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沙窑写意性花鸟画产生原因探究

 引言
长沙窑创烧于初唐，昌盛于晚唐，五代末期开始衰败。窑址主要分布在长沙市北距铜官镇5公里的湘江东岸的石渚、瓦渣坪一带。长沙窑是唐代南青北白，众多瓷窑中脱颖而出的一颗璀璨的彩珠。从出土的标本和印尼“黑石号”打捞的整器中显示，花鸟画装饰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中占大部分，约占百分之七十，花鸟画表现是属于绝对多数的，能代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的最高水平。瓦坪渣窑址发现的碗、盘、罐上画有折枝的花卉，有菊花、莲花等纹饰，寥寥数笔神态如生，颇得写意之妙。那么这样写意的艺术形式是如何产生的？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长沙窑工艺技术日臻成熟
长沙窑是初唐起开始烧造，中唐以后开始蒸蒸日上。中唐之后，铜官窑已经能成功烧制出单色青釉、酱釉、黑釉、绿釉、蓝釉、黄地绿彩、黄地酱彩、黄地褐彩、黄地三彩以及白地加其他彩釉等等，这些彩釉多半是釉下彩。这样成熟的陶瓷釉料工艺，为陶瓷釉下彩绘的产生作了准备，晚唐时特别是明确了以褐色为主的釉下彩烧造风格后，更是锦上添花。而作为釉下彩绘的泥胎，其锋触彩洇的吸水效果，成为这种写意效果形成的必然条件。
长沙窑釉下彩的这种写意效果，也与当时的市场需求量有关，唐代欧阳詹的《陶器铭》云：“一工制功，千室以给。”长沙窑当时产量特别大，画工在坯上装饰是就要追求数量，由于数量的增加而提高绘画速度，由于绘画速度快自然就对所绘的形象进行概括和提炼，以至于所绘形象更简洁，从而出现了自然生动的效果，这就形成了具有写意之妙的长沙窑彩绘瓷了。
二、长沙窑所处的地域文化
长沙窑写意花鸟画的产生，也绝不能忽视长沙地区所处的地域文化给予的影响。古楚艺术往往是以“奇”的架构、“幻”的造型、“艳”的色彩、“狂”的气质成为特点。中国绘画史最早的实物都与长沙有关。虽然秦统一了全国，使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所交融，但楚文化奔放自由的艺术感觉，还是在长沙铜官窑的陶瓷绘画上有所体现。从其陶瓷彩绘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种古楚文化的特点：狂泻情感的笔墨，激情奔流的意象， 生动传神的放笔等，都涌发着作者心中那种难以压制的生活感受。这又是长沙窑釉下写意花鸟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当时绘画对长沙窑的影响
（一）题材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绘画的重要时期， “花鸟”之名，始见于此时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于尉迟乙僧、薛稷、边鸾、殷仲容等人名下，立有“花鸟”之目。与之并立者，有鹰鹘、雉兔、竹鸡、蜂蝉、燕雀、草木、花木、鱼、龙、蜂、蝶、花竹、鹤竹等。可见当时“花鸟”之名，尚未有明晰的概念；诸多花鸟画题材，尚未涵盖于花鸟名下。而花鸟之名已立，并且也有了专门的花鸟画家，因此就绘画的分科而言，花鸟一科已然形成。初唐时花鸟画已非常流行。中唐时期，花鸟画延盛唐之势而有极大的发展。在这样的趋势下，花鸟画题材对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长沙窑釉下彩花鸟题材，涉及的鸟类品种有杜鹃、鸳鸯、鸿雁、练鹃（绶带鸟）、鹭鸶、鹃鸽、鹧鸪、山鸡等，动物有鹿、羊等，其他还有鱼、龙、蜂、蝶等，大部分是一个形象一个画面，这与当时的花鸟画题材是基本一致的。
（二）绘画技法的影响。唐代写意水墨画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初步发展，王维、张燥、王洽、项容、张志和等开辟了绘画的新途径，据传，王维是水墨山水的创始者，“画到之中，水墨为上”，反映了唐代中期画坛的新变化，技法方面出现了泼墨、吹云、白描、皴擦等新技法。
长沙窑花鸟画用笔挥扫横抹、线条刚柔相济、奔放洒脱，写意装饰则浑然天成。盘、罐上画有折枝花卉菊花、荷花等纹饰，虽寥寥几笔，但栩栩如生，颇得写意之妙。这反映了长沙窑花鸟画那种“性多疏野”的野态潇洒特点。这样的技法与当时的绘画画法是基本一致。
（三）绘画审美的影响。长沙窑花鸟画与当时的写意绘画有着共同审美情趣，情结于 “道法自然”的思想。与崇尚儒家政教功用的宫廷绘画不太相同，体现“道法自然”审美思想的绘画主要在远离长安宫廷绘画的南方发展。朱景玄所记录的“逸品”画家都是南方人，张志和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是是会嵇人，有“烟波钓徒”的自称。张志和的具体生卒年虽然不能考证了，但《历代名画记》说他曾在唐肃宗（756—761）朝官至左金吾卫录事参军。按此推理长沙窑花鸟画的年代应该是中晚唐时期的产物。这样的时间关系，为张志和等人的审美思想对长沙窑陶瓷绘画产生影响作用提供了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