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兰分灭到中国启蒙：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波兰诗人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较早（一九0七年）在日本写的一篇文章，主要介绍了英国裴伦，雪莱，沙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密克维支（今译密茨凯维奇），斯洛伐支奇（今译斯沃瓦茨基），克拉旬斯奇（今译克拉辛斯基），匈牙利裴多菲等几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 。除此外，文中还提到但丁，尼采，莎士比亚，柏拉图，弥尔顿，歌德，彭斯，济慈，爱伦德，柯尔纳， 果戈理，易卜生等诗人，作家和思想家。在第八节还介绍了三位波兰浪漫主义作家：密茨凯维奇和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二十七岁的鲁迅不可能会在日本学到波兰文而且自己也不一定会了解波兰文学、历史以及十九世纪波兰诗人的情况，所以这一部分的文章全部信息几乎来自勃兰兑斯《波兰》一书的“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部分。

    《波兰》一书是二十世纪初出版的（一九0三年），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在“观察与欣赏”标题之下介绍作者四次去波兰旅行与做演讲（在沙俄，澳统治区）时当时国家的情况和人民的情绪。波兰与波兰人给勃兰兑斯（犹太人的身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少见深切的同情和全面的支持。他曾经说过：“波兰是一种象征，是人类最崇高的因素而为了它斗争的象征。。。。。。在欧洲在任何地方在世界各地，谁为自由而斗争那么同时也是为波兰斗争”。后半部分就是所提到的“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作者指出了当时异军突起的波兰浪漫主义诗歌兴起的原因和发展过程，它的特色，它的成就和缺陷。波兰浪漫主义以立足于亡国民族相信自己存在的意义。 国土被瓜分以后，诗歌代替了民族的心声，民族观念渗透了文学的一切。这是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的根本。鲁迅是借用勃兰兑斯书中的这一部分而吸取材料，了解波兰诗人和波兰十九世纪文学的特征。

    下面开始进行原文研究。首先鲁迅在简单介绍了密茨凯维奇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以外还特加了他是普希金同时代的人以及他的失恋的背景等重要信息（许多欧洲浪漫主义代表都曾在这一激情中过了长时间）甚至还提这个女人的名字（马理∙维来苏萨加）。接着鲁迅提到裴伦文学对这个波兰名人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又提到他的杰出作品之一《死人之祭》（今译《先人祭》）。《先人祭》共有四个部分。这里所提到的是最早出版的《先人祭第二部》。鲁迅简单描写了戏的内容。先人祭是立陶宛的村庄在墓场附近的教堂里暗中举行的民间祭祀（每年十一月二日）。供奉许多食物，饮料，水果，请出祖先的亡灵，帮助他们在街冥界赎罪。其中失恋而丧命的灵魂（古斯塔夫）在这里出现（据说主人公包括作者的失恋体验在内）。密茨凯维奇年轻的时候很可能看到了这种在深夜在远离村落的地方进行的祭祀仪式，强烈刺激了他的想象力，把这件事做他的文学经典出发点。在这里鲁迅误犯了一个错，因而鲁迅所说“而诗止断片”是误解。接着鲁迅提出诗人去加夫诺当教师三年，最后回到维尔那。在维尔那他和其他“爱学社”成员被捕（鲁迅写了这是一八二二年的事，其实密茨凯维奇一八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夜里被抓的，这明显是鲁迅的误记），被关了半年（文章写过十个月）。鲁迅还同情的描写诗人“囚室”的情况：“窗牖皆木制，摸遍昼夜”。后来密氏被送到圣彼得堡，又迁到敖德萨（俄国黑海）。这边他也在克里米亚旅游同时写了《柯里米亚十四行诗集》。接着鲁迅描写诗人另外两部重要的作品：《格罗苏那》（今译《格拉席娜》）和《华伦落德》（指《康拉德∙华伦落德》）。第一部是诗体小说，描写立陶宛贵族勾结条顿骑士团打内战的故事，女扮男装（女的是公爵的妻子的身份）率兵抗击骑士团。格拉席娜披上了她丈夫的锁子甲，冒充是他，投入对日耳曼人的战斗。李塔沃尔及时赶到战场而取得了胜利，只不过妻子伤重而死。开枪杀死她的人和她的尸体被一起投在火葬里。李塔沃尔也纵身跃进熊熊的烈焰。由此可见，一个女英雄为了她的民族而反抗身为公爵的丈夫的命令，把他那些披着羊皮的狼的盟友的真貌泄漏出去。第二部的副标题是《立陶宛和铺路士的历史故事》。诗人强调常识的历史背景是为了掩饰作品的现实意义——人民为祖国的自由而斗争。长诗的主人公曾任条顿教团的大总管（一三九三年），他本人遇到败亡，也使整个教团归于毁灭。密茨凯维奇在这件感人的故事里把他写成立陶宛人， 最后冒充西欧骑士的身份打进了条顿团的内部，因为打战凶狠被选举为骑士团的大团长。从此他开始犹豫不决，用各种计谋在战场兵败如山倒，就这样一举为他的同胞报了仇。他自己在教团秘密会议上被判死刑，最后以自豪的态度漏泄他的真是身份。书报检查官读了这首诗，但并不理解，以为是爱情故事，居然批准它出版。密茨凯维奇在国内的名气一下子高了。《华伦洛德》扉页题辞——《君主论》的君主需要有狮子的力气和狐狸的狡猾的一句话。所谓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是对的。整个作品处处表现出对民族敌人复仇的观念，手法则是寓言或比喻。

    鲁迅除了提出辈伦英雄对波兰诗人的影响，还写到密茨凯维奇去了德国会见“文人瞿提”（是说歌德）。接着是有关《佗兑支氏》（《塔杜施先生》）的部分。这是一部长达万行的诗篇。它围绕苏孛烈加和诃什支珂两个家族之间的纷争与和解。可以说它是波兰末代贵族肖像的画廊。他们保持了波兰贵族的一切品性：一方面骄傲，勇猛；另一方面他们都是爱国者，保护波兰的传统。诗人用一系列“最后的”形容词说明他们是最后一代贵族。鲁迅正确判断塔杜施只是表面上的主人公，确切的是塔杜施的父亲约舍克（改名修士罗巴克出家）。然而从别人的嘴里讲出来的约舍克却是狂妄之徒，是伤害诃什支珂一家之主的凶手，是两个家族仇恨的祸源，他原来是回到立陶宛准备贵族起义的秘密活动家。直到第十章（共有十二章）才揭开了笼罩，罗巴克的形象越来越高达，终与约舍克合一。鲁迅描写故事情节又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其实不仅仅只是他们俩（塔杜施和罗巴克）去猎熊而是好几十个人参加。不过鲁迅很动人的描写出华伊斯基的吹号角声此外还把它和波兰诗人声响汇合在一起：“正如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令人忆诗中所云，听者当华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咸支者，盖即生于彼歌声反响之中，至于无尽者夫”。

    下一部分谈到了波兰对拿破仑和拜伦的崇拜。其次谈到同普希金交往的事。两位“斯拉夫文章首领”在彼得堡来往更加频繁了。直到密茨凯维奇离开俄国为止，这种友谊始终继续保持着。鲁迅用勃兰兑斯的描述概括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生涯。两人都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作家，但不同点在于：“普希金在早年对专制政权采取了抗争的叛逆的态度以后，甘心受沙皇尼古拉的笼络，抛弃了对青年时期理想的全部信仰，而密茨凯维支却至死忠于他最初的政治热忱和希望”。  鲁迅提到两部作品：普希金的《铜马》和密茨凯维奇的《大彼得象》。

    下面开始转到在波兰文学史排名第二的伟大诗人的介绍——斯沃瓦茨基。他一八0九年诞生，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给维尔那大学贝库博士），读了维尔那大学后在华沙财政部任职员。 一八三0年的起义失败后离开了祖国去了巴黎（当时许多波兰亡命者聚集的地方，变成波兰政治和波兰思想的中心）。在这出版了一册诗集，也是在这个大都市和密茨凯维奇见了面， 但“未几而迕”。他也没参加什么政治活动。鲁迅像拜兰兑斯所说的一样写到了斯沃瓦茨基一八三五年离开了巴黎（其实一八三三年他已经住在日内瓦），到东方漫游，经过希腊，埃及，叙利亚。在当地碰到一个欧洲医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根据这个故事写了《大漠中之疫》一诗。鲁迅还提到了斯沃瓦茨基没有写完的《克雷∙勒度克》（“精神之王”，英译作“The Spirit King”）。这部作品是总结性的大作，详述波兰统治者精神的历史。鲁迅误以为伊凡雷蒂是《克雷∙勒度克》中的人物，不知原因如何。接着鲁迅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他写了波兰诗人经常描写牢狱，流放中的刑罚情景，比如密茨凯维奇所作的《先人祭》第三卷中描写了二是架雪橇满载的波兰的青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可能永远不回来（鲁迅提到里边的契珂夫斯奇和娑波卢斯奇的悲剧还援引作品中经典的话：“有囚人所歌者：其一央珂夫斯奇曰，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先惩污吾国土之俄帝而后可。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其二加罗珂夫斯奇曰，设吾当受谪放，劳役缧绁，得为俄帝作工，夫何靳耶？吾在刑中，所当力作，自语曰，愿此苍铁，有日为帝成一斧也。吾若出狱，当迎鞑靼女子，语之曰，为帝生一巴棱（杀保罗一世者）。吾若迁居植民地，当为其长，尽吾陇亩，为帝植麻，以之成一苍色巨索，织以银丝，俾阿尔洛夫（杀彼得三世者）得之，可缳俄帝颈也。末为康拉德歌曰，吾神已寂，歌在坟墓中矣。惟吾灵神，已嗅血腥，一跃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这里能看出来鲁迅所说的“复仇”的面具。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为了拯救祖国，受害者有权利使用一切手段，这就是神圣的法则。因此鲁迅指出，格拉席娜在拒绝服从她的丈夫的时候，做的是完全对的。华伦洛德是用欺诈的手段，以教团大总管的身份故意延长对立陶宛的战斗，使相信他的数千日耳曼人丧失。由此可见，华伦洛德不是一位不同的人 ，他能接受拯救民族的责任并且更能继续他的伟大的任务。他精神很强，能坚持下去过诈骗的生活。最后他撕下了诈伪的面具，把大总管的十字架踩在脚下，供认了他一生的罪。鲁迅援引作品里面的谣曲，“阿尔普哈拉”。诗中又可以看出复仇的用意。摩尔国王阿尔曼索，因为瘟疫正在流行，同时又不得以把格拉那达退给西班牙，于是他在夜里出城。这时西班牙人聚在一起饮酒作了，忽然有一个人来要求会见。莱德是一个阿拉伯人，一进来就喊道：

“西班牙人！在你们的门槛上

我这样叩头，匍匐在地；

我来遵奉你们的先知，

来礼拜你们的上帝！

。。。。。。

一个阿拉伯网已经低首下心，

要做他的敌人的兄弟，

做一个外国帝王的仆人”

    西班牙人认得阿尔曼索。他们的领袖像兄弟般的吻他，所有的首领一个个地拥抱他。随后他一阵子晕倒在地上，胜利的宣布已得到的疫病。他忍着耻辱把疫病传染给了西班牙人。鲁迅又返回到斯沃瓦茨基的杰作。《拉姆勃罗》和《可尔狄安》也可以看出来作者复仇的概念。第一部描写了希腊的故事。主人公当了强盗和叛徒，为的是打击行凶作恶的土耳其人。鲁迅发现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人物，而只能在拜伦写东方的诗篇中找到。可尔狄安也带着纯粹复仇的思想。他也是一种狂热的波兰人，承担着刺杀沙皇尼古拉的任务。在举行加冕式的大教堂地下尸场，暗杀者们召开了秘密会议。夜间，可尔狄安独身一人向国王寝室走。可是，到了门口，手里拿着剑失去知觉，没有能够达到目的。

    《摩罗诗力说》第八章最后几行鲁迅是给了克拉辛斯基。前面两人主张以武力反抗，而他“彼主爱化”却和前两者波兰诗人相反。说明他仿佛没有注意这个是人的概念。比起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可拉辛斯基所占的比重极小（鲁迅甚至没提到他任何一部作品）。这显然是鲁迅先生有意识的选择。

    通过以上对《摩罗诗力说》第八章研究就会明白，在代表波兰十八世纪浪漫主义的三位诗人之中，鲁迅特别介绍的是被称为“复仇诗人”的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可是在复仇中看不到民族出路的克拉辛斯基，鲁迅几乎没有触及。鲁迅的视线和关注都在所有的复仇方法上。鲁迅重视这一点：复仇，欺骗都是一种牢固念头，目的只有一个：拯救亡国。鲁迅的意图由此可知。

    先来简单分析一下鲁迅时代当时的中国历史情况。一八九五年政治危机表现在领土和政治崩塌，帝国主义瓜分，民族失去了希望。这个乱时代也是中国全面文化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面对历史失落感，同时也是各种各样思潮开始进入中国了。鲁迅在东京肯定看了不少文章介绍波兰和欧洲的情况。当时如张之洞的《学堂歌》唱到“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把波兰和印度放在一起，作为亡国代表以示警戒。鲁迅在波兰民族发现了新生的契机，正确发现了虽是奴康但却为不作奴康而奋斗的契机。鲁迅独有思想，在《题未定草三》中，曾谈到对波兰文学的感受：“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澜。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鲁迅谈到密茨凯维奇时没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民族救世主主义观点。一八三0年至一八三一年波兰反俄起义，密茨凯维奇没有参加。起义失败了。接着，大量亡命者跳往国外。密氏这时看出波兰民族的受难具有拯救人类的意义，自己则是民族精神上的指导者。从此，他的思想和救世主义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他把波兰灭亡和耶稣为了人类而牺牲作比较，波兰被钉挂在历史的十字架上而等到复活。这个因素与他的浪漫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波兰人眼中密茨凯维奇是民族第一诗人），但鲁迅没有注意到，说明并不一定要求描绘出密茨凯维奇的整体形象或者对于鲁迅这个似乎不是个切身的问题。鲁迅所关心的是现在民族生存本身。

    一九0七年鲁迅在日本写了《摩罗诗力说》，一九0九年他回到了中国，两年后满清政府崩溃，九年后发起五四运动 。因为鲁迅生存在清末的中国，他寻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办法 —— 是不是与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两位“复仇诗人”）复仇概念相一致？

   《铸剑》便是一篇复仇的文章，它记载了鲁迅的仇与恨。众所周知，《铸剑》根据的是《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王冢”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十分精彩：小说中的眉间尺刚满十六岁，就被母亲派以重任，要他带上亡父生前铸就的剑，去找国王报仇；十六年前，因为宝剑炼成了，国王 怕再有别人得到这样的好剑，就拿铸剑人的脖子试了剑锋；其实父亲早有预感，所以同时炼就雌雄二剑，而把雄剑留给了未出世的儿子；儿子上路了，但一切都不顺 利，没找到机会不说，国王却已得到密报，派人来抓他了；这时出现了神秘的黑衣人宴之敖者，愿意替他报仇，但要借他的头和剑；眉间尺没有多犹豫，提剑从后面 砍下了自己的头，把自己的“性命和宝贝”一齐交给了黑衣人；黑衣人带着剑和头上门去为国王表演，让人头在煮沸的鼎里唱歌，当国王凑到鼎前观看时，一剑砍下 了国王的头；两颗人头在沸水里互咬起来，眼看眉间尺要吃亏，黑衣人又举剑砍下自己的头，三颗头一起混战，终于把国王的头咬烂了；三个头颅煮成了骨头，分不 出彼此，最终只能一同放进金棺落葬。故事有点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二者的开场有很多共通处：都是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接受一个神圣的杀人使命——为父复仇。故事也像密茨凯维奇的《华伦洛德》，因为眉间尺诞生于致命的矛盾中，他必须报仇，于是黑色人告诉眉间尺报仇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想要真正向王复仇，就只有将自己的身体也看作王， 以自戕重新开始整个计划。

     “罗曼宗”，“摩罗派”的八大诗人作品都具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革命精神。鲁迅那个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密茨凯维奇时代的波兰有相似的环境，密茨凯维奇的文学和他伟大的精神，在当时中国是很需要的。虽然鲁迅知道了十九世纪波兰爆发了两大起义（因为各种原因都失败了）而到他发表《摩罗诗力说》时波兰民族还没有独立起来（当时波兰处于俄、奥、普三国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复独立），但是鲁迅还是注意到波兰诗人，特别是密茨凯维奇的精神作为指导（因为诗人要成为“精神界之战士”），让“闻者兴起”，来拯救衰败、萧条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