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立足于生命——比较安娜·卡列尼娜与杜十娘的“他者”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 同时也是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初期的代表性作品。文中的安娜形象被女权主义者认为是妇女争取人格独立的代表、女权主义的先驱。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学史上，苏州才子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女性形象——杜十娘，她看清了人性的虚伪，男女精神世界的差异，最终走向死亡，寻求精神上的解放。这两部作品创作时间上相差了二百八十多年，两位女主人公都处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二者在捍卫人格尊严、追求美满爱情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她们至情至性、追求个性解放，但又受到封建精神桎梏而最后走向死亡。

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视角审视两位形象，我们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他者的地位，是引发这两个女性形象悲剧的共同深层原因，二者最后以死而作最后的反抗正是为了摆脱他者的地位，追求人性的自由，使得悲剧性的结局融入了崇高和悲壮。

一、身份的界定：他者

安娜与杜十娘，一个是西方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妇女，一个是东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风尘女子，二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却拥有相同的身份——他者。

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指出，在父权社会中，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1】她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的角度详细论证了父权制社会的形成和男性统治产生、日益巩固的原因。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妇女作为客体的地位和生存状态主要取决于她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她们的经济地位。

    安娜正是没有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的女人。她虽然衣食无忧，但却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必须依靠男人，否则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正如波伏娃所说，安娜“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她等待给她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男人；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只从丈夫那里领取一次零用钱，只要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商或买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须去领取工薪或得到加薪……她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处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生存”【1】P688但单从经济方面解释女性人格上不能独立的原因显然不够充分，因为杜十娘在经济上已经独立。她作为风尘女子，虽然职业不光明，但毕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她将七年卖笑生涯所积攒的钱财珠宝用作从良赎身的资本和今后家居生活的费用，表现出了她经济上的独立性。因此，我们不能单从经济方面解释父权社会中妇女悲剧命运的成因。

除了经济权力之外，男性又取得了创造文化的权力。男性创造了整套观念体系，以促使男性的统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使得女性能不加辨别地予以吸收，并使女性将对男性的依赖和服从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观念和行动的信条。所以，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在经济、文化上的统治过程，实际上是女性独立性、主体性日益丧失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女性逐渐变成了相对于男性主体的客体存在。两性关系中，呈现出了主体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状态。正如如波伏娃所说：“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1】序P11

    萨特认为，他者和主体一样是自为的存在，二者通过“注视”发生关系。一方面，在别人的“注视”下，我失去了主体性，变成了自在的存在，我被迫接受别人赋予我的存在，而且无法逃避别人目光的注视，并为此感到痛苦和不安。因此，他者的存在是对主体存在的威胁，“只要有一个别人，不管他是谁，在什么地方，他与我的关系如何……我就有一个外表，一种本性；我的原始的堕落就是别人的存在。”【2】P348另一方面，他的的存在是必须的，正如萨特所说：“我无法获得任何关于我的事实，除非通过了别人的媒介。对我的存在而言别人是不可或缺的，一如我对我本身的知识一样。”【3】P347也就是说，主体在与他者的对立和区分中实现了自己，而他者只不过是主体实现自我的工具和手段而已。这是因为他者作为主体心目中的客体，必然会体现主体内心的需要，主体在对他者的支配中，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他者反观自己以确证主体的存在。既然如此，男性主体就必然要向女性他者提出要求：女性他者不仅是花瓶，而且必须是漂亮的花瓶，同时还必须接受男性主体目光的注视，并以此证明男性主体自己。

 安娜与杜十娘的不幸正在于，她们都扮演了他者的角色。在家庭中，安娜是一个他者，丈夫卡列宁不懂得爱，更不会施予爱，只把安娜视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和家庭幸福的证明；安娜在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中，依然是一个他者，当她满怀信心去迎接和享受真爱的幸福之际，却发现渥伦斯基对自己并非真爱，而是满足虚荣心和成就感。杜十娘更是如此：她心心念念想托付终身的人却只看重她京城第一名妓的美名，他以此为荣，将她当做玩偶，遇到危险甚至可以将她随便送之于人。

二、他者观念的内化：自欺

    萨特认为，自欺就是选择一种被规定的态度去对待外部世界，在行动中心甘情愿地做出各自身份所应有的标准动作，凭借自欺，我们可以通过从外面把自己认作他者或一个事物来逃避焦虑，但这种态度会使人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或类似于物一样的自在的存在，从而再也无法实现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把他者的观念内化为自己存在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自由选择和行动的信条，自觉地选择社会和人们给他规定的态度，按照社会和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行动，从而完全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他者。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主动接受男性中心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这就是自欺。安娜作为一名贵妇人，自然会受到男权观念影响，按男性中心的观念审视自己。她由父母做主嫁给卡列宁，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她接受妻子、母亲的身份，失去独立的自我。即使在抛弃丈夫、丢下儿子后，她的内心仍有对丈夫的忏悔、对儿子的挂念。安娜“一想到儿子将来会对抛弃了他父亲的这个母亲报什么态度，她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寒而粟”【4】P247，就会觉得对沃伦斯基的爱是种犯罪。安娜内心产生的罪恶感、羞耻感等情感，正是她按照父权社会对贤妻良母的要求和规定评价自己的结果，也是在妻性、母性和情性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安娜自觉的他者观念和现实选择相冲突的产物。

再看杜十娘，她虽沦落风尘数载，但内心深处仍向往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良家女子生活。杜十娘在儒家“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文化熏染下，追求的只是清白做人、夫唱妇随的中国式贤良女子模式。为了平息李甲家父之怒，她建议“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她自觉的把自己当成他者，当成被丈夫携带的万物。甚至在遭李甲遗弃时，她也只是以死来证明自己的坚贞和绝望之情，而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独立人格和争取男女平权的思想显然还没有确立起来。当然，这也解释了中国女性的悲剧人生与封建礼教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中国女性面对强势男权世界的软弱和无奈。

无论是安娜还是杜十娘，她们潜意识中都没有挣脱父权社会从法律、宗教、习俗、婚姻制度等方面强加给她们的精神桎梏，这就使得她们在追求幸福爱情和个性自由的过程中，也不得不站在女性他者的立场上，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标准，以自欺的方式去选择、行动。

三、他者地位的改变：反叛

波伏娃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永恒的女性”，也不存在抽象的“女性的温柔”，所有这些都是父权社会中宗教、法律、婚姻制度、习俗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女性要想改变他者的地位，就必须对促使女性他者地位形成的整个文明体系，对父权社会及男权中心观念进行反叛，否则，女性他者地位的改变无从谈起。

安娜以自欺的方式进行选择、行动，但她内心的焦虑并未减轻。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沃伦斯基身上，过分干涉他的行为，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4】P969她以沃伦斯基为中心，把自己置于他者地位，这不仅导致了她的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而且也使追求到的幸福成为过眼烟云。焦虑不可避免，这又促使她必须进行新的选择。在父权社会中，对一个作为个体的女人来说，要想追求幸福的爱情、个性的自由，改变女性他者的地位，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换言之，死亡是叛逆的安娜在父权社会中的必然结局。而正是在安娜对死亡的选择中，改变了女性他者的地位，获取了人格的独立，恢复了个体自我的主体性，确证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并因此决定了自己的本质。安娜的可贵之处，是她在不断选择、不断追求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并进行了反叛，从而使她的形象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想要相夫教子的杜十娘在得知心上人以千金之价转卖他人之后，万念俱灰。她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了反叛。她听了李甲的打算，并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心生毒计，而是立即“放开双手，冷笑一声”，痛斥李甲“惑于浮议，中道见异，负妾一片真心”，大骂孙富“破人姻缘”。【5】P517第二天，她打扮得光彩照人，然后怀抱百宝箱纵身跳江，以死谴责李甲的负心，捍卫自己的爱情。正如波伏娃所说，在父权社会中，“若是女人达到了反抗的终点，那么只有一条出路还在向她开放——这就是自杀”【1】P678。这大概是为什么安娜与杜十娘都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

当然，在当时男权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安娜还是杜十娘，在追求个性解放时都不具备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条件和可能，她们的行动也只能局限于追求爱情这一有限范围之内。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也就是反抗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改变女性的他者地位。正是她们悲剧性的毁灭，才凸显了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使悲剧显得更加崇高和悲壮。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上对男性中心的依附以及由此造成的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地位，造成了安娜与杜十娘悲剧性的结局。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人类的自然天性，她们将爱视作生命，并为之表现出反封建主义的叛逆性格，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主义精神，使得纯粹的悲剧性结局里融入了崇高、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