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基础研究政策75年演进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总源泉。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时代主题、国家目标和经济社会的改变，我国基础研究政策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

一、1949-1976年，以科学院为中心、以国防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政策体系的确立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的时代主题一直都是战争与革命。笼罩在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之下的新中国，其首要的目标就是捍卫国家安全，实现国防现代化。这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以突破技术实现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障碍。但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科技力量薄弱、科技人才匮乏，而且经济落后，要想突破理论障碍，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家需要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巩固新生政权。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并建立了以中国科学院主导并统领全国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1951年3月5日，周恩来在《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中，要求各部门凡举行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专业会议，都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送科学院会议资料一份”。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再次指出：“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进一步确立科学院在科学研究中的组织、领导地位。

在基础研究的内容导向上，主要体现了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政策导向。科研工作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是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43条的规定，是我国建国之初科研工作的总方针。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科学院的许多工作都牵涉到国家机密，估计今后有关国防及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必将日益增多。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组织专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指出：在分配科研力量的时候，对与国防建设有积极意义的学科“应该配备较大的力量”。此外，还制定了与国防建设相关的四项紧急措施，作为最迫切的、需要国务院特别支持的内容。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指出：在整个十年规划中的任务安排，着重是打基础，抓两头，“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是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主要以国防服务为主。从1955到1970年，中科院年度大事共209项，而与“两弹一星”相关的年度大事项就有84项。其中，1965年中科院18项大事项中，有13项与“两弹一星”相关，占72%。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础研究政策，重点是支持尖端国防科研，为国防建设服务。

二、1977-2005年，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采取持续稳定、逐步发展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和平的因素逐渐占了上风，时代主题开始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面对时代主题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的科技政策也由原来的主要为国防建设服务转为为“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以下简称“依靠、面向”）的方针，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在“依靠、面向”方针下，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研发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于基础研究，国家采取稳定支持、逐步发展的政策。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些基础科学。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时强调要稳定地、逐步地发展基础理论研究。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稳定的支持基础研究。1989年2月，国家科委召开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确保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发展。会后由国家科委牵头制定了《1991-19995年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计划要点》。1993年3月，国家科委将科技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称之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即稳住基础研究人才、项目和经费。1993年7月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了国家要对基础研究进行持续稳定的支持。此外，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计划，如1992年的《1992年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计划》，即“攀登计划”，1997年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计划”，（简称“973计划”），2001年的“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等等。

在基础研究的资助方式上，改变了以往的国家“供给制”拨款，引入基金制，采取竞争机制。1981年11月，中科院正式出台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条例》，设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经国务院批准，从1982年起开始实施。198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逐步试行基金制。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除关系国民经济长远发展需要的一些重大项目仍然直接由国家以指令性方式组织实施外，其它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同行评议，择优支持。

三、2006年以来，开启鼓励自由探索和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的新征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间经济与科技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我国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原始创新能力仍显不足，许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并指出：“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被称为创新总源头的基础研究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200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对探索性强、风险高的项目，应宽容其失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的层面对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的明确保障和鼓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强国的目标。基础研究的地位被突显出来。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基础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探索空间，以激发更多原创性科技成果的产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2016年5月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同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基础研究领域要 “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强调指出：要“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为了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精神，2020年1月，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同年4月，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次修订，进一步强调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撑，突出强调了基础研究要聚焦重大科学问题，提升科学技术的源头创新能力，鼓励多方参与和完善学科和知识体系布局。20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础研究十年规划》，明确我国未来10年基础研究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新时代，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探索建立基础研究多元资助机制、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和科研诚信制度等，以实现前瞻性、引领性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