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粘合打造新型社会生态

媒体融合概念的提出，不同学者对其分析和定义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就其产生环境背景而言，媒介融合是在科技、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化下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由此可见，媒介融合不仅仅是作为媒介形态的融合，同时也是媒介业务之间的融合。中国学者彭兰在阐发中国的媒介融合进程时就谈到“不管多少人有多少疑问、多少担忧 ，中国媒体已经开始驶向媒介融合这一轨道”，同时彭兰也指出中国的媒介融合轨道会经历“三部曲”的过程，即开始行动、再造目标、技术革新。就先阶段媒介融合的趋势而言，无论是从物质层面、操作层面、理念层面来说，媒介融合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对现当下的传播生态结构也逐渐发起冲击和改变。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或主流媒体而言，新媒体突破时间地点的局限性以及播放方式的灵活性和受众的互动性都对传统媒体的传播生态发出不断地碰撞，也进一步印证了戈夫曼面对面的场景这一理论，使传播内容与受者拉近距离；此外，新媒体 之于传播内容而言，内容更为大众化以及多元化，其中所伴随的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等等都在不断改变传播生态的形式。

从时空再造洞察融合

媒体融合技术本质上是建立在技术的发展，从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升级给予媒体在形式上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权力来源——即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作为以往的主要信息传播媒介，其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是作为主流媒体的最大特征，它的话语权功能，也将对事件本身的进一步演变产生影响。由此，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在对于信息传播层面的改进在于信息传播的场景变得更加“生活化”、“大众化”，并通过技术手段，从传播工具、渠道、内容等基础做出改变，将传播场景直接变为“人与人能够相互连接的场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拉近，社会关系网络也开始发生变化。此时，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而言，“赋权”更多个体或自由组织，让更多社会上的“相对无权者”参与到信息传播之中。

戈夫曼的情境理论对媒介融合下所形成的新型传播形态最直接的印证便是，传播情景的丰富化。传统媒体选择与新媒体进行融合的一方面原因便是在于，新媒体所提供的平台更可以满足传统媒体对于情景表达的需要，同时传统媒体对于信息传播内容的精准加之新媒体对于情景的再造，可以帮助受众在信息接收时所做出对应的“情景定义”，此时信息的内容传递也将进一步影响受众的行为，使信息传播真正完成内容意义的传播。

之于戈夫曼的“情境理论”，梅罗维茨的“情景论”则是更为偏向技术层面，即技术决定。“电子媒介通过形成电子情景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产生的原因”是梅罗维茨论述的核心。通过对在新情景中的人接收到的信息内容，以及收、发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信息的形式进行研究以得出，信息模式的变化决定了信息获取人、信息获取内容和方式的变化。由此可见，梅罗维茨的“情景论”更注重技术的决定作用。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新媒体便是在技术不断发展带来的结果，新媒体的技术性也将决定了传播的收、发者之间的关系越来愈趋趋于平等，甚至新媒体的信息收、发者往往就是同一人的趋势，平台门槛的降低，决定了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也将决定面对受众的异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此时，传统媒体之于新媒体而言，技术上的劣势开始呈现，那么媒介融合便成为了传统媒体不断突破的渠道，媒介融合之下的传播形式，新媒体伴随着技术的加持使得“情景”更加真实，甚至更加具有互动性，信息接收方式的变化以及信息接收内容的变化使得受众在信息获取时所产生的社会行动也会发生变化，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信息“关系赋权”的传播生态，平台对于受众的门槛的降低导致更多的UGC用户能够参与到信息的传播甚至信息的发布当中，那么此时对于“情景定义”、“电子情景”而言，传播生态方式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媒介融合使每一个手中都能够参与到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和信息交流格局。

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将“媒介”定义为“人体的延申”，那么在技术升级之下的媒体融合，使“万物互联”进一步升级，突破以往的人与人，甚至是心理、生理的关联。传播格局随着媒体融合的趋势所发生的变化，带来的传播交流的场域的变迁，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和信息内容的获取之于传播场域的不同也在发生变化。“关系赋权”使得传播不仅仅有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传递的主导作用，同时对于新媒体平台而言，“关系”使得更多受众参与到信息传递的过程之中，“赋权”信息内容，“赋权”信息内容的传递。“连接场景”，使得大小屏联动，大屏的信息输出，小屏的信息输入，将场景进行连接，让受众有了更强的互动性和真实感，发挥“沉浸式”的优点，形成媒体融合下的新型社会信息受传生态。 

从社会表征再谈融合

“精神鸦片”一词意为社会上的一种精神毒素，是一种特殊的“鸦片”，可以在精神上产生上瘾的依赖作用。对于“精神鸦片”的定义解读学者们分别保持不同的看法，“精神鸦片”一词最早是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一文中提出，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现如今学者们分别认为“精神鸦片”泛指游戏、文章、电影等文化产品，但这些产品都是依赖于网络，在网络的便捷性的加持下使得这类产品更加快速的得以推广和放大影响。用户在接收此类信息之后会根据信息内容选择停留时间的长短，或短暂观看，或长时间沉浸。可是对于在媒体融合下，“精神鸦片”一词的看法，笔者认为 ，有效的精神输出可以抚慰和有效缓解当下快节奏生活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压力，这也仅限于认知能力较高的人群。若对于青少年或者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而言，“精神鸦片”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逃离现实、虚拟沉迷，青少年往往会因为辨别能力差而过分沉迷游戏、网络虚拟世界，数据显示我国近62.5%的未成年经常在网络上玩游戏，13.2%的未成年手机用户在游戏的逗留时长均超过两小时，我国近一半儿童青少年近视眼，因迷恋游戏而影响学业、引发性格异化的趋势也在逐年递增。由此游戏在当下媒体融合的趋势中越来越被定义为新型“精神鸦片”、“电子毒品”。游戏这类“精神鸦片”对于社会生态来说无疑是恶性的，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之下，为应对这种现象，国家政府也在大力整治，不断推出相关政策，例如限制未成年人的上网时间、游戏时间，以国家来调控政治相关企业公司等。由此类推，不仅是游戏，在现如今媒体融合诞生的一系列短视频平台，例如抖音、快手，此类软件虽然颠覆了以往对于视频观看的认知，但在软件设置上来说，抖音、快手的浏览界面上抹去了时间的显示，在快速短暂的视频观看下使受众忘记甚至忽略浏览时间的长短，这更像是“精神蜗牛”的存在，抖音用海量的视频诱导受众观看，同时视频浏览的未知性牵引受众的尝试浏览，这些短视频自身门槛的降低带来海量的视频，但其内容质量依旧层次不齐，由此进而形成一种类比游戏而言新型“电子病毒”，使受众为之“上瘾”。

媒体融合成为游戏和短视频平台带来的巨大“瘾力”的直接负面影响，由此带来社会生态的变化，文化效应的变化纷至沓来。互联网革命改变了整个媒体生态，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于媒体的影响已经空前强烈，另外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变化也成为了年轻一代获取信息、交流意见的主要平台。对于话语话术上的转变，尤其是网络用词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之间的话语变得更加灵活。其中可以谈到，从议程设置到多主题的传播，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世界是有信息构成的。社交媒体平台 成为信息集散地和议题主要设置方；传统媒体则常常成为信息扩音器和议题跟进者。由此媒体融合引发的变革则不仅仅是传播方式的变革，其次生产方式也在变革，既要满足个性化需求，也要强化既有偏见，形成“舆论城邦”，进而形成了网络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反而与社区相关的新型社会信息传播生态。

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由于有专业人士进行叙事、设置、把关使得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着重呈现事物相对客观的一面，然而就新媒体而言，新型的叙述话语方式则更加灵活，主题设置上也更加常态化，往往叙事是“去中心化”的，不在局限于单一议题和固定 “主题”，反而呈现网状散点式的多主题形式，虽然这种形式用户群策力强，但这种话语方式却是碎片化、情绪化的。媒体融合在话语方式上的转变还体现在文本方式上。为了通过客观性保证公正，传统媒体一般在叙事上多采用纯文本叙事，使叙事者可以冷静客观的记录、评价、传递信息。但现在科技互联网力量的推动带来的新媒体使得文本信息变得更加具有互动性，即互文本，这种开放的、草根大众可以共同参与的形式使得叙事者和行动者角色互换、独立叙事与大众叙事并存、叙事情节与显示情节共构、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交互进一步推动“舆论城邦”的形成。

从话语方式的变化到社会生态的变化，技术仍然是变化中的关键要素。互联网的出现增强来了人们表达思想的维度，“脸书”一直宣称自己的使命是连接世界，这其实正说明了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通过传播信息和思想，进而形成信息和思想市场，形成一种新型社交模式和社会生态。从社会表征再谈融合，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舆论引导以及渠道选择具有关键作用。 

从社交新生态三谈融合

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使得社交场景逐渐呈现部落化，媒体平台所依赖的技术因素也为部落化的社交场景提供了硬件支持，由此人际关系也逐渐呈现“信息茧房化”的新型传播生态。在政府的引导下，媒体更好的发挥引领导向、凝心聚力的作用，完成从“单位媒体”向“社会媒体”的衍进。通过智慧化的媒体平台，在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受众将获得全息化、沉浸式的信息服务体验，充分实现“知情权”和“表达权”。

“社交货币化”一词来源于社交媒体中经济学的概念，主要是用来衡量用户分享信息的倾向问题，以利用人们乐于与他人分享的特质来塑造自己的产品或思想，从而达到口碑的传播。意见领袖对于知识的掌握和传播具有相对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提升获取更多的知识，扩大更多的言论，进而赚取更多的社交货币。之于第二部分所讨论的“谣言”，此时的意见领袖对于老人这样一群失去社会话语权解释力的全体，对于“谣言”的传播，甚至成为“骗子”换取货币的目标；又或者之于拼多多这类极具社交融合的场域、“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等，媒体融合使得社交方式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在之前对于中国媒体研究的八大议题中，便包括了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信息贫富分化引发“数字鸿沟”新形态、网络对社会结构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圈层化、网络直播下的“虚拟场域”、等等，议题综合函盖了现下媒体融合形势下所产生的众多新型传播生态格局，其中所提到的“社交货币化”之于网络直播而言，所产生的货币交易现象对于当下的整体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网红经济下形成的网络直播、直播带货，对于短视频变现能力的一步步证明，说明了当下的网络经济成为了众多人极速“变现”的选择平台和工具。网络直播之所以发展最大的原因便在于现当下科技网络的发展，无论是对于游戏直播所面对的年轻观众，或者是娱乐直播所面对20到30岁之间的受众群体，归结受众群体的核心为收入稳定的人群。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受众年龄也在不断降低，媒体平台的门槛也在不断拉低。现下直播平台所呈现的最大特点为泛娱乐化、内容杂乱。随着资本的推动，网络直播平台的竞争能力凭借变现能力的变化不断增强，为迎合大众的需求娱乐化和内容质量也在同时发生不变化。对此，传统媒体对于新媒体平台的社交传播，货币化形式往往具有很轻的痕迹，主要以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控制新媒体平台“舆论”的作用。到之于新媒体平台而言，经济化形式依旧具有很强的痕迹，无论是网络主播时的“打赏”，还是直播带货下的“变现”能力，让短时“经济”成为可能。对于明星主播加入网络直播，甚至是直播带货，应对当下的融媒体冲击，明星也需要寻找突破口，这不仅仅是对于自身粉丝经济的巩固，也是对新媒体平台的优势证明。所以，“社交货币化”的形成为媒体融合下的传播新生态，媒体融合导致社交的“利益化”，利用平台手段，变为自身的商业突破口，将平台成为自身的“商业工具”，“货币化”的形成，让网络社交不仅仅只是信息的社交，同时成为了“经济化”的社交，伴随经济利益的变化，无论是网络直播或是“直播带货”，意见领袖几乎成为社交的核心，成为“社交经济化”的传播新生态。

媒介融合在不断的粘聚下早就新型的传播生态甚至是“媒介化”社会。在反复的裂变重组中各大媒体不断突破，不断尝试，传统媒体利用自身对于信息的话语权威性和信息的主导性融合新媒体带来的信息互动性和传播迅捷性，成就新型的媒体形式。新型的媒体形式同样带来新型的传播生态，无论是场域的变化、内容形式的变化、社会经济交换形式的变化，这种新型媒体传播生态，在媒体融合趋势下，不断融入日常生活，也将成就新型的社会生态。

“万物互联”的直接产物就是“传感器”资讯内容的巨量崛起，通过连接、再连接构造出一个“微粒社会”，并为原本作为“微粒”的个人进行赋能赋权，进而“激活”微资源形成功能、创造价值。技术升级为媒体融合带来场景变换、话术的转变甚至形式的改变，“场景学”将衍化为应用传播学的主干，同时又对传播学的发展提出新挑战。意识形态话语权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党的执政方针，媒体融合为普通百姓有了“说话”的权利，让大众有了新型思想思维，“说得出、传的开”，进而形成新型社会生态。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