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博士对汉初学术的影响——文学论文

    作为今天学位体系当中最高一级的学位——博士，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情况下却属于官职系统，并在早期的中国古代社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博士虽属官职，但其最初在秦代设立时却具有很高的条件，只有“博学多闻，博古通今，博贯六艺之士者”才能胜任此官职，这就形成了博士者群体在秦朝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并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学术向秦代过渡以至向汉代合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要探究汉初学术繁荣景象出现的原因，秦代这一群博士们是不能忽视的。

 一、秦代的博士群体

    博士之官始于秦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上》曰:“秦燔书籍,而置博士之官,博者博通于艺事也。”应劭的《汉官仪》也说:“博士秦官,博者通博古今，士有辩于然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都说明担任博士者必须是知识渊博、通晓古今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职责与任务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即掌管国家图书，保藏朝廷典籍，充任皇帝的顾问。由于学识渊博，同时又可以接触国家第一手的书籍资料，因而可以断定他们在秦代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和学术地位。

    据《史记》记载，秦有博士70人，证据分别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史记·封禅书第六》“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史记·郊祀志上》“于是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从以上的材料可以发现这些博士人数大致为70人。而在实际当中，这些博士弟子众多，其学术也随弟子的壮大而发扬光大，如汉初一些秦代遗留博士，就让自己的弟子去汉廷做官，传《尚书》的浮生即为一例。

二、秦代博士对汉初学术的影响

 1、为汉初学术复苏提供力量

    汉初被认为是学术复苏的一个时代。因为尽管从秦亡到汉兴，只有短短的十五年，但由于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以及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也付之一炬，秦以前的学术几乎被中断了，正如史学大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汉代学术史略》一节中所言“自从战国末年的震荡，直到汉室的安定，约有六七十年，在这时期中，文化的空气消沉了，研究的工作停顿了。”作为新王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首先遇到了学术断层，复兴之路显得不可避免。而汉初开始学术复苏的第一步，营造自由学术氛围，广开献书之路，遍寻秦之博士。

    秦之博士者在汉初学术复苏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秦王朝的最高学术。以“焚书坑儒”为例，我们都以为秦王朝烧毁了除“《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的所有书籍，其实不然。正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言“焚书命令不是在全部范围内有效，从某些存留下来的典籍便可予以证实。被禁的著作中《诗经》、《书经》、百家之语及除秦国以外的各国历史记载（很可能主要是《春秋》）的文本，不但在皇家档案中，而且在属于皇帝侍从的72个博士的藏书中仍然是未被触动的。”由此可见，博士者他们拥有着秦代的学术书籍，他们是整个秦代学术的主体。

    同时，从汉初学术的繁荣局面也可发现秦代博士群的影响。对于汉初学术来说，复苏后的繁荣局面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汉初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多与秦博士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秦之博士七十人, 今约略可考者只有周青臣、淳于越、伏生、羊子、鲍伯令之、桂贞、叔孙通、黄疵、茅焦、正先等人（可参考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和马非百《秦集史·博士表》。）。而有籍贯可考者, 伏生为济南人；淳于越、茅焦为齐人；叔孙通为薛人；羊子，马非百考证为泰山人；鲍伯令之, 据蒙文通等前辈学者的考证, 此人就是《汉书·儒林传》中传《诗》的浮邱伯, 也是齐人。以上六人几占博士总额的十分之一, 且是清一色的齐人, 则博士以齐人居多可断言无疑。而从汉高祖开始，曾起用秦博士叔孙通制定朝仪，文景之时，名士硕儒聚集，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而汉代这些博士大多为齐鲁人士，或受学于齐鲁之士。董仲舒生于广川，而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自然受到影响；晁错受师于济南浮生；传《诗》者，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刘歆。

  2、开启汉代儒家经学的历史

    博士之官，自秦代设立之后，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官位不甚高，但其社会地位较高，必须“学富五车”或精通一门的学者才能充当博士。而整个汉代最耀眼的莫过于经学博士。从文景之时名士硕儒聚集，到武帝时期五经博士设立齐备。可以说，自秦开启的博士群体为汉代经学的昌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秦博士的学术归属,在《封禅书》“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 的“儒生”应是用以界定“博士”一词的, 自是广义的“儒”,亦即章太炎所谓“达” 的“儒”。而这些秦博士大多为阴阳五行家以及富有阴阳五行家色彩的黄老道家和儒家，然而在那个时期，这三家又是很难分别，因为一个人可能身通三家，或者各家互相借用。在秦七十人博士当中，有姓名可考着很少。而这几人当中，《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的只有羊子与黄公二人各四篇。羊子，人属“儒家” 类, 黄公人“名家类”,因书久佚，两人学术思想的具体归指已不可考。不过班固在《黄公》四篇下自注道“名疵,为秦博士, 作歌诗, 在秦时歌诗中”，并认其为儒家。茅焦随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但从汉刘向《说苑·正谏》可见一个儒者正谏者的形象。汉初传《诗》的硕儒浮邱伯, 其高足鲁人申公以及再传弟子赵绾、王臧后来被汉武帝召至京师“议明堂事”, 并因此给窦太后痛斥,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中便可得出答案。至于伏生,其《尚书大传》更是为今文经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汉代经学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记载方式的更替，而是一个学术的传承。在其中，秦代的博士群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未汉儒的成熟和儒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3、儒学的改造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如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而一般认为在这数千年的演变当中，儒学共有四个发展阶段：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两汉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儒学；宋明性理儒学；近现代新儒学。而汉初就是孔孟荀原始儒学向汉代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儒学的过渡期。而较早尝试改革原始儒家的代表，秦代的博士们是不可忽略的。

    其实早在秦王朝时期，这些博士们就已经开始尝试了。齐儒博士茅焦，被秦始皇封为上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敢谏，史载 “始皇取毐四支车裂之，取两弟扑杀之，取太后迁之咸阳宫。下令曰：‘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谏而死者二十七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茅焦没有退缩，做了第二十八个谏者，并最终谏而有用。而从其谏语“臣闻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说苑· 正谏》)可以看出，其用阴阳五行家的观念来正谏，并取得了效果，这为后来董仲舒彻底改革儒家起了一个先导的作用。伏生在其《尚书大传》言“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也是对君王的一种约束。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的改革也属于改革者的行列，他使的儒学成为了政治儒学。受秦代博士者影响的董仲舒，受业于秦之博士们，“三年不窥园”，终于完成了对儒学的改造。他不仅仅以原始儒家为主，如荀子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同时还大量杂诸各家，如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而这些都是秦代博士给他直接或间接的启示。其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而董仲舒作为儒学改造的极大成者，秦王朝的博士们的功绩不可不谈。

    秦代博士对汉初学术影响并非仅仅如上所述，还有很大，值得很多人去思考。以上只属于我的一点粗浅的思考，不妥之处，还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