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化人生——《寒夜》和《红字》的比较（文学论文）

    《寒夜》和《红字》这两部小说在简洁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寓意。两部小说是两位人生信仰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写成的，是不朽悲剧，都在探讨人生的意义，都在控诉制造罪恶的社会，都在同情、悲悯不幸的异化生命。两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心理上扭曲变形，男主人公变得懦弱、没有了自我；女主人公被异化中成为女权主义者，在黑暗的社会中痛苦挣扎，胜利中有妥协、失败。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异化的悲剧生命，本文将从内外两方面分析造成异化的原因。

一 、懦弱的男人

    汪文宣和丁梅斯代尔是两位向往自由的人，但由于黑暗社会和清教的束缚而变得懦弱、性格异化，不仅让自己的生命枯萎，也间接地给爱他们的人带来痛苦。他们是可怜、可悲的人。

    汪文宣曾和树生一样有理想，但在黑暗的社会面前，变得胆小、懦弱，成为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他一方面爱着树生，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礼教的“孝子贤孙”。他在两个女人中间艰难、痛苦地生活。他无力说服母亲对妻子的偏见，无力给妻子充满青春活力的的生活。他在社会面前迅速衰老，和树生拉开了距离。他的变化除了社会原因外，性格缺陷也是原因之一。他贬低、看不起、不相信自己，也不和妻子沟通。丁梅斯代尔是一个宗教信仰者，因冲动犯了错，却无勇气面对。他让海丝特一个人去面对人们的惩罚。他虽然在内心里经受折磨、痛苦，但他却利用男权社会中的普遍观念欺骗着一个弱势的女性。她勇敢的面对现实，而他却在逃避、掩饰中偷生。丁梅斯代尔在赎罪中精神错乱、死去。他本可以勇敢的生存下去，但却在清教的压迫下浪费了生命。

    汪文宣从骨子里信仰母亲的人生哲学，认为“总还是自己的母亲好”。他不愿意让树生养着自己，认为男人是一家之主。他虽然是新思想的接受者，但他却是男权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虽然他已病入膏肓，却还坚持上班。他不愿多花钱，宁愿受疾病的折磨。他遵循着男权主义的人生哲学，让人可怜、同情的同时也产生厌恶之情。丁梅斯代尔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在神圣的外衣下受着良心的谴责，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我们似乎都被他的不幸感化，但他的不幸是由社会和他懦弱、虚伪的性格造成的。他同情海斯特·白兰，爱自己的孩子。但他却向清教屈服，在痛苦中度过一个不属于他本性的虚假生活。因为他的生活是被异化了的非人类本性的生活，所以他在走向精神分裂、身体衰竭的坟墓。

    “汪文宣渴望家庭和睦，羡慕夫妻亲密的张先生，愿望简单但却无法实现。”[1]他本可以像别人一样生活，但却无力。同事的笑声让他的头越来越低，自已在内心先把自己打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懦弱和无助的男人。他在别人庆祝胜利时死去。汪文宣的“老好人”形象是社会和他本人的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个变态的社会把他变成一个异化的悲剧人物。

    汪文宣是个悲惨的小人物，而丁梅斯代尔却是一个悲惨的上层人物。他在上层社会中拥有地位和声誉,前途光明，但却走向信仰的绝路。他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权主义的懦弱灵魂。我们对他有同情也有批判。海斯特·白兰勇敢地承受了一切，他却用虚伪赎罪。海斯特白兰用生命去爱他，他却为了自己让她没有安慰和寄托。他不仅毁了自己，也让海斯特·白兰受煎熬。他宁愿忍受无穷的折磨也不愿挣脱清教的束缚，是可怜的清教牺牲品。他甘愿接受社会的惩罚，忠于那个社会所谓的法规；他不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也不去考虑对他人的伤害。他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也是悲剧的间接执行者。

    我们看到两位懦弱的灵魂在精神和肉体的挣扎中痛不欲生，无力拯救自己和亲人。他们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他们在社会异化和自我异化中失去生命。

二、坚强的女人

     两位女主人公给整个压抑、沉闷的氛围带来生机。海丝特·白兰和曾树生处在男权社会中，为争取自由、幸福而努力。虽然她们不能从根本上抛弃传统道德和旧礼教的束缚，在新思想的追求中向旧道德妥协。但她们也用努力为女性争取独立、获得人身自由做出了贡献。她们处在黑暗社会压迫下，为争取自由付出了血的代价。她们为了目标，坚持不懈、敢于斗争。她们在礼教和道德伦理的层层束缚下获得了个人胜利。虽然她们和男主人公一种，处在社会异化的痛苦挣扎中，但她们坚强的成为女权主义者。她们的努力值得受男权束缚的女性借鉴。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都是新思想的接受者，有理想、有目标。由于黑暗、残酷的社会，他们理想破灭，陷于生存困难的境地。汪文宣变为一个懦弱、守旧的卫道者，使曾树生处于矛盾中。在孤独、寒冷中，她不想放弃理想。为了青春、生命，她要挣脱“丈夫”的枷锁，寻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在无助中喊出反抗，在“丈夫”的懦弱面前表现出勇敢。她在社会异化中走向女权主义，救出自己。海丝特·白兰处在男权至上、妇女地位底下的男权社会中。她为了反抗禁欲主义，反对丈夫禁闭和欺骗，和丁梅斯代尔私通。她成为清教残酷惩罚下的叛徒，做了女性主义者。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边赎罪，一边向虚伪的统治者示威。

    她们分别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现出女权主义的特征。曾树生在追求个人幸福、自由中取得胜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人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如果她按汪母的人生哲学生活，一家人都会饿死在胜利以前。曾是新式女性，走的是妇女解放的新道路。她是一个向往自由，追求幸福，有青春活力的新女性。她时走又时留，她爱文宣，但又忍受不了汪母的尖酸刻薄。“她一直在歧路中彷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决定不了。”，“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1]树生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痛苦挣扎。

    海丝特·白兰是勇敢的，她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许多惊人的表现。她为了争取做母亲的权利，坚定地向州长、牧师讲道理，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凭一个做母亲的爱取得女权主义的一次胜利。“我们做过的事有它本身的神圣性”这是反叛清教的宣言书。曹亚军认为她从因情而罪到认识到“隐在他人心中的罪过”。一个被异化的白兰逐渐抛弃清教束缚，向社会挑战。她用自己的双手为“A”字绣上美丽的装饰，象征她丰富的想象和个性。她用自己的劳动丰衣足食，成为勇敢、坚强的女权主义者。

    曾树生爱汪文宣，他却让她失望，就像海丝特爱丁梅斯代尔一样。他们承受不起女性的爱，让她们备受折磨。她们为挣得坚贞的爱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们为取得自由、幸福在艰难中挣扎。最后，曾树生并没有找到自己期望的幸福，她仍在《寒夜》中孤独寻找光明，海丝特·白兰含恨长眠于北美大陆。

三、结语

    两部小说中的异化人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也不能否认个人原因。内外因素的结合就形成了男女主人公不同的异化悲剧。巴金主张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热爱祖国，一生奉献。《寒夜》是他在控诉黑暗社会，给人民一点希望。《红字》的作者霍桑是一位受清教思想、超验哲学和神秘主义影响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反对清教对人性的摧残，替不幸的人抱不平，但他又无法摆脱宗教的束缚。

    巴金在《巴金自传》中说：“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国统区斯文扫地，知识分子的处境很艰难，生活十分艰难，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白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2]《寒夜》在孔范今主编的文学史中有“平民史诗”之称。《寒夜》是凡人小事的悲剧，是人们司空见惯却又不愿证实的黯淡风景。平凡的小人物被社会异化，因性格和人生观不同，异化的结果不同。

    《红字》是发生于北美殖民地的悲惨故事，处在资产阶级已发展起来但还不成熟的时代。渴望自由的女性无法对抗强大的社会统治者，只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而统治者的生活也不是像他们标榜、宣扬的那样美好、快乐。他们在禁欲、惩罚别人之后也会受到良心的拷问。追求幸福、自由是人的天性，人类制定的任何法规都无法约束。海丝特用自己的行动向广大妇女证明：自由、快乐总有一天会到来。

    《寒夜》像《红字》一样有其悲剧的社会根源，但也在悲剧中呼唤光明和温暖。国统区不正常的生活状况，制造一种“坏人享乐，好人受罪”的社会现实，多少善良的人在疾病、饥饿中死去。这里没有良知，没有亲情，有的是嘲讽、孤独、扭曲和异化。那些弱小的平凡人无法战胜畸形的社会，只有让生命萎缩。胜利以后，异化依然在发生，但《寒夜》给我们光明的启示：温暖在寒冷之后总会到来，制造悲剧的社会总要覆灭。

    曾树生在新旧思想之间挣扎、徘徊，活在孤独、痛苦中。汪母爱着儿子，是可怜又可恨的老太太。汪小宣是被社会异化成中年人的可悲少年。汪文宣是懦弱的“老好人”。海丝特默默地承受众人的指责，她的善意施舍带来别人的辱骂。霍桑最后还是求助清教，让她付出超常人的努力来赎罪。海丝特和亚瑟的红“A”字已深深地永远地印到他们的心里。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让懦弱、坚强的人不得不发生异化。

    主人公都是被黑暗的社会异化的孤独、不幸的灵魂。女主人公面对苦难、压迫走向反抗的女权主义的异化道路，而男主人公却在懦弱中被异化的失去了生命。

注释：

[1] 巴金.巴金代表作[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巴金.关于寒夜[J].逸海书域，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