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术以达于世务”——钱谦益的学术路径

    “由经术以达于世务”（《初学集·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1]，这是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钱谦益在给友人唐顺之外孙白绍光的书信中所阐释的自己的学术观点，一方面说明钱谦益在会通地看待程朱学和狂禅学之后，有了自己的取舍，体现了其学术上的成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钱谦益对当时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主流思潮的迎合，成为张扬清代朴学之风的先导。

一、学本经术

    钱谦益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与叔祖皆以进士入仕，因此，形成了治授经术的家风。“仆家世授《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而已，多所拟议，而未敢明言。长而深究源委，知其为经筵进讲，箴砭国论之书。国初与张洽并行，已而独行胡氏者，则以其尊周攘夷，发抒华夏之气，用以斡持世运，铺张金元已来驱除扫犁之局，而非以为经义当如是也。”（《有学集·与严开正书》）[2]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钱谦益自幼习学《胡氏春秋》，在长期的研习过程中，逐渐懂得了胡传之所以独行其道，是因为其阐释了以经术治国的道理。钱谦益这一学术本原的形成得益于父亲钱世扬的教导，“余为儿时，受春秋于先夫子。”（《初学集·春秋匡解序》）钱谦益座师东林党人孙承宗称赞钱世扬：“公深于《春秋》，真见天下拨乱大手。从大纲常着力，立身训子，皆本《春秋》大义，非章句儒者所通晓也。”（《牧斋外集·先父景行府君行状》）[3]正由于此，钱谦益深通经术之道，天启元年，钱谦益曾出任皇帝的经筵讲官，开讲仪礼，得到了广泛的赞许。在《经筵纪事十首》其二中，他这样写道：“元老延登讲幄新，文华秘殿启埃尘。袖中仪注中官讶，啧啧词垣尚有人。”（《初学集》）直至晚年，白首屏废，钱谦益仍然读经不辍，“衰病放废，独抱遗经，以老于荒江寂寞之滨。”（《初学集·春秋匡解序》）

    钱谦益对经学的尊崇，还受到了经学大师归有光的影响。万历三十八年到四十八年，十年家居期间，是钱谦益学术成熟的重要时期。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他有明确的表述：“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游，得闻归熙甫（有光）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自嘉靖末年，王、李之学盛行，熙甫遂为所掩没。万历中，临川（汤显祖）能讼言之，而穷老不能大振。仆以孤生謏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有学集》）归有光自幼习学程朱之学，当程朱学随时代的发展，逐渐流于空泛之后，归有光认识到了欲救其弊，必返经正学。“夫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征之，灿然炳然，无庸言矣。”[4]钱谦益认为自己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受到了归有光的启发，“余少壮汩没俗学，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稍知向方，先生（归有光）实导其前路。”（《有学集·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崇祯十二年，钱谦益作新刻《十三经注疏序》，表达了“返经正学，以救世务”这一思想：“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圣天子广厦细旃，穆然深思，特诏儒臣，是正遗经进御，诚以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亦犹二祖之志也。”（《初学集》）

二、兼师狂禅

    嵇文甫先生曾这样来论定晚明狂禅派，“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5]万历二十六年前后，狂禅派管志道与东林学派顾宪成等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无善无恶”的争论。《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六、二十七年载：“时太仓管东溟以绝学自居，一贯三教，而实专宗佛氏。公与之反复辩难，积累成帙，管名其牍曰《问辨》，公亦名其编曰《质疑》，于‘无善无恶’四字驳之甚力。”[6]万历三十五年，二十六岁的钱谦益向管志道行弟子礼，“谦益少游于梁溪，顾独喜读公之书，私淑者数年。丁未之秋，执弟子礼，侍公于吴郡之竹堂寺。”（《初学集·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晋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对于两位业师顾宪成和管志道的辩论，钱谦益认为管志道的学问“贯穿千古”，以“姚江四语”为宗旨，可作“百世师”，肯定了其援儒入佛，儒佛合一的言论，此外，还道出了管氏之说的重要意义在于“绳狂”和“砭伪”，这种对泰州学派自身流弊的反拨，体现了管志道开放的学术态度和对当时学术环境的客观认知。

    管志道而外，钱谦益对狂禅派的核心人物李贽也是倍加称颂。因言行悖逆，李贽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之尤”，成为众矢之的。如顾宪成认为：“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 17]与东林学派观点不同，钱谦益对李贽所著书大加赞赏：“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8]《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称：“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盱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秃翁老而好学，涉世日深，素心远性，未尝少改，斯其所以异也。”（《有学集》）钱谦益认为其“直可与紫柏大师相上下”，“风骨稜稜，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来。狮子途乳，香象绝流，直可与紫柏老人相上下。”从而怀着虔诚的心情向李贽问学，“龙湖一瓣心香宛在，安得促席从作龄而向之。”对李贽的推崇，使钱谦益在晚年所编《列朝诗集》中，特立“异人”一目，列李贽为第一。

三、崇尚实学

    万历中叶以后，心学隆盛，程朱式微，士大夫谈禅务虚，流弊甚明。东林学派以顾、高为首，旨在重振程朱理学。“尊王学者导扬其波，至有心学、理学之名，而脉若分为二矣。悟门既辟，一切穷理居敬之学事为尘垢枇糠，而流弊且中人心。于是，东林君子起而维之，言体则必合之于用，言悟则必证之于修，程朱之说复揭中天。”[9]针对王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弊端，东林学派开出了“尊经重道”、“反之于实”的药方。《东林会约》云：“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方，凡以昭示往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高攀龙指出：“今日虚症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10]以实学摒俗学，东林学派为扭转世放和学风作出了贡献，在当时学术领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顾、高无异词。” [11]

    钱谦益的观点与东林学派略同，针对当时学术之失的局面，他响亮地提出了：“今诚欲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唯有返经而已矣。”（《有学集·答徐巨源书》）钱氏所谓“返经”，即东林学派之“尊经”，都是针对“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訾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等社会弊端的纠弊举措。接踵东林学派，钱谦益提出“穷经学古”思想：“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注疏以为纬，专门名家，各仞师说，必求其淹通服习而后已焉。经术既熟，然后从事于子史典志之学，泛览博采，皆还而中其章程，隐其绳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备，而后胥出而为名卿材大夫，以效国家之用。”（《初学集·苏州府重修学志序》）有鉴于此，钱谦益倡导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钱谦益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承，颛门服习，由经术以达于世务，画丘沟深，各有所指授而不乱。自汉唐以降，莫不皆然。胜国之季，浙河东有三大儒，曰黄文献溍、柳待制贯、吴山长莱，以其学授于金华宋文献公。以故金华之学，闳中肆外，独盛于国初。金华既殁，胜国儒者之学遂无传焉。嘉靖中，荆州唐先生起于毗陵，旁搜远绍，其书满家，自经史古今，以至于礼乐兵刑阴阳律历勾股测望，无所不贯穿。荆川之旨要，虽与金华稍异，其讲求实学，繇经术以达于世务则一也。”（《初学集·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这种以倡导经学为中心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明确指出以经术作为治国的本源，是清初学术的主干，它包括经、史、子、集，性理天道，天文历算，地理沿革和释道经籍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这和东林学派的务实思想一样，有利于形成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成为清代朴学之风的先导。

参考文献

[1]、[2]、[3]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0.

[5]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0.

[6] 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 顾宪成.泾皋藏稿[M].四库全书本.

[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05.

[9] 高廷珍等.东林书院志[M].刻本.雍正十一年.

[10] 高攀龙.高子遗书[M].四库全书本.

[1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