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州宋锦美学风格的文化氛围

 享誉中外的我国三大名锦之一——苏州宋锦，是中国丝织文化史上尤为靓丽的一朵奇葩。其美学风格之所以典雅飘逸、独特深远而散发出无穷的文化气息，究其原因，与之历史、艺术、经济这三大文化氛围的恩赐不可分离。
一、历史文化氛围
我国史学界将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这无疑从历史的角度道明了赐予苏州宋锦历史文化氛围的外部空间条件。北宋（960-1127）与南宋（1127—1279）纷繁的历史以战争连绵、时局变迁步入自身的运动轨迹。北宋因金入侵灭亡，残留半壁江山的南宋与金对峙，于公元1279年亡于元。而战争并没有在当时历史瞬间中消散宋代历史的文化氛围，相反，当时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文化大融合，宋朝外部环境相对和平；“宋朝因疆域较小、边事多、国力不强、相对封闭、在军事上比不上汉、唐、明、清，其发展程度却高于汉唐” [1]。由此可见，宋代“文人治国”的国策为苏州宋锦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历史环境。随着文化气息的日益儒雅繁盛，许多成都锦院的锦工随南宋转移到江南，加速了苏州作院的扩展，苏州宋锦应运而生，并使处于历史文化氛围中的苏州宋锦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与其艺术文化氛围相融汇。
二、艺术文化氛围
人类艺术发展表明艺术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时代的艺术文化现象所形成的氛围构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艺术文化形态。“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且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2] ，因此，宋代艺术文化个性形态特征势必影响到苏州宋锦的视觉面貌，进而成为苏州宋锦审美方向及其艺术风格的价值依据。形成宋代艺术文化氛围的因素尤为丰富，其中最显著的应当是书画艺术。艺术文化氛围对苏州宋锦影响的深刻度从一定程度上将工艺美术范畴的宋锦与纯粹艺术创作的书画在视觉形态上进行了同构，这或许成为宋朝乐意选中苏州宋锦作为书画装潢的主要原因。
北宋设立了“翰林书画院”，书画精品的装裱用料需要相当艺术水平，无形地促使苏州宋锦成为高档书画装饰用料之一。“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用于装裱书画的缂丝绫锦花式有18种以上，元陶宗仪《辍耕录》记载用于装裱书画的缂丝绫锦等有51种” [3]。出自宋代画院作品形式呈现的飘逸、雅致之感与其装裱的宋锦相得益彰，风格浑然一致。
宋朝“誓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成为“雅”文化繁荣的政治保证。“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 [4]。苏州宋锦的美学风格不仅受宋代书画美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深受其他技艺的文化影响。据《宋史· 职官志》所载，工部所属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其中金、银、牙、玉、织、绣等就有四十二作，此外少府监还有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掌管染织刺绣服饰的制作。这些为苏州宋锦的文化氛围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
三、经济文化氛围
苏州宋锦产生的土壤主要在于经济重心南移带动的丝织中心南移。“宋初在平定西蜀、南唐、吴越时，千万匹计的丝绸、彩锦、异绫等被收入政府库藏。川蜀、吴越等地农业生产未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5]。农业上：“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甘蔗、棉、栽桑养蚕，均比唐代发展。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 [6]。这是宋锦继蜀锦发展之后形成了的经济氛围。纺织技术上：据南宋楼寿《耕织图》记载，宋代的脚踏缫车，人的双手可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操作。“宋代提花机发展得相当完整，《耕织图》所绘大型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挽花工与织花工配合，可织造出具复杂花纹的高级织物” [7]。这些为苏州宋锦的审美拓展提供了更有实力的经济保障和更完备的技术手段。
综上所述，苏州宋锦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特定的文化氛围，其中历史文化氛围给予了苏州宋锦优越的生成空间；艺术文化氛围使之渲染上典雅飘逸的美感特征；而经济文化氛围又为苏州宋锦技艺的精美拓展奠定了最可靠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