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卫视《变形计》的节目模式分析

在电视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湖南卫视的大型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变形计》在电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变形计》这档节目以真实记录为表皮，实质是一档结合了“纪录片”和“真人秀”双重模式的创新型节目。它的创新在模式和内容上都体现出来。以时下社会热点为题，秉承换位思考的观念，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安排他们进行七天的角色互换。“角色互换”即以真人秀为实质进行全方位纪录。拥有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拥有较高的口碑，也有着超高的讨论度。

一、变形的纪录呈现

在这个娱乐节目当道的电视节目环境中，我们见过不少的真人秀。如今我国热门的电视节目以真人秀居多。比如《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类的相亲真人秀节目，以及《非你莫属》、《职来职往》类的求职真人秀节目。但相比于他们节目录制的五光十色、矫揉造作，《变形计》走出了自己纪录片式的原生态路子。没有舞台绚丽的灯光，没有固定的节目流程，甚至没有主持人的引导，但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更真实的记录方式，更全面的人物剖析。如此的原汁原味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偷窥欲，呈现了一种电视节目式的纪录美学。

将《变形计》这个节目做一下剖析——一档以交换为主题的真实性纪录节目。纪录，在这里，是指节目的拍摄方式——24小时的跟踪拍摄。纪录的内容便是两位主人公的角色互换体验。在这档节目中，城市与农村主人公各自代表了一类人群。从社会热点的角度，他们代表着“问题少年”和“留守儿童”；而从身份阶级的角度，他们代表着中国现阶段富与贫的两个极端。可以说，这种带有极端性的身份角色互换在当今社会是一个伟大的尝试。而其中不同环境下的差异对比，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思考。对于绝大部分观众来说，自己位于社会的“中间地带”，互换的双方都是令人好奇的对象。

对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记录从宏观到微观。在拍摄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时，用一连串高速切换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的画面，配之节奏感强的音乐，把城市的喧嚣，城市人们丰富快速的生活环境给予呈现。随之锁定城市主人公，以个体为单位，拍摄其在这大环境之中的种种叛逆表现——厌学、斗殴、不尊重老师、与父母冲突……然后画面笔触一转，从城市来到幽静广阔的山村。幽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美好的风景，绝美的画面配上淳朴的民谣，拍的如同世外桃源。在拍摄山村景色时就像拍摄风光片一般，与城市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五季《变形计》强势回归之时便在第一期的开头分别介绍了两位主人公的坐标：云南思茅和广东深圳。并配以“山与海的千山万隔，便是此次变形计展开的空间”。这段开头画面精良，旁白精致，十分引人注目，多次被当成预告片播放。尤其是山村主人公吴宗宏出场时的画面，芦苇、微笑、蒲公英，思茅的风光和乡土人情表达的颇有纪录片的风采。节目组在选择农村主人公时，将目光更多的投放在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山村。山水之美和当地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都成了纪录片中美丽的元素。在《变形计》第五季之《美丽加减法》中，主人公李耐阅和苗族少女罗震进行角色互换。少数民族艳丽的服饰，舞蹈，礼仪，伴随着当地人民质朴热情的心一同被收录到镜头中，令观众新鲜感十足。这种真实、这种质朴、这种异样的风情正是作为纪录片的《变形计》的美感所在。

贾樟柯曾说他想记录被社会撞到的所有人。反观纪实形式的片子，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栏目，都是立足于当前社会环境之上的。纪录片这种有着独到社会意义的影像，一直是折射社会问题的法宝。但却没有一部纪录片像电视节目《变形计》这样，将问题反映的那么直观，那么血淋淋。在节目设定方面，这种鲜明的社会差异以及成为了保证收视率的砝码。记录无非是按照节目组的认识还原真实生活。差异直接的摆在那里，主人公内心的动荡与震撼都不过是对现实的必然反应。通过观看孩子面对差异时直接的情感跌宕，也引起了自己情感的波动和对社会的思考。

二、节目的编排指引

真人秀是电视节目的趋势，这源于人类的偷窥心理，同时也是现代观众对传统综艺的表演性质反感的结果。每档真人秀都有它的固定流程与后期编排，《变形计》表面真实与纪录片无异，实则早就讲真人秀的套路贯穿其中。

《变形计》这档节目同时兼具了固定的游戏流程和情感流程。首先，游戏流程方面，以七天身份互换为内容，游戏的中的则是主人公面对环境差异时的内心冲击。在情感流程方面，观众跟随主人公体验着互换的酸甜苦辣。当代表着“富二代”、“叛逆少年”的城市主人公与代表着“真善美”的农村主人公双双出场，两个不同生活环境下，性情迥然不同的孩子引发观众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在接下来的互换过程中，两个孩子都先后经历了紧张尴尬的初次见面、环境差异的巨大冲击与不适应、小心的与新家庭相处、直至情绪爆发，进而在别人的帮助下收获对世界的新认知。观众也像坐过山车一样感受着同样的心理波动，并且在观看时或多或少夹杂着“仇富”情绪与对弱者的同情。这一系列的情感波动在后期制作时被节目组有意识的进行加工，从而对观众进行引导。这与节目的“生态”定位是大相径庭的。简单来说，这样的节目设置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变形的目的是收获久违的亲情和成长，这样的核心思想即便有着故意引导的嫌疑，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在这个信息膨胀，娱乐当道的时代，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思考过多的依赖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而自己处于接收信息的被动状态。信息时代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而观众的“媒介依赖症”倾向，把更多的权利交予了媒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中国，媒体的这一功能多用来宣传主旋律，给予社会正确的引导。从某一角度来说，媒介通常通过其议程设置的功能来承担其社会责任。“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反复报道某类新闻，不断的强化某类话题在受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1] 也就是说电视节目的重点不是告诉观众如何思考，而是告知观众思考什么。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引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受众思想、社会意识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节目的后期制作上，也可以看出节目组明确的意图。旁白的感染力和画面音乐的剪辑使得开头煽情十足。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节目组也有意在预告中放出噱头，制造问题，并在剪辑时可以放大少年的各种反应，这一切有意识引导观众思路的行为，正是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所在。节目的设置与目的都立足于我国当下的社会现状。从青少年中选取主人公，城市的“问题少年”将矛头指向教育，农村少年则将“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引入。显然，节目的用意并非仅仅针对贫富差距的凸显。制作人员或有意或无意的将城市生活喧闹化、快速化、冷漠化，却给农村物质贫困的生活赋予亲切、淳朴、简单这些褒义的词汇。暗示着物质并非生活的全部，引发观众对自身生活的思考。

从制作内容与流程来看，节目把受众群更多的定位在城市中，以这样一种影像的形式给现在娇生惯养的城市子女进行教育。现如今各式各样的电视节目，除了农业节目，其他的都是以城市观众为目标而进行制作的。并且在一些节目中，对于“农民”、“农村”的态度也十分偏激。《非诚勿扰》中农村嘉宾出场，主持人也抱着挑逗、嘲笑的态度。农民在收看电视节目时，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信息量。传播学中著名的“知识沟”理论说到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流通不断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这两类让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2]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制度不完善、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三、启示与感想

《变形计》带来的轰动让我们认识到电视节目创新的重要性。同时它也提醒了中国电视人担负社会责任未必会与高收视率背道而驰。

从十年前的《情书》、《X-man》的固定场地游戏类综艺节目，到大热的《爸爸，我们去哪儿》、《Runningman》这类开放式旅途挑战节目，和《真正的男人》这种军营体验真人秀节目。韩国媒体一次又一次的以真人秀为核心研发各式各样的节目形态，可谓是为电视产业的发展添足了马力。我国的电视节目，除了之前介绍的相亲、求职类真人秀，还有《快乐大本营》类的老式综艺、《中国好声音》类的选秀真人秀、以及《超级访问》类的谈话节目。都是很旧式的、无新意的节目类型。电视节目创新研发对于我国电视产业的刻不容缓性。

在社会主义初阶阶段一切尚未成熟的今天，“主流思想”对于我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媒体对于主流思想的打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时下大热的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主打亲情牌、《变形计》主打成长牌，都是以精彩的节目内容传达了主流思想而受到观众的喜爱。群众对娱乐的追求不能摒弃应有的主流思想。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的“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琐杂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众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3]  无论如何，社会应该有它主流的价值与共有的情感。而媒体，应该有意识有行动的将社会责任担当起来。

注   释 

[1]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二版，第246页

[2]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二版，第255页

[3]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