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分析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问题起源于物理学中的场论，而最先将这一分析视角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是社会学。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老龄化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在卫生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在以往的卫生领域研究中，学者主要把研究对象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并对相关的属性数据进行处理，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理解医疗卫生领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提供了思路。同时，社会网络分析的许多概念操作性很强，并涉及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现象，从而也为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方法。Thomas W.Valente在其专著中将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分为五个方面[1]：第一，社会网络分析最大的应用领域是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第二，艾滋病/性病以及计划生育调查的网络模型应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艾滋病出现后，国际上热衷于使用网络数据调查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人员迅速增加。具体来说，网络分析方法可以被用来模型化疾病传播和扩散网络，比如社会网络在艾滋病、性病、吸毒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因而对于决策人员来说，就可以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网络干预方法，加速扩散或者遏制疾病的传播。第三，社区卫生项目借助网络分析来推动信息的发布和方案的实施。第四，通过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合作与交流以提高卫生服务认识。第五，理解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本文根据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内容，在重点介绍美国医疗卫生组织的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在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应用。

二、国外相关研究

美国医疗卫生机构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医疗卫生机构间的组织网络和医疗机构内部的关系网络。医疗卫生机构包括营利和非营利医院、老兵医院、社区诊所、养老院、癌症中心、保险公司、社区精神病治疗机构等。组织关系可以分为正面关系，如合作治疗、电子病历互通；负面关系，如法院诉讼、恶性竞争；中性关系，如同行[2]。同理，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可分为正面关系，如师徒关系、朋友、校友；负面关系，如冲突、强势；中性关系[3]。一个地区组织间关系的联结或缺少联结就构成了一张特定时间点的关系图。

（一）数据来源

美国的医疗界由于高度技术化和电子化，所以记录病人治疗过程的电子报账、电子病历大数据可以用来抽取不同医生、不同科室合作治疗的跨时间段的合作行为数据，如各种癌症、脑血管病，可以作出医生共享病人历史和关系强度的网络变量，加入考虑其他传统因素的回归分析中来解释医疗质量和病人的结果。美国的医疗界也是高度竞争的一个领域，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互相竞争，争夺病人，政府的研究基金、保险公司的合同、资深的医疗和管理人员、排名，这些竞争可以是良性的竞争，也可以是恶性的，如广告媒体上的竞争，禁止一方病人到另一方去就诊治疗，或是闹得去法院打官司。

各种关系数据可以是问卷收集的数据，也可以是大数据中的具体行为数据。如美国非营利医院希望在美国市政债券市场上融资的话，要和债券承销商合作，他们之间交易的时间、频度和协助医院的债券顾问公司之间的三方关系的演变都可以由债券市场的大数据来提取分析。国内的互联网金融，公共行为大数据更多，包括微博留言、人脸识别技术，如何来精确计量慢性病患者社交支持网络，如用人工智能在大量留给自杀者微博的留言中深度文本分析来识别自杀可能者，或卫生干预，如公共场所识别吸烟者会是将来的研究方向。

（二）网络关系结构及其作用

传统的关系网络结构可以看整体网络结构、子群结构、网络成员间关系强弱和网络成员的中心度[4]。整体网络结构可以用网络密度、中心度、网络直径等测量，最小的子群由三个网络成员组成，严格意义的子群要求每个子群成员互相有直接关系，这个要求也可以放松，子群成员通过其他成员做中间人的间接关系联结也可以。子群的优势在于团队合作精神强，由于有第三方成员的支持和调解，具有名声效果。但如果第三方成员有失公允，或掌握关键资源，子群成员间的合作关系可能受损于资源的竞争和第三方成员的偏袒[5]587-598。关系的强弱可以由互动频率、信任度和喜欢程度共同决定。强关系一般是本地的相同社区里的联系，如老友；弱关系一般是不常见的点头之交，在西方社会，弱关系由于不在同一个朋友圈，很可能是属于其他的圈子里，所以获取的信息不会雷同，而且在找工作需要找公开的广告时更有用。网络成员的中心度可以用直接联结的数量、网络成员做最短联结中间人的程度、间接联结的数量等来测量。美国的研究也发现强关系与慢性病的传播有关系，如成人的肥胖可以通过家人、朋友或配偶关系来解释[6]。

前述关系网络结构是介于相同类型个体间的关系，我们也称为一维关系网络。不同类型个体间或是个体与事件或组织的共同参与关系是二维关系网络，不同医生、不同科室合作治疗共同的病人是一种二维关系网络，医疗供应链中的医院采购方和医药生产厂家及医药供应商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二维关系网络连起来构成动态的供应链。二维网络的机构分析也可转换为一维关系网络来进行分析。

常见的网络关系可以是多种关系，如病人转诊、医疗保险公司的合同、电子病历共享、同行好友、师生关系。网络关系中流转的资源既可以是有形的资源，如钱财，也可以是无形的资源，如关于医疗创新、最新疗法实施窍门的知识。有形的资源流转更容易管理，无形资源的流动往往是基于职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虽然不易管理，但可以通过战略性的社会资源管理来获取[7]。关系强度也可以通过多种关系显示，比较而言，基于一种关系的联系更脆弱，多种关系的联系则更紧密，不易断裂，俗话说，亲上加亲就是这个意思。组织关系也可以有一种或多种关系的联系，或增强，或削减关系，这与组织行为和关系战略有关。

有研究证明，对于解决社区性和地区性卫生健康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和公共组织，社会网络尤为有效[8]。Proven and Milward[9]研究证明医疗合作网络有利于知识扩散、促进知识流动与共享，因而社会网络分析在组织知识管理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10]。

（三）网络目标和绩效

常见的人际关系或商业组织网络是自我组织的网络，它的成员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加入或离开网络。在公共领域，政府或其他非政府机构出资来组建医疗和社会服务网络，如自然灾害救助网络、社区养老服务网络，这些网络往往有近期或中期的具体网络服务和财务目标，甚至有专门的网络管理机构（network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这种网络的目标驱动（goal-directedness）和其政府外包服务的特性往往注重网络绩效和问责（network effectiveness and accountability）[11]229-252。

网络绩效和目标的关系是可以测量的管理工具。组织目标和绩效的关系一样。近年来，美国管理学界开始重视在公司里组织目标制定后的负面效果。如果目标制定过细、过于量化，导致员工恶性竞争，作假作弊，一门心思达标，大大损害了组织创新、开诚布公的分享知识和讨论问题、开放性的学习，以及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12]。美国富国银行员工盗用银行客户信息开假户头完成业务目标领奖金的丑闻就是很好的案例。同理，网络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不能闭门造车，也要规避目标制定中的风险，最好让网络成员在网络目标的制定过程中也有发言权，以及关注目标实施过程中的反馈[13]。

网络的问责不仅仅是正式的基于财务和绩效表现的问责。网络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也会对网络成员问责。具体表现为对网络成员公民行为的奖励，如好的名声、各种便利、公开的表扬和提前得到政府监管变化或资源消息的通知；对网络成员损人利己行为的惩罚，如名声差、排除在消息网络之外和将来合作机会的丧失。其中网络财务目标的压力、网络成员间的激烈竞争和高管的人员流失都是对网络社会资本正常运作的不利因素[14]。

网络内部的社会资本往往被忽略，而这也正是自我组织网络的自我管理和可持续能力的核心部分。所以网络的出资方或监管方要注意在平衡网络财务和目标绩效表现的时候给社会资本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要定时测量，保证网络的良性发展[5，15]。

网络的绩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测量。第一，社区层面，包括社区成员对医疗健康网络的服务满意程度、病患的综合健康指数和投入的成本。第二，组织网络层面，例如，网络的成员增加，网络提供的服务没有重复，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多种关系，网络提供的各种医疗服务的整合或协调，以及网络管理的成本，包括网络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作。第三，组织成员层面，如资源的获取，网络对其与其他成员的冲突或竞争的调解，提供网络服务的成本，病患的医疗结果[16]。

美国和欧洲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的有效性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包括网络的稳定性、网络的年龄（大于3年）、网络管理的中心集中化、或独立网络管理机构的运作[17]。这些最新研究表明网络的不稳定、网络的新生成、网络管理的缺中心化会损害网络的有效性。网络成员关系的密度比网络结构的中心集中化对网络有效性影响更大[18]。还有，网络拥有资源的富足程度也是影响网络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其中，网络管理的行政资源和网络拥有的财务资源可以弥补对方短缺对有效性的影响。网络中的两种社会资本，即跨越式和结合式社会资本（bridging and bonding social capital）也对网络治理的有效性有影响[19]。

（四）动态网络结构

组织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一样是动态变化的。网络的变化可以在网络结构的各个层面，在网络成员间的关系上可以从有到无、加强、变弱、或破裂，在子群里也可以加入新成员，或和现有成员关系破裂，子群里成员的关系也可以拓展到子群之外，可以连接其他子群，或网络中其他成员，起到桥梁的作用。整体网络的关系密度可以增强或减弱，网络直径可以变化，子群数量可以变化，强弱关系的比例也可变化[20]。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变化有可能破坏现有关系，所以网络的稳定性有惯性。

这并不是说网络不会变化，网络也像组织一样，可以有各个发展阶段，如诞生、扩大、稳定、衰落、重组。组织可以破产倒闭，医疗组织网络在形式上也可终结，但其中蕴含的社会资本不会终结，很可能在另一个网络里重组。组织网络的韧性或弹性（resilience）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近美国的医疗界由于联邦医疗政策的连续性很不确定，自我组织的医疗网络正在经历各种变化，来适应变化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其中资源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网络结构的变化，如网络扩张、紧缩、网络成员的大幅流失和新入[21]。这其中的动力包括组织的战略行为，与什么样的合作伙伴结盟；合作形式，如正式和非正式；时间；内容的选择，组织的决策者应有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关系战略的实施[22]。

（五）网络治理

医疗卫生网络的协调治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美国服务网络治理文献认为网络治理可以由成员自我共同治理，也可以由网络管理组织中心化治理，网络管理组织可以由外包的医疗管理公司，也可以由网络内的主要成员来领导协调，管理手段可以是顶层设计的财务和具体服务报销，也可以是松散的协调。网络管理组织的结构复杂程度可以由它在网络内承担的任务来决定，简单的结构只有网络成员组成的理事会和行政人员，复杂的结构也可以有多个理事会，如行政理事会和申诉理事会，专职的组织领导。欧洲网络学者的最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网络管理组织是制定规则的话可以结构简单，如果还承担执行规则和惩罚网络成员的话，结构要复杂得多[23]，要调和整体性（unity）和多样性（diversity）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公共部门机构间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在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中如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来改善社区福祉、环境和健康教育[24]。

部分学者采用混合方法、纵向方法、跨学科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在公共卫生资源治理和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中的应用。Daan Westra等[25]利用纵向的社会网络分析，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的五种医学专科（皮肤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内科、骨科）横向整合行为：初步证据表明，价格竞争力的调控已经触发共享医疗机构专家之间更多的合作，专家的隶属关系在引人价格竞争力的政策后，多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的跨组织网络已产生显著的变化。McAneney等[26]运用跨学科研究应对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他们认为确定差异和核心社会网络结构是关键，通过映射和分析公共卫生部门的网络结构，并在此安置中心，来实现由工作设定聚集来自社会网络成员的响应。Currie和White[27]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定性的实地调查，将医疗保健一体化管理作为重点，反映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程序和模式，超越专业层次社会倾向，使患者更广泛受益。

在公共卫生资源治理方面，Bian等[28]将社会网络分析（SNA）看作帮助理解公共卫生资源社会实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尤其是在临床转化科学领域，SNA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工具来定量评估研究合作。Gregson等[29]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评估健康加州区域伙伴关系的形势和功能，利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计算来自年度进展报告的五年来的横截面数据，结果证明区域合作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主要体现为网络合作凝聚力的增强和数量的增加。Milward等[30]使用社会网络分析亚利桑那州的两家社区精神卫生网络，包括比较分析营利性治理网络和非营利性治理网络的四个维度：部门、非营利组织、关系和信任，以及网络结构的演变。YousefiNooraie[31]建立一个统计模型来评估与寻求在加拿大公众卫生部门的相关因素，结合社会网络的结构属性特点来预测信息搜索和专业知识连接的形成。

（六）网络创新

医疗卫生网络中的创新可以是经营模式，如支付方式、收费方式、医疗信息技术、诊断、治疗方法的创新。这些创新往往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所以其复制和扩散有难度。医疗网络可以提供社会资本，如信任关系、强关系中的高频率互动、没有隐瞒有用的各种隐性和实施的知识，以及随时帮忙的意愿，来支持医疗创新的扩散。医疗创新可以来源于组织内部由于对现有医疗技术问题不满而激发的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也可以是学习组织外部同行的经验教训。美国的医疗管理研究发现循证医疗的经验可以通过组织间建立师徒关系、第三方的解释和答问的定期电话电视会议，还有团队学习来扩散。这里可以看到医疗落后地区和医疗发达地区人员交流培训所形成的同行职业社会网络的作用。同行的失败更有用，可以帮助组织避免导致失败的因素。美国有些创新的医院与外面的数据分析公司合作，分析已经赔钱庭外和解的医疗诉讼事故，发现事故的系统因素，来改进现有医疗工作。

因为美国医疗面临来自非医疗高科技行业（如苹果、谷歌、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的日益激烈竞争，美国一些强调创新的医院已经不满于投资内部创新，而是主动与外面的医疗技术初创公司合作，以小量的起步资本入股，并派遣医生和护士到公司现场对创新定期反馈，等公司产品成熟后，可以快速应用到医院中，也可卖给其他公司或医院实现盈利[32]。这是一种经典主动创新（prospector）的组织战略[33]，是利用与非传统医疗行业，如管理信息系统、机械电子工程的合作关系共同创新。与来自不同行业的同行合作有利于打破思维定式，医疗行业内部员工接受的相似专业技术训练，加上技术、设备、培训方面的已投入成本（sunk cost），所以创新大部分是对现有技术的小的改进（incremental innovation）。例如，常规的直肠内镜检查很不方便，有一位以色列导弹专家，研发出一种让病人可以吞食小导弹型的PillCam（微型摄像仪），病人外带视频信号接收仪，在外面正常生活8小时，然后回医院用计算机读取视频信号，该摄像仪可自然排出体外，不但方便，而且更便宜。所以跨界合作可以帮助那些没有医疗背景的发明家来实现突破性的创新（breakthrough innovation）[34]。

创新就有失败的风险，西方的研究认为要有额外的富余资源（slack resources）来支持创新，这就涉及医疗机构管理层的资源分配决策。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普遍紧缺的国情下如何鼓励创新及扩散节俭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节俭式创新强调医疗技术的价格极为普及性（extreme affordability），其非重要功能的去除，如新生儿不是放在温箱而是放在产妇怀里接受妈妈体温可以减少新生儿生病几率。在艰苦的条件下，如叙利亚内战、大规模自然灾害中、或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中能挽救病患生命的医疗创新往往是节俭式创新。

节俭式创新往往为患者提供高性价比但为医疗机构提供较低收入（low-revenue high-value），如晚期癌症病人的安宁疗护（palliative care），用于替代昂贵但效果不明显（high-revenue low-value）的激进技术密集型疗法。这在医疗市场化中不利于节俭式创新的扩散。美国一项基金会资助的安宁疗护的扩散证明把各医疗组织的扩散实施团队脱产一周异地培训，回去后一年定期和专家远程商讨实施过程中的挑战，而且该团队成员要有临床、行政，以及财务专业背景，这样回去后利用培训结成的友善关系对创新实施提供有效支持[35]。

通过组织网络从同行组织学习经验教训很重要，但组织间的知识有分享（knowledge sharing）也有隐瞒（knowledge withholding），有时分享一部分知识和同时隐瞒另一部分战略性知识都是组织行为的一部分。这里组织间恶性竞争的关系可能会有碍知识的分享。要化解恶性竞争的副作用，建立正面人际关系和职业化网络是可行的路径，这往往要通过同地区和跨地区专业协会的同行职业网络来建立信任、友善、共享的同行职业网络，以及共同的职业目标的认同。

医疗组织的吸收与实施本土和外来创新能力及一系列组织层面的因素有关，其中员工的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很重要，如果员工普遍认为，讨论组织面临的问题会引发上级报复、惩罚、或其他职业上的不利，那么医疗组织的问题或医疗事故的诱因就不会得到解决和重视，反之，如果员工认为领导和组织文化支持或奖励自己为改进复杂医疗系统的问题揭示和讨论诱因及各种解决途径，可以放心和同行开诚布公地报告和讨论事故以及差点就要出事的情形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医疗组织的创新和实施有效性就可以提升[36]。这种纠错和管理创新有效性的差异在美国和亚洲的民航事故情形报告管理系统中已经有了实证[37]。创新可以分为不同阶段：新点子的提出、技术拓展、新技术的推广，以及实施阶段。这些不同阶段可以和不同的网络结构特性[38]，如强弱关系、开放式还是闭合式网络搭配，可以促进或妨碍创新的进程。

三、国内相关研究

随着西方国家卫生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我国也逐步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2002—2014年，先后发表相关的研究278篇[39]18-21。近两年来，相关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目前的文献中除了部分总结介绍国外前沿的社会网络研究，如公共卫生[40]、健康素养机构和作者合作[41]等领域，也有研究运用相关的理论，定性阐述我国医药卫生系统的热点问题，如医疗卫生机构组织间网络的分析框架[42]、医疗信息系统[43]、转化医学团队网络建设[39]以及健康治[44]等。除此以外，大量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个体网络关系对健康的影响

首先，大量的社会网络研究从个体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健康以及疾病传播与防控等问题。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网络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同质性，即人们倾向于依附或者联合与自己地位、信仰、行为等相似的人或群体。由于社会网络理论对公众的吸烟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研究戒烟或控烟必然要从吸烟动机的角度出发，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同样为解释戒烟行为以及制定控烟方案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思路。李恂等人[45]对社区家庭的抽样调查表明，亲人和社会舆论的反对、控烟宣传的加强、健康警示信息的普及等因素均会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意愿。王晓锋等人[46]也在对卫生系统吸烟人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吸烟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已衍变成一种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紧密联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因此，从社会整体层面干预戒烟，包括普及健康教育、加大控烟宣传力度等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措施，是提高烟民戒烟能力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分析在疾病传播和防控体系建设方面的应用最为广泛。

高继波[47]基于八个城市居民的调查探索个人拜年网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的作用；姚会静等[48]对自评健康和健康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周广肃、樊纲和申广军等[49]研究提出社会网络越广泛的人，在就医时利用“人情关系”更易找人帮忙获取医疗服务。虽然目前大量关于疾病传播和防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艾滋病、性行为等传染性疾病[50-51]，但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慢性病的防治与管理，如高血压[52-53]、糖尿病[54]以及抑郁[55]问题。另外，也有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目前健康领域的热点问题，如社区养老支持及养老模式。虽然国内也有大量的研究从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社会网络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通常基于传统的随机样本的抽样属性进行分析，而没有严格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

2012年以来，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等社会网络概念成为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包括对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在居民就医行为以及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研究。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健康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王欢等人[56]31-34将农村贫困家庭看作节点，构建起健康风险管理的整体网，最终提出了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情感支持网络和信息支持网络，建立非正式健康风险机制的政策建议。

（二）整体网络关系结构对健康的影响

部分研究也采用整体网络分析的方法开展分析。黄淑琼等[57]则以小学生班级为研究对象构建整体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对流感传播特征和防控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王欢[56]采用整体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贵州省某县村庄40户家庭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农村贫困家庭的健康风险分担的经济、情感和信息支持三个维度网络的结构与功能，以期为政府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风险管理提供依据。陈珉惺等[58]316-319以东部农村某县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网络的分析方法研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网络互动等问题。研究发现不仅卫生系统内部和外部协调的双失灵，而且正式组织网络功能基本丧失。张泉和邢占军[59]基于某东部城市的四个社区从局部中心度、整体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等探讨了老年人社区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健康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医疗机构及区域卫生关系网络

相比社会网络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有关医疗机构和区域卫生网络的研究较少。陈彤等分析了山西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网络属性特征及服务提供能力的影响因素[60]。陈嘉伟等以广东省卫生厅某直属医院重点科室的问卷对象，分析该科室团队的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及知识创新强度[61]9-12。邓建高等[62]则通过对长三角地区197家公立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以知识获取为中介变量，构建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影响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这些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关系与知识创新具有正相关，但显性和隐形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机制有差异。胡羽[63]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选取重庆主城区医疗协作关系，构建医疗卫生设施的社会网络模型，并通过“整体-局部-个体”这三个层面分析总结医疗卫生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与问题。

社会网络分析为研究复杂组织的结构关系提供了技术方法[64-65]，因而能有效解释卫生领域的组织互动关系对医疗体制发展的影响。陈珉惺等人[58]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即通过构建供方网络的可视化结构图，以及测算网络密度、网络距离、网络中心度三个结构指标，对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的组织网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卫生系统内部和外部协调存在双失灵的问题，正式组织的核心地位丧失。陈嘉伟等人[61]通过建设医院科室团队的社会网络结构，对影响医院知识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刘薇群等人[66]构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间知识流动的网络模型，包括咨询网络、情报网络和情感网络三个维度，分析其结构和功能，从而为优化和提升社区护士培训效率提供依据。

（四）药品生产企业关系网络

除了医疗机构，也有少数学者开展了药品企业组织内部网络关系与结构对知识获取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尹享邑[67]通过调研访谈288个医药企业的生产研销中层领导，分析企业与医疗机构和政府科技合作创新的整体网络密度、中心性等问题。李树祥[68]应用城市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4年江苏省各城市医药制造业数据进行分析，从整体网络来看全省13个城市的医药产业可以分成六个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的形成表现出了一定的区域特点；同时研究结果也显示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但是只是描述，没有深入分析关系和结构对知识获取与创新的影响等。张骁[69]在创新型产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基于广州开发区个性化医疗与生物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实证，构建社会网络关系特征、组织学习、创新绩效间的模型。

（五）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主要研究外，目前有研究通过二模网络模型研究卫生健康体系中政府部门的角色及行为关系，分析政府部门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合作的网络密度、活跃度对其他政府部门以及自身行为的影响[46]。同时，也有研究围绕公共卫生治理中社会网络构建和形成开展综合性的研究，如提炼并测度卫生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考察公共卫生资源能力属性，挖掘探索社会网络对卫生协同治理绩效提升的影响。

部分研究也运用社会网络的方法，基于期刊论文及相关数据，研究医院绩效研究现状[70]、心血管疾病知识结构研究现状[71]和公立医院学术研究合著现象[72]。目前中国使用微信、微博以及网络购物的规模非常大，近年来也有相关的研究。吴江等[73]以百度贴吧“肿瘤吧”为研究平台，根据社区用户交互数据构造用户互动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网络的整体结构、演变趋势和个体网的中心性等进行计算和分析，并使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用户个体网属性对其他用户交互行为的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卫生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先，大量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概念性框架和介绍，缺乏对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虽然大量研究认识到了社会网络关系与结构在健康和卫生干预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相关的研究还主要基于传统还原论的线性基本假设，而没有结合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网络结构的成因和网络动态变化的机制等。另外，尚缺乏对目前社会网络算法和测度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的深入挖掘。

其次，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除了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外，少有涉及医药卫生整体网络以及医药卫生体系中其他核心组织机构，如医疗保险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和协调机制研究。另外，缺乏网络目标绩效和网络治理方面的研究。在网络与健康方面，主要还是传统的艾滋病和流感等传染性疾病。虽然也有学者逐渐开始研究慢性疾病、心理疾病和养老等问题，但是相关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中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迫切需要。

最后，研究方法单一。目前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小群体的数据，从个体和网络层面描述和分析。对中国医药卫生领域中的相关网络关系和结构进行简单的探索性的描述，运用有关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等方法目前在国外发展迅速，但是中国学者尚没有将其应用在中国医药卫生领域。目前医疗信息系统和远程医疗也都在蓬勃发展，因此深入研究现代化医药卫生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以及健康治理的重要地位，运用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全球健康战略联盟、医药产业链网络等研究将会有巨大的潜力。

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困扰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难题，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的社会网络关系逐渐变为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当前，社会网络分析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应探析多维度和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在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应用，包括重视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界定，提高科学性和准确性；不断优化社会网络分析测量方法；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在卫生协同治理中的应用，如应对多元利益博弈的挑战，提高卫生协同治理水平；整合区域间服务资源，进行跨区域的卫生治理，以及小集团效应等，深入卫生社会网络的动态发展及长时间的演化趋势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