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卑有别——新、旧《唐书》的共性之一

     学者们历来认为两《唐书》的思想倾向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很多人谈到了《新唐书》的“尚德倾向”“尊奉《春秋》，推崇韩愈”及“力排佛老，以明王道” 等等倾向。而与之相反《旧唐书》的这些思想倾向并不明显，这也是宋代史书编纂者重新修纂唐史的原因之一。但是无论新、旧唐书的编纂目的、承载思想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两种史书从根本上说都是强调尊卑有别，也即维护统治阶级等级制度，这样从根本上说这两种史书都可以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载体。

    维护社会稳定体现在尊卑有别上。新、旧《唐书》中很多地方都传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妾永远是妾，要永远安于本分，什么时候都不能升为正室。从杜佑的传中我们可窥豹一斑。《新唐书》对杜佑的介绍“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天性精于吏职，为治不皦察，数斡计赋，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议者称佑治行无缺。惟晚年以妾为夫人，有所蔽云。”①从中可以看出杜佑是一个德才兼备，治行无缺的人。这样完美的人物唯一的缺点就是晚年不该把自己的妾升为正室。让我们再看看《旧唐书》对他的评价“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②在妻子死亡后不顾家人亲戚的劝阻“升嬖妾李氏为正室”竟然让当时的人议论纷纷。又据《旧唐书·吴通玄传》“吴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德宗知之。帝召见之，亲自临问，责以污辱近属”。③而所谓外妇指男子于正妻以外在别处另娶的妾或私通之妇。这件事从反面则说明了，唐代人虽然纳妾，但妾的地位并不高，并且妾一般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据陈尚君先生的《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誌》一文可知：世家女一般不应为妓妾。吴通玄将宗室女子作为妾，因而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再加上别的罪过就被赐死。其死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无形之中损坏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这必然会招致上层的不满，再加上吴通玄本人并不像杜佑那样德高望重还具有别的罪过，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是难免的。

    从两《唐书》对杜佑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之一就是尊卑有别，即妾永远是妾，什么时候都不能升为正室。“时论非之”的原因大概是，既然有了先例更多的妾就可能不安于自己的本分，而可能会想方设法升为正室，这样的结果会是让家庭处于勾心斗角的氛围中。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会影响家庭的稳定，从大的方面来说，会让为国家而奔波在外男子（家庭的精神支柱）心神不宁，从而不能好好地为国家卖命。这样说来于国于家都是不利的。古人有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的道理“一家不安何以天下安”。这个允许由妾升为正室的举动看似事小实则影响颇大，从长远看来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再者古代社会的女人处于底层，小妾则更是底层中的底层。处于如此地位的小妾还想翻身，那奴仆肯定也想翻身做主人，人臣肯定也想做黄袍加身做君主啊。俗语说的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想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得“尊卑有别的”，尊就是尊，卑就是卑。尊与卑絶不能有所变化，更不能混为一谈。同样的思想还体现在两《唐书》的《李齐运传》里。新、旧《唐书》的记叙依次为“晚以妾为妻，具冕服行礼，士人蚩之。”④ “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⑤由“蚩之”“嗤诮”我们可看出李齐运“以妾为妻”的举动同样不为两《唐书》的撰者所欣赏：毕竟李齐运身为礼部尚书更应该认识到尊卑有别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妾都是妾，正室就是正室，妾都不应该升为正室否则就是僭越了本分，进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都表明两《唐书》的撰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展现自己尊卑有别的思想，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的有意的加重史书的教化倾向，这样做的根本面目的就是在思想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还体现在对奴仆的态度上。奴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安于自己的本分，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自己的主人；即使主人的人品低劣或犯了大罪。关于这点新旧《唐书》《韦温传》所记依次为：“池民讼刺史，劾无状，榜杀之，威行部中。既疾，召亲属，赋绶诗‘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没身不负斯诫矣！”⑥ “池州人讼郡守，温按之无状，杖杀之”⑦韦温，临死前还谨记父亲韦绶“在室愧屋漏”诗句的一个清正良吏。只因一个老百姓告了州里的刺史，而他查无实据就将这个老百姓打死了。这个百姓死亡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劾无状”或“按之无状”而是在下者以“卑”去触犯“尊”僭越了本分，做了不该做的事即民告官吧。刺史如有违法乱纪的事自有朝廷去管，用不着你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去管，倘若做了就是查有实据这个勇敢的百姓的这个卑者下场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吧。毕竟这个“卑者”的举动看似事小，但由此引发的后果——动摇社会的秩序——却有可能很严重，防微杜渐这个“卑者”的下场必然是一个牺牲品。

    当然了也许会有人认为韦温“杖杀之”的原因是“劾无状”或“按之无状”

    那么我们就看看新、旧《唐书》中《王稷传》里有关的记叙吧。“子稷，历鸿胪少卿。锷在籓，稷常留京师，视势高下轻重以纳赀焉。尝请籍坊以广第舍，作复垣洞穴，实金钱其中。锷卒，奴告稷更遗占，没所献，裴度为言，乃论杀奴。”⑧ “子稷，历官鸿胪少卿。锷在籓镇，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奏请藉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惮清议。及父卒，为奴所告稷换锷遗表，隐没所进钱物。上令鞫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宰臣裴度苦谏，于是罢其使而杀奴。”⑨这段话说王锷的儿子王稷是一个留在京师以金钱替父亲打点的投机者，本人又视财如命，在父亲死后将老爹贡献给朝廷的财物据为己有，家奴告发了这种行为。王稷的这种行为应该是“劾有状”的，皇帝也准备派使者去查验他家的财物。但是“宰臣裴度苦谏”能够不再追究反而“杀奴”。裴度苦谏的原因《旧唐书·裴度传》里说的很清楚：度奏曰：‘王锷身殁之后，其家进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⑩即如果检责其事的话，定会让在边疆浴血奋战的将帅不能安心作战，时时刻刻担心家的安全，进而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按常理来应该得到奖赏这个家奴的就落得了个死亡的下场。，这位“卑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触犯了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其长远影响是可能就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结果让我们明白卑者不管出于何种良好的目的去告发在上的尊着（被告发的往往也不是什么正面形象不是贪官就是污吏），只要你认识不到尊卑有别，只要你僭越了本分，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原因就在于这些奴隶们的举动与巩固和维护社会的稳定背道而驰。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新、旧《唐书》虽然创作于不同时代，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共同的思想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那么，新、旧《唐书》承载维护社会稳定思想的原因是什么呢

    两《唐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教化倾向首先与撰者身上所流淌的文化血液有关。如果说中国社会是河岸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是一条流淌了两千多年的的古文明河流，在这条河里奔腾不息的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它在流淌的同时将自己的气息将自己的性格将自己的一切都灌注进它所流经的土地。在这土地里扎根生长的的文人无论是后晋的刘昫还是宋代的欧阳修、宋祁都不可能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能不会将自己所受的思想影响形诸于笔墨反映在两《唐书》的创作中。而他们自小所受的思想之一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的的等级思想。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论述的两《唐书》的这种教化倾向实际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⑽思想的体现。所表现的是尊卑有别的贵族等级思想，“君主要忠于君主的职分像个君主，臣子要安于自己的本分做个忠臣，父亲要做慈父，儿子要做个做孝子”。 这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最高概括。思想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孔子借此宣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以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的安定。如近来出版的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的是形成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差序结构。”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认为是“把等级制度巩固起来，调贵族间的关系”。

    可见两《唐书》的撰者在创作时无意的就将自己身上流淌的文化血液灌注在自己的作品里。也就是说两《唐书》出现这种教化倾向与作者从小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有关。

此外还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

    后晋是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朝代，从后晋高祖石敬瑭936年灭后唐开国到契丹947年灭后晋一共经历了两个皇帝，12年。后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册立的傀儡政权。在这短短的十二年里皇帝都不忘修史，而我们知道封建统治者修史的目的无非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归到根本上则还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新唐书》的创作背景来一窥两《唐书》承载此种思想的原因。

    以《新唐书》创作的社会背景为例，宋太祖建立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剥夺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地方行政控制权，从根本上铲除了藩镇割据实力存在的基础，实行文臣知州事，并在以后逐渐确立了文官政治体制。但到北宋中期以后宋王朝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对外，面临着西夏，契丹等少数族政权的威胁；对内则陷入冗兵、冗吏、冗费的困境之中。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导致连续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就爆发了以全师雄为首的士兵和农民的联合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又爆发了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北宋初期内忧外患的窘境也使得《新唐书》的撰者时刻不忘将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思想贯穿史书的创作中以加强教化的功能。。这样做正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倘若文中提及的卑者检举揭发尊者的行为的得到了统治阶级的一丝丝肯定，这个社会恐怕会出现更多的王小波李顺，统治阶级也因此会更加焦头烂额吧。同样的原因五代前期的局势是由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发展形成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本人，也是由藩镇起家，并引契丹，为援夺得帝位。也可以说后晋建立政权后也同样面临着巩固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难题。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的维护社会稳定的等级制度思想自然而然的也会渗透在《旧唐书》的创作中。

    综上所述，两《唐书》虽然创作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也不同，但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却像一根线似的将这两种史书紧紧地串在一起。两书中仍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即教化倾向。出现这种倾向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但无论何种原因都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

⑴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杜佑传》第508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⑵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第398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⑶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吴通玄传》第505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⑷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七《李齐运传》第511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⑸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李齐运传》第373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⑹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韦温传》第515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⑺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韦温传》第438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⑻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王稷传》第517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⑼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王稷传》第406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⑽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第441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参考文献：

① 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西北师大学报1978—05—01社会科学版

② 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陈尚君《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铭》

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⑤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