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环境下严歌苓小说的传播方式和生产机制

严歌苓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华文女作家，其小说《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芳华》和《陆犯焉识》被翻译为十几种语言出版，同时也被改编成为同名电影、电视剧，屡获国内外大奖。其中，由严歌苓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芳华》更是斩获14.23亿票房，超越《归来》成为我国票房最高的文艺片。严歌苓的小说《芳华》也在电影上映一个月后便卖出50万册，实现了票房和图书销量的双丰收。

一、从文字到影像：作者权威的颠覆 

严歌苓的作品屡屡被搬上大小荧幕，其作品深受影视创作者青睐的原因何在？其一，严歌苓的小说往往讲述宏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带有时代烙印，容易引发观众共鸣。其二，严歌苓的小说往往剧情简洁明快，文字凝练，用几近白描的手法，为影视创作者改编留下了极大的创作空间。其三，严歌苓曾在美国接受作家、编剧的职业训练，熟知影视剧编剧的规律和方法。她在2001年就加入了美国电影编剧协会，并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无论是潜移默化还是有意为之，严歌苓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影视剧本创作技巧的痕迹。

严歌苓的小说《芳华》从创作初期到出版发行都与影视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严歌苓曾在文章中提到，小说《芳华》创作初衷源于一次与冯小刚交流后的约稿。冯小刚与严歌苓同为文工团出身，他至今仍对那段青春岁月念念不忘，希望严歌苓能写一部反映当时文工团生活的作品。但严歌苓也并未立即答应，而是觉得必须要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写作的故事、人物。由此可见，严歌苓并没有因影视剧的影响而放弃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也没有忘记文学创作的初衷。正如她在采访中提到的，她的作品因影视剧而更受关注她很高兴，但如果作品是因影视剧才拥有读者，那就是作家的悲哀。同时她也提到，她在《芳华》的写作中采用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叙事技巧，也尽可能不受影视剧编剧技巧的影响。这正是对外界质疑其追求影视剧的视觉效果而忽视文学独立性的回应。但这一表态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文学作品创作与影视剧创作的联系。

由此产生了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文学作品在被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导演和编剧必须对文本重新解读并且二次创造。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中曾提出“作者之死”的概念，“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他指的是作者创作出文本后，作品的意义就会脱离作者本身而被无数读者所解读。这里的解读者自然也包括了影视改编的编剧和导演。导演和编剧根据自身需要对作品进行解读和再创作的过程中，作品的意义便渐渐离作者远去。因此，作者与解读者理解的差异在小说改编影视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严歌苓曾说，自己的《芳华》或许和冯小刚所想的不同。小说《芳华》的故事背景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时间跨度近四十年，讲述了一群生活于中国西南城市的文工团里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因男主人公刘峰的一次“触摸事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故事。从情节设置上看，电影《芳华》与原著相比删减和修改了一些情节。比如，电影对刘峰的 “触摸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交代得略为单薄，集体主义对人情感压抑的被淡化，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的影响被凸显。同时，电影对于刘峰后半生的命运也交代得较为简单，萧穗子看望刘峰，刘峰用剩下的一个胳膊为她削苹果的经历也被删减。无论冯小刚导演站在电影审查还是个人理解的角度上删减，都使得作品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向。从视听语言上看，电影《芳华》中出现的女兵们在游泳池嬉闹、在水房洗头发、在舞蹈教室练舞等场景都充满着青春的蓬勃朝气，画面颜色艳丽饱满。主题曲《绒花》渲染出怀旧、感伤却并不压抑的气氛，无形中冲淡了小说对于人性、集体主义、理想的思考，减轻了作品的沉重感。另外，冯小刚认为《你触碰了我》不够大气，不能凸显一代人的芳华，引发观众对芳华岁月的集体追忆，故而将原著小说《You touched me》（《你触碰了我》）被改为《芳华》。从电影名称的改变可以看出，严歌苓的《芳华》是带有作者个人印记的、个人经历的故事，凸显的是特殊年代对爱的压抑，对历史中人性的反思。冯小刚更愿意展示的是他本人对文工团岁月的深深怀念，对那段充满着激情和理想的青春时光的追忆。此时严歌苓对于《芳华》的意义解读逐渐被消解，冯小刚和观众正在重新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芳华》。

二、从书桌到荧幕：《芳华》与作家的互动

作家身份和写作心态的转变，与新媒体带来的影响密不可分。新媒体的及时性和互动性为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通过新媒体的沟通，作家不再只依赖于作品与读者交流，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平台表达观点，抒发情感，塑造自我形象。严歌苓既是电影《芳华》的编剧也是小说《芳华》的作者，她在宣传小说和电影《芳华》期间，几乎参加了各类大型书展、读者交流会、影迷见面会，同时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比如参加北大、人大在内的校园展映会，以及接受了cctv6电影频道、人民网、《电影艺术》、书香北京、四味毒叔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专访，举办了南京读者见面会与上海书展签售会。不仅是严歌苓，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是单纯的内容生产者，而参与到小说生产、传播的方方面面。作家们接受和主动利用媒介塑造自我形象和表达声音，反映出新媒介时代对文学创作和作家创作心态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与文学的日益紧密结合的现实。

严歌苓主动利用媒介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演讲与接受采访。她在“一席”的演讲《一个写稿佬的生涯》主要讲述她对自己职业化写作生涯的感悟，以及对于职业身份认同的看法。“一席”中的严歌苓谦逊平和也不乏睿智理性，展现了她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职业生涯的追求。不仅如此，严歌苓的妆容精致、衣着优雅也无形中塑造了优雅知性的女性作家形象。严歌苓在《芳华》期间的访谈主要为了配合电影、新书宣传为主，集中于对影视与文学互动的探讨，对文工团生活的回忆。另外，也有记者谈及她对新媒介传播的看法，她表示，每天都有固定时间看微信、邮箱等社交软件，但会限制自己网上浏览的时间，不沉迷于碎片化阅读。同时她还积极接受新媒体采访，比如 “四味毒叔”和“书香北京”，反映出严歌苓对待新媒介开放平和却不盲从的心态。

三、从书本到网络：《芳华》与新媒体的互动 

在新媒体影响下，出版社的发行机制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媒体传播渠道越来越受到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社的重视。《出版人》杂志曾经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他提到，小说《芳华》无论在前期预热还是在电影上映期间的宣传都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传播渠道，比如微信公众号、豆瓣社区以及喜马拉雅听书app。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媒体传播策略在于利用不同新媒体平台的特点和用户群体，挖掘不同平台的传播价值，实现目标读者的覆盖和短时间内的快速传播。小说《芳华》一共出版两次，分别为电影国外展映时和电影国内上映期间。出版社与电影发行方通过紧密合作和借势营销，在全民对逝去芳华的追忆下，成功地将受众的关注也转向《芳华》原著小说，达到双赢局面。

首先，微信公众平台拥有广泛的受众和庞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出版社选择将严歌苓的专访、小说原著的试读、小说的书评在电影上映期间同步推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两篇严歌苓专访：《严歌苓：我为什么写<芳华>》、《严歌苓专访：<芳华>最深地触到了人性最痛的痛点》。《严歌苓：我为什么写<芳华>》中严歌苓讲述了自己写作的动机，其中谈到她在文工团的成长经历、对小说叙述技巧的探索以及对人性中善与美的追问。这篇文章相继被新华网、十点读书和各地书城公众号的转载，十点读书转载后阅读量高达80万以上。

其次，豆瓣社区作为电影爱好者聚集的小众社区，因其客观而又相对公正的电影评分机制和高质量的影评颇受年轻群体喜爱。人民文学出版社抓住北京大学点映的第一时间，在豆瓣电影《芳华》首页发布了《电影<芳华>与小说的8个不同》，截止2019年3月20日点击” 有用”已达4563个，在豆瓣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专门录制了《芳华》的有声书，用户可以在喜马拉雅听书app付费收听。截止到2019年3月20日，《芳华》有声书的收听次数已经高达89.1万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有声书这一传播方式应该与《芳华》的目标读者群体有关。尽管《芳华》在青年群体中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但它的目标听众应是定位于经历过1970年到1980年文工团岁月的群体。这些听众正处于中年，忙于工作，可能无暇在纸质图书上阅读。有声书可以方便读者随时在上班途中、生活中的空闲时间收听。它让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又能给部分不便阅读纸质文学作品的读者以新的选择，客观上扩大了《芳华》的读者范围。

四、结语

严歌苓的小说屡屡被改编成电影，同时电影成功又带动小说大卖，成为了新媒介时代文学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多种新媒体渠道传播小说《芳华》大获成功，对于研究新媒体时代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传播机制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

本文来源：《视听》：https://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