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审查制度下中国“地下电影”的生存压力——以贾樟柯电影《天注定》管窥

    2013年，中国独立电影大师贾樟柯的新作《天注定》在法国等十余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滚动上映，并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荣获“最佳编剧奖”。但这部影片却未能在大陆影院公映。时隔半年之久，观众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片源，影片在网络上不胫而走。虽然贾樟柯一再强调《天注定》一刀未剪就通过了电影审查，3但这部作品最终没能摆脱“地下电影”的命运，导演只能通过微博平台对投资伙伴表达最深的歉意。4正是基于此，《天注定》这部争议不断的影片再一次把观众的关注视角聚焦在命运多舛的“地下电影”上，同时，也引起国人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反思。

1、 贾樟柯“地下电影”的生存压力

    回溯贾樟柯“地下电影”的发展历程，从1990年代“地下电影”的出现到如今活跃，都属于中国影坛的一个特殊现象。

    贾导代表作《小武》由于获得了多达7个国际奖项而备受国内外关注，诸如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等。但他是在此片未获得电影审批的情况下将其送到海外电影节参选，因而被广电总局禁播，贾樟柯导演也被其剥夺了拍摄影片的权利。5

    此后，与《小武》共同被称为贾樟柯电影故乡三部曲的《站台》和、《任逍遥》影片，也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斩获殊荣，也却同样因为反映社会阴暗面等消极原因而未通过电影审查。贾樟柯电影“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发展现状吸引着国内观众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影片资源夺得社会各界关注，并吸引国内观众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影片资源。

    从贾樟柯“地下电影”的整体情况来看，导演在影片中多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突出社会的现实和无奈。电影内容反映应了普通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生存的不易和悲哀，影片思想逐渐远离“主旋律”电影精神，上升到人性、道德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并涉及政治禁忌等意识形态问题。贾樟柯电影多年来一直关注社会中的普通人，坚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电影细节，敢于直面世俗生活中的真实，从不回避真实中包含着的人性深处的弱点。他强调：“电影艺术要挖掘生活的本质，绝不能排除生活中的悲观，悲观会给我们一种务实精神，拍电影是我追求自由的方式。”6。”（贾樟柯语）如此真实的拍摄理念，也让他的作品越来越背离中国电影的“专业化”和“主流价值”，影片最终难以摆脱电影审查的控制。

    “地下电影”在国内的生存环境压力较大。众所周知，“地下电影”不能通过电影审查，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票房，难以在影片商业运作中自负盈亏。面对这一困境，小成本制作的“地下电影”只能将市场转移到海外国家或地区，通过作品入围进入海外电影节而参赛实现获得其影片价值，扩宽其投资渠道。如：贾导在1996年完成第一部录像作品《小山回家》，影片获得“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最佳故事片，由此结识香港投资人，并在投资人的帮助下完成标志性作品《小武》的制作，这部作品频频亮相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多项大奖。7。此后，《站台》和、《任逍遥》等作品在法国资金以及和日本北野武事务所的投资下制作完成。

    实际上，贾导在解除拍片禁令后，试图回归大陆市场，《世界》《三峡好人》等作品都是最好的证明。但《三峡好人》在影院排片时，与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贾樟柯对此曾在北大首映上说过一句话：“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8。”（贾樟柯语），最终，惨淡的票房没能赢得社会对“好人”的崇拜。值得提醒的是，在“黄金”和“好人”的碰撞中，贾樟柯质疑了当今的文化现象：当下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已经难以让院线在排片时容纳一个艺术电影的空间。惟其如此，纵观中国“地下电影”的发展历程，影片真实和自由的拍摄理念、小成本的运作等都成为是造成“地下电影”生存压力的重要因素。

2、 《天注定》与电影审查制度的博弈

    电影审查与“地下电影”有着一种天然的对抗性，究其原因，在于电影审查限制了“地下电影”的表达自由，而“地下电影”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电影审查的规章制度。从表达自由的广义角度分析，表达自由等同于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政治权利，在许多国家得到宪法以上法律的保护。电影通过影像的传播表达编剧、导演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情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式，因此，电影具有表达自由的权利。但同时，自由又不是绝对的，表达自由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被限制，如：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不得影响社会秩序和侵害国家安全等。

    在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依据《电影管理条例》的标准执行，电影的意识形态如果超越了表达自由的限制，思想内容有关性、暴力、宣扬社会阴暗、危害社会安全等方面，在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但凡不能通过审查的电影，都无法在大陆银幕上公映，转而通过国外电影节、盗版DVD等其他途径流入市场，被贴上“地下电影”的标签。

    《天注定》的题材以近些年生活中的四起重大暴力事件为原型：胡文海持枪杀人案、邓玉娇意外杀人案、周克华银行抢劫案、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大海诛奸”、“三儿抢劫”“小玉抗暴”“小辉跳楼”这四个故事顶针式连接，让表象看似毫无关系的故事在冥冥中相遇，实则是在表达真实的生活。这四起事件的主人公都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矿旷工、农民工、洗脚妹、青年打工仔。，这些边缘人的苦衷不被世俗理解，在忍无可忍下，采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暴力解决问题。这种带有艺术式暴力和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与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反差，再加之贾樟柯对影片中抢劫、屠杀等细节的描绘，让四个故事的悲剧色彩和讽刺意味自由暴露在电影审查的制度之下。

    譬如在“大海诛奸”的故事中，电影开场的十八弯抢劫、枪击事件，将影片确立在暴力美学的格调上。随后，当大海与问路人在乌金山相遇时，场景中出现了毛主席雕像、修女油画，这些代表着宗教符号的意识形态的符号恰恰与人民贫穷、落后的真实生活形成反差，不仅寓意着人民生活的愚昧和无奈，也寓意着大海对生活的反抗和挣扎。焦老板非法承包煤矿，让不同阶层的权利者获取不等的利益，大海写信申诉无望、村民奚落他为老高、家姐奉劝大海认真过日子，这些蛊惑权利的环节都让大海无法表达自己的遭遇，俨然成为大海持枪杀人的根源。无论是“武松打虎”的画布，还是“林冲逼上梁山”的唱戏，都暗示着“正义”突围“权贵”，大海要用最简单直接的暴力抵抗权力利。

    再如第二回合“三儿抢劫”中，王宝强饰演的三儿，一个思想像迷一样的打工仔，他一面是家庭中寡言少语的顶梁柱，一面又是社会中暴力的施加者，这是贾导赋予三儿的宿命。贾导曾说“他的问题并不是生活有多么无望，而是他面对的是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种平庸，即平静对人的侵害，这涉及对于个人价值的怀疑和绝望。”9归根结底，他是贫穷生活的受害者。影片中，从三儿熟练地射杀路人，到除夕之夜在绚烂烟火中开枪给儿子放一个“大炮仗”，最后再到三儿冷酷地杀人打劫，这些充斥着暴力的诡异镜头背后，同样隐藏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贾导演在谈《天注定》时中提到：“可以把三儿理解为侠，但他自顾不暇。从人的角度理解，我觉得他是保护自己尊严的侠。但我觉得以暴抑暴的方法我不同意，即便是美化英雄主义的武侠片，因为悲剧和伤害无法避免。”10这个苦难中的普通人试图通过一把枪来获取内心的尊严，殊不知，他早已迷失自我，注定走上一条不归路。

    贾樟柯用自己的方式自由切换镜头，恣意地表达这个社会中的真实和无奈，从艺术回归现实的角度分析，导演拍《天注定》的想法是对的，他说：“这部电影讨论的是全体中国人在公共生活里面对的暴力事件，是一些可能会被我们遗忘的社会突发事件。我们社会如果要避免暴力和社会悲剧，必须学会在电影里、在艺术中理解恶，理解暴力，我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有了解才会有改变。”11。”（贾樟柯语）但站在电影审查者的立场来看，必须要在符合国情、法律法规、文化习俗和审美习惯等专业标准审查电影。

    依从上述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首先，贯穿于在《天注定》中的暴力元素会放大社会中的恐怖效应，“大海诛奸”的故事中，姜武扮演的大海究竟是报公仇还是泄私愤，影片没有明确说明；“三儿抢劫”的故事中，被导演赋予侠气的三儿滥杀无辜的暴力行为会引发社会动乱倾向；“小玉抗暴”“小辉跳楼”的故事情节中也均存在负面影响，让观众从情感上难以接受。

    其次，贾樟柯导演展现了反向艺术、出人意料的手法，红色印记在他的影片中四处飞溅：塑料水杯、血渍、衣物、大块的西瓜瓤、堆积成山的西红柿，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给灰褐色的中国背景染上艳色，带给电影猩红的节奏和格律。12。最后，影片中的细节隐藏着政治禁忌等意识形态问题，从毛主席雕像、圣女油画、佛像到画面中马、牛、蛇、鱼的隐喻，从影片中电视新闻、广播等媒介的画外音到插入的歌曲，都偏离电影审查制度的 “主流思想”。

    导演的审美视觉及价值观念追求回归真实，不免触碰人道主义关怀的底线，影片也实在难以通过中国电影审查，登上大陆公映荧屏。

3、电影分级制度与“地下电影”的回归之路

    中国“地下电影”的出现是由于我国电影市场和政府监管体制还不够完善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我国“地下电影”整体发展现状而言，其长期生存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中。一方面，“地下电影”不能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失去大陆电影市场。另一方面，“地下电影”又并非被禁止在“地下”，大陆观众能够通过网络等其他渠道获取这些“地下电影”的盗版资源，这种局面不但难以达到电影审查的目的，反而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电影审查依据《电影管理条例》（2002年2月实施），该条例第三章专门规定了电影审查制度。若认真阅读电影审查条款，可以发现，其审查标准过于概括化和原则化，审查制度严重缺乏操作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弹性变化。一如贾樟柯《天注定》通过审查的电影又被禁播；宁浩《无人区》一改四年，送审总有新意见；娄烨导演的《浮城谜事》结尾处男主角用锤子砸死拾荒者的镜头被有关部门要求删减。；相反，在《西游·降魔篇》中却存在着生吞幼童的鱼妖、“烤乳猪”变“烤人”的烤肉店等视觉暴力的场景；在《大明劫》中，存在着戴立忍扮演的孙传庭将军拔刀捅死贪腐人士的血腥场面等，。这些让人揪心的暴力镜头却都能通过电影审查。13。由此，电影审查对于相似影片存在的不同评价，将会引起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被否决的电影很难在大陆市场“翻身”，导致社会成本浪费的同时，也在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再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以抗日战争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14个逃避战火的青楼女子为保护女学生而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影片情节涉及大量战火、血腥、暴力、色情等场面，美国电影协会将该片定为R级（限制级）14）(2)，但此片顺利通过大陆电影审查，在大荧幕银幕进行公映，由于我国电影市场没有分级制度，在观影过程中不因年龄而被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就此而言，电影审查制度的弊端以及缺少电影分级制度恰恰让内地青少年在影院接受了远大于其他地区同龄人的暴力尺度，最终伤害到青少年，背离了电影审查制度的初衷。

    与中国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有所不同，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已经形成了极具规模的电影分级制度。电影分级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行业内部会以票房约束从业人员，只对观众起提示的作用，观众拥有选择权，可以实行自我保护。对中国电影整体而言，“电影审查制度已经被看作是中国电影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我国并不缺乏如好莱坞般的商业大片风格，而是缺乏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缺少对现实的写照，这也是电影分级制度势在必行的积极意义所在。”15。”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童刚表示，“中国电影分级是必要的，社会上一些人对分级的认识有所不同，必须强调，分级绝不是说要在电影中允许对色情和暴力的不恰当渲染，更不是允许三级片的存在。”16。”其实，电影分级是根据影片的内容规定一个标准，划分适合观影的年龄段，主要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发展教育，对观影起指导性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电影分级制度都属于纸上谈兵，阻碍其实施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电影市场缺少行业自律，体制存在较多的缺憾，影片思想仍旧僵化保守，电影官僚化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如果不改变中国电影的基本观念，不完善中国电影产业的基础设施，而仅仅照搬国外的分级制，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就目前中国电影的情势而言，电影审查制度并不会被电影分级制度快速取代。但影视界的同仁们需要认识到电影产业发展的局限性，完善电影审查模式，制定一套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审查条款，明确审查的标准和依据，用于规范广电总局的行政行为和控制电影产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电影平台，建立适合的艺术院线，保护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同时，留有足够的空间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并有意识地在影片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丰富电影创作元素，宽容风格迥异的作品，重新建立起电影艺术和公众连接的管道，也让《天注定》这一类“地下电影”回归大陆电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