启动、1990年完成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的撰写和评审[6]。1992年，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签字仪式的包括国务委员宋健、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

1.3 权益维护阶段(1998-2006)

在此阶段，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争取和维护发展权益，国内行动并非重点。根据1995年联合国气候会议的《柏林授权》，1997年在日本京都经过艰难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议定书形成的共识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的支持下低碳发展。但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反对，该议定书未能按预期生效，直到8年后的2005年才勉强生效。中国政府意识到气候变化实际上超越科学与环境范畴，是一个发展问题。因而，1998年设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担任，办公室由中国气象局移至国家宏观发展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2003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担任。2005年《京都议定书》勉强生效。面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参与减排的压力，中国为维护发展权益，强调发展中国家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明确表示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在发达国家资金支持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因而，中国积极参与了《京都议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国际合作。因为在议定书第12条款中，明确规定清洁发展机制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减排的额度可以计入发达国家的履行《定都议定书》的义务核算。

1.4 发展协同阶段(2007-2013)

在发展协同阶段，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政策发生转变，表现为国内和国际的协同行动：在国内制定并采取行动议程，在国际明确作出减排承诺并弱化对发达国家的资金诉求。鉴于气候变化的发展和战略属性，2007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升并扩充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地位和力量，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下专设应对气候变化司。2007年6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发改委主任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2007年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通过谈判达成关于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发展中国家长远行动计划的“双轨”机制。同年，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由国务院正式颁发[7]。在2009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前，中国仍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但表现出积极姿态，提交了2020年相对于2005年的减排承诺，表示不争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2011-2015)规划中，针对气候问题也第一次单独成章，谋划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1.5 贡献引领阶段(2014-)

自2014年起，随着国内针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以及气候变化给中国造成实际影响的不断凸显，一些极端气候现象频发，中国也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的负面影响及极端情况发生概率将不断增大，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生战略转型，从被动为主动，跟进为引领，强化国内行动，参与国际引领。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中美首脑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共同就巴黎谈判的核心问题达成共识，并作出减排承诺。2015年9月，中美元首再次发布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共同确认将推进巴黎协定的达成。2016年9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向联合国秘书长共同提交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三五”(2016-2020)规划中，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2017年中国共产党在所召开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引导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8]。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角色转型的内在动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演化，从内在的应对突发性“黑天鹅”属性的气象灾变，到化解外来压力维护发展权益，再到内源性的协同需要与主动担当迎战全球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属性的气候风险，其内在动因，主要包括排放增加的责任意识、经济实力增加的担当意识、生态环境压力下的主动治理意识以及外延扩张面临的天花板约束效应。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气候安全做出贡献。

2.1 排放增加引起责任意识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见图1)尽管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如印度和非洲国家，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足全球水平的6%，人均排放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加速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进程，但到1989年人均水平也不足世界人均的1/2。到1998年，中国已经抵近世界人均的2/3。随后，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水平迅猛攀升，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5.91 Gt，超越美国的5.60 Gt跃到世界第一，人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随后到2013年，总量超过美国和欧盟28国之和，人均超过欧盟28国水平。如果说在科学认知阶段，中国尚处于旁观者的位置，1998年强调气候公平和发展权益[9-10]，2006年提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随国际贸易而转移形成了高碳排放低碳消费的格局[11]，到2013年，从世界范围看，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于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也步入了“高碳”行列。科学评估表明二氧化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因，中国的排放轨迹也推动中国承担自身责任意识的提升。

2.2 经济实力增加催生的担当意识

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根据汇率计值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5%左右，世界总量的1.5%左右。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89年，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的10%，超过世界总量的2%。到1997年，中国经济总量进一步提升，接近美国的16%，全球的4%。随后经过10年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2006年已经超过美国的1/4，全球的6.6%。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1/2，世界总量的10.85%。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5%左右。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尚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80%，但也远远超过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发展水平归类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高收入水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海外投资迅速攀升。经济实力的提高促使中国的大国担当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论是在国内还是从全球比较的视角看，都在不断增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目标，2005-2015年，中国已投入10.4万亿元人民币，2016-2030年期间还将继续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

2.3 生态环境压力产生的主动治理意识

中国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历史上以气象灾害为主要类型的天灾一直威胁中国人民的生存和温饱状况。尽管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随后组建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但改革开放乃至于1989年以前的主要挑战还是生态退化。1992年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政府也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12]，但对于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排序，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问题并没有被摆在优先位置。1998年环境保护机构由副部长级的国务院直属局升格为正部级的总局，2008年才更名为环境保护部，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从1998年以前的环境标准控制，允许污染物总量增加到2008年的总量控制，允许污染物存量累积，直到2013年，才开始环境介质的质量管控。大气污染物管控的重点从二氧化硫到氮氧化合物到，显然都是与化石能源燃烧直接关联。减少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就控制了大气环境质量。而且，中国水环境质量的恶化，也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水格局相关，尤其是温升引致雪线上升冰川退化而使青藏高原湖面增加达到20%[13]，即使升温1.5℃，亚洲高山冰川在本世纪末也会消失1/3[14]，意味着长江、黄河、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源头将无活水。中国发布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结果显示，近百年来，中国陆地区域的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也高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预计到20世纪末，中国可能增温幅度为1.3℃～5℃，海平面也还将继续上升。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极端天气导致中国一些城市内涝困境频发，给社会交通、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都造成极大的危害，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因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图1 世界部分经济体碳排放变化趋势(1971-2015)

Fig.1 Carbon emission trend in selected countries and regions(1971-2015)

2.4 外延扩张面临的天花板约束效应

中国国土空间辽阔，人口总量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大量的高耗能、高排放原材料的生产和消费。因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需求增长快，总量大。但是，物质财富积累和消费需求，存在一个“天花板”约束[15]。一旦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区域基础设施饱和，国民的住房、汽车、温饱等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人口数量增长趋缓，外延扩张的空间不断趋减乃至于消失。从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所需的钢铁生产看，1950年，中国粗钢产量只有0.61 Mt；1977年增加到23.74 Mt，到1989年，61.59 Mt，1996年突破100 Mt。到2006年，粗钢产量达到423 Mt，2013年779 Mt。2014年达到823 Mt，而2016年则下降至808 Mt[16]。2016年中国生产手机20.6亿部，计算机2.9亿台。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信息，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5.8[17]。截至2017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0亿辆，其中汽车2.17亿辆。钢铁、煤炭去产能、房屋等去库存，表明外延扩张空间在不断逼近上限。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际上就是外延扩张的天花板效应，增长从数量规模转向质量效益。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没有排放约束，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长空间递减为负。

3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格局与前景展望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化而不断调整。全球对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担忧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概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减排力度的不及预期而不断增大，全球温升目标无法实现将极有可能给一些地区带来“灰犀牛”式气候灾害事件。未来的政策走向，更多的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中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走向主要受到未来国际格局客观变化的影响，而在过去低碳转型过程中积累的成果和创新经验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引领效应，针对气候风险的防范也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气候战略走向的重要因素。随着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愈加深入，为了防止极端气候灾害事件频繁如“灰犀牛”风险般发生，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地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提出和打造中国方案。

3.1 未来国际格局的客观定位

相对于20世纪，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新的格局会进一步强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必然要做新的调整。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是东西方对垒，而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世界则是南北两大阵营，西方7国集团决定世界秩序和走向。进入21世纪，南北两大阵营分化为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三大板块[18]，7国集团加上新兴经济体为主体所构成的20国集团取代了20世纪后期的7国集团。从未来的需求、技术和人口格局[19]看，三大板块包括有着巨大差异的5类经济体。发达国家板块中有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人口下降、全域开发完成的“超饱和型”经济体和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人口增长、国土开发空间巨大、创新能力强劲的“技术扩张性”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板块中也可分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口趋近峰值长远减少、中高收入水平、国土空间趋近开发完成的“准饱和型”经济体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人口有较大增幅但长远趋稳、中低收入水平、国土开发空间较大的“消费扩张型”经济体；以及人口快速大幅增长、低收入水平、国土空间较大但气候脆弱的“人口扩张型”经济体(见图2)。在这一格局中，欧盟、日本的排放需求负增长，美国尽管人口增加但技术进步也会减少排放，中国排放类同于发达国家态势。在2050年前印度的排放需求必然十分强劲。即使非洲人均排放水平不会有大幅提升，但人口净增近40亿，排放需求的刚性，成为巴黎协定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中国可能的选择则是需要维护和强化巴黎协定的目标和盘查机制，引领全球在2050年后尽早实现净的零排放。

3.2 中国低碳转型的创新引领

中国低碳转型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统计数据看[20]，无论是增速还是增幅，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不仅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远高于发达国家。2007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5%，高于美国11%的份额；到2016年，中国所占份额提升到27%，而美国仍然为11%(见表1)。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2016年比2007年增加了一倍，美国不到一倍，而中国增加了近2.7倍。这些还不包括中国的太阳能热水和生物质能利用。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增速和存量，也为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也是投资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2017年中国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 266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份额已经接近50%左右；而2007年时，该比例仅为18.5%(见表2)。中国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研发的规模也在全球居于前列，在2017年研发投资规模约为2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于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约为20%。而美国也是从2011年开始，研发投资总额第一次超过中国。持续的研发投入推动中国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主要制造国和出口国。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太阳能板都是由中国提供的，近一半的风力涡轮机也是产自中国。

图2 中等生育率情景下部分国家和地区未来人口变化态势/人

Fig.2 Future demographic trends in select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under the medium fertility rate scenario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7 Revision[R].DVD Edition。

3.3 适应温升的风险防范

根据IPCC的科学评估结论，全球温升仍将继续。面对青藏高原雪线上升、冰川退缩可能引致的水源锐减，在产业和城市布局方面，必须要从长远着眼。海平面的持续而且大幅上升情况出现的可能和潜在威胁，对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和人口最为密集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将带来巨大而明确的灾害风险。快速增长的低收入国家可能的气候难民，也将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

适应温升带来的气候风险，既要防范“黑天鹅”式的极端气候灾害的发生，对于各种因为气候变化给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气候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由于气候变化造成各种气候灾害已经成为全球所共同面临、发生概率较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在全球对气候问题日渐重视的背景下，气候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更接近于“灰犀牛”式的风险，也不应被置若罔闻。积极采取针对性举措，将能更好地防范这些风险。例如，植树造林增加碳汇、退湖还田提升韧性，有助于减少气候脆弱性。

3.4 积极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有力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进程。在《巴黎协定》的谈判和生效进程中，中国连同美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和引领作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需要全球合作共赢，中国也需要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为全球气候安全提供中国方案。在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需要有担当，负责任。实际上，中国的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仅有中国的行动是不够的，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提供满足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习近平提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8]。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望超过美国，但在人均水平上，可能不及美国的1/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国贡献和引领，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授之以鱼”，“授之以渔”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思想观念不改变，行动上不可能自觉。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内外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国内也有许多自身的问题尚待解决，也不具备独自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实力。与此同时，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集团也未必心甘情愿地被引领。因此更加现实的选择是提出明确的中国方案，即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授之以道”，才能方向明确，行动自觉，协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共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引领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发展的红利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源自于外部，从并不准确的灾害防范到科技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再到责任担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逐步深化，行动不断升级。当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启动以后，中国的气候变化战略应对，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化，在政策和行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体上看，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主要是从关注国内气候灾害到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国际上具有从属的跟进和参与。在此阶段，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排放总量和人均水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中国自身的认知和国际社会的预期，是减少自然气象灾害，平稳发展经济，重点在于防范气候灾变性的“黑天鹅事件”。

随着中国排放总量超越美国和人均超过欧盟，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日渐凸显，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经影响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福祉。水资源短缺、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的观测数据，隐隐约约的“灰犀牛”风险已然显现，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和水平。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自然和经济发展差异大，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使得人们时刻提防气象灾害的“黑天鹅事件”。以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的双轨制谈判和由国务院总理担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为标志，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调整，变为既防范“黑天鹅”又准备迎战“灰犀牛”。

进入201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预期和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积极担当，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角色已然从被动的防范转换为主动的引领。以美国为代表的“不作为”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人口快速增长的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排放需求和气候风险，成为引发并放大全球气候风险的“灰犀牛”。中国温升幅度高于全球水平，海平面上升速率也快于全球平均速率。而不断萎缩的冰川是中国的水系源头，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动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永续发展。因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灰犀牛”气候风险。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要求国内应该深化绿色发展理念，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继续发展既有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向外展示中国低碳发展取得的成果，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合作”项目等，共享发展和保护经验，推动中国的绿色技术和绿色标准“走出去”。同时，通过各种多边合作，巩固国际影响力。加强与欧洲、美国、“基础四国”集团和其他气候集团的合作，按照“包容、合作、互信、共赢”的原则，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互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包容、互惠的新型领导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