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常武》篇名考释

“诗三百”篇章命题，多以取诗中字（特别是开头部分的字）、句或略加改动为主，唯《小雅· 雨无正》、《巷伯》、《大雅·常武》、《周颂· 酌》、《般》、《赉》六篇篇名是另外拟订，较为特殊。对此，诸家解说纷纭，迄无定论。本文在此仅对《常武》一诗篇名作出自己解释。

因篇名不同于《诗经》一般命名原则，于解释上颇为费力，所以在《常武》篇名研究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篇名有误。持这种观点的是明朱谋和何楷。

朱谋在《诗故》卷七中提到：

诗三百，咸即诗语而名篇，或取诸首……或取诸终……或即篇中而取之……或即其人与其事而命之……或篇名偶同而分别之。曰《常武》者，《奋武》之讹也。此即篇中之语命篇耳。

又于卷九重申：“经文有‘奋武’而无‘常武’，疑字误耳。”朱氏认为《常武》字误，应该是《奋武》。

而何楷则认为篇名当易为《绍武》。他在《诗经世本古义》中说：

第四章有“王奋厥武”之语，则“武”字固篇中所有。其所谓“常”者，即“匪绍匪游”之“绍”字是也。

朱谋和何楷二人都对以“常武”二字名篇作出质疑，并给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篇名。但是其理论依据只有一点，即认为《常武》篇名应该遵循“诗三百”一般命名原则，诗题应当出自诗中。除此外别无可资辩驳的论据。显然，这样的论证是十分薄弱的，带有明显的臆测之嫌。

第二种观点认为篇名无误。既然篇名无误，那么，它的名篇之意为何就成为学人所讨论的问题。

宋欧阳修云：“古人於诗，多不命题，而篇名往往无义例。其或有命者，则必述诗之意，如《巷伯》《常武》。” 宋段昌武也认为：“诗中摘字名篇，则未必有意，特立名篇，则名必有意。”可见，宋代学者就已经意识到，《常武》诗题非随意为之。但《常武》名篇之意到底是什么，“常武”二字又该如何做解，历代说法众多，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常德以立武事

《诗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

这是对《常武》篇名最早的解释，也是传统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从者甚多。此说最大特点是强调“德”字，也为后世定下了解题甚至解诗旨时以德为皈依的基调，认为诗虽述武事，实为王德张本。

对《诗序》的解说，毛《传》未置一词，郑《笺》也只阐释了“戒”字。宋代朱熹作为废序派代表人物，在《常武》一诗解题上也未能否定《序》说，他认为：“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  

又作出自己解释：““诗中无‘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  

朱熹的解释，实际上是遵从诗《序》的。朱熹为南宋理学大师，地位高，影响大，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此期著述在《常武》篇名解释上，或全依朱解，或绕过不提。至明清两代，朱说与序说仍是主流。

然而，将“常”解为“有常德”，“武”训为“立武事”，这显然是增字解经。“武”为“武事”，是很好理解的。“常”字尽往“德”上做解，则很难明白。纵观全诗，所描写的王师赫赫，雷动徐方，分明极尽张扬王师武功之能，战争结果也是纯以武力取胜，全然没有描写“德”的成分。可见，“常德”之论，乃是曲为之说以附己意，甚为迂滞僻涩。

2. 常用武事

这种说法最大贡献在于抛弃了传统解经时将道德附会于经文的做法，而是仅从诗题字义上去做解释。在这里，武是单纯的武事，常仅仅是副词，“常武”二字连属取义。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宋代废《序》派最有力代表王质。他说：“当是自南仲以来，累世着武，故曰《常武》。”  

《小雅·出车》篇有南仲，郑《笺》、毛《传》认为《出车》所记是文王时事，故诗中南仲为文王之属。这当然是错的。王质此说，亦是误会南仲为文王时人，故曰“累世”。此说不足取。

明季本认同“常用武”的说法，他说：

“常武”二字，非诗中所有，而以名篇，本无意义。得无宣王至是已四用兵，似乎常用武者，而后人特立此名，以示戒欤？  

王质与季本结合周王朝的历史来解读诗题，带有以史证诗的性质。但是，常用武事，指的是发生于过去的事，是历史，而《常武》一诗所写是宣王征徐方的“当下”，以历史之名冠当下之诗，并不合理。

3. “常”为大常之旗

大常，或曰太常，是王之旌旗名。《释名·释兵》曰：“常，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这种说法出现的时间较早，最迟宋代就有了这种解读。

宋王质《诗总闻》曾说：

“或曰，古者有功，则书之大常，举南仲载在大常之武功，以命其孙，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衮升常。”

王质提到有人将“常”解为“大常”，“常武”是指“载在大常之武功”。在这种说法里，这个武功，是属于南仲的，他的武功“赫赫明明”。但是问题出来了，本诗明明是颂宣王亲征之功的，且全诗提到的除王之外人物有四：南仲、皇父、程伯休父、尹氏。如何能将“赫赫明明”之武功归于南仲，更能因此做为全诗的篇名？若将一章“赫赫明明”解为武功之显着，那三章“赫赫业业”又该怎么解呢？可见，这种说法有生搬硬套之嫌。 

4. “常”为恒

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清代方玉润，他在《诗经原始》中说：

常者，恒也，谓事之有恒者而后可常焉。盖对变言，而又近乎黩者也。武者，事之变，讵可以为常武也？不可黩，又岂可视为恒？唯当其时，不能不用武以定乱，则虽变也，而亦正焉。匪黩也，乃无忘乎恒耳。周之世武最著者二：曰武王，曰宣王。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

方玉润从文字训诂上解“常”为恒，又从诗乐关系上认为《常武》是宣王之乐，未知他以哪个为准？笔者认为，在解释《常武》名篇意义的时候，不仅要考查文字训诂，还应结合诗歌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如此方无单薄之感。因此，方氏之说，亦未为可确。

5. “常”为尚

近代学者杨合鸣认为：“常，当通尚。‘常武’，即‘崇尚武力’之谓。”

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说法较为合理。《别雅》卷二云：“尚仪，常娥也。尚、常形声相近，故得通用。”《商颂·殷武》:“曰商是常。”俞樾云:“常当作尚”。黄焯说:“‘曰商是常’，犹云惟商是宗尚耳。”《大雅·召旻》：“不尚有旧”，于省吾云：“金文常通作尚，“不尚有旧”，不常有旧也。”可见，“常”、“尚”二字古来通用，“常武”即“尚武”。

再看《常武》诗歌，本诗描写宣王亲征徐方之功，通篇极尽宣扬武力之能事。开篇“赫赫明明”四字一出，便生威严光显气势。诗之三、四、五章尤为彰宣王旅之盛，可见尊尚武力之意。

三章：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四章：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五章：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军未行而行而先声已震；阵甫列而丑虏成擒。静守则如山之苞，势不可撼；动攻则如川之流，气莫能当。有猛士尤贵奇谋，故不测而不克；有偏师乃行正道，故绵绵而翼翼。截彼淮浦，防其逸，尤用击援；濯征徐国，擒渠魁，并剿余孽。是一篇古战场文字。

然而，从《诗经》中看，修文保德是周人时时谨记的事，本篇却是要崇尚武力，这是否与周人精神相违背？不然。黄中松《诗疑辩证》卷五云：“若言周不尚武，则《书》言‘我武维扬’，《诗》言‘有此武功’，武王以《武》名乐，周公以《武》名颂，原不讳言武也。”

再看《尚书·周书·康王之诰》的记载：“太保……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周之先祖，文王以德受天命，武王承文王之业，以武伐殷，以肆伐之功定姬周之国。所以，在这里，太保奭告诉康王，要尽和天下，明赏罚，定厥功，尤其要“张皇六师”，加强并发扬姬周的武装力量和尚武精神，保住西周王朝之基业，令国常强盛，“无坏我高祖寡命”。说明重视武力，是自西周立国起便有的基本国策。

姬周虽素有尚武传统，然而特特宣扬尚武精神的《常武》一诗能出现于宣王时期，却有着更为具体的历史背景。周人先祖虽功勋赫赫，但姬周王朝到了中后期已呈衰败之势。外有猃狁等强敌环伺，内则厉王厉王无道，最终川壅而溃，流王于彘，西周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共和执政，姬周王统几于中断，王室威灵不振，号令不张。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王权的宣王，要定乱持危，振起先世之糜弱，复显姬周之气势威严，就必须要奋武力，扬军功。所以，宣王初期对外进行了多次军事征伐活动，周人气象为之一新。

观二《雅》中宣王朝诗歌，《小雅·采芑》记载方叔以“与大邦为雠怨”为由，以“其车三千”的兵力攻伐荆楚，最后使“蛮荆来威。”《小雅·出车》记载南仲“征城于方”、“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执讯获丑，“猃狁于夷”。《小雅·六月》记载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大雅·江汉》记载穆公召虎征伐淮夷，“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常武》记载王亲自率师，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为将，“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濯征徐国”，“徐方来庭”。可见，若没有军事强硬手段，宣王也不可能成就中兴大业。此正如朱公迁所说：“中兴之功，非威武不能致。宣王所以中兴者，此诗可见矣。”

准此，“常武”即“崇尚武力”之谓。作如此理解，不仅合乎句法，且与此诗美宣王中兴，炫耀武力，平治淮徐之功相吻合，亦与姬周尚武之基本国策相吻合，与宣王一朝尚武之历史背景相吻合。

参考文献：

1. 刘玉娥.诗经与周代社会.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陈桐生.史记与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3. 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