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元西域人华化考》民族文化史观探究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出自《诗经·郑风·风雨》。汉代《毛诗序》的解释是“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即身逢乱世，人们往往更加思念品德高尚的君子。人们用“风雨如晦”比喻社会黑暗、前途艰难，“鸡鸣不已”则比喻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君子仍不改自己的气节，为光明而斗争。如果以此诗句来形容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再适宜不过了。

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史学大家“二陈”之中陈垣先生的一部论著。该书作于1923年，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千年帝制，但并未改变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昏暗现实。这一时期不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处处落后，学术文化也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为人所轻视。如同陈垣先生在开篇所写到的，“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基于如此考量，该书旣视角独特，又有特殊历史背景，对中国深处民族危亡的那个时代而言，其写作意味深远。就是时至今日，这本著作对唤醒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也颇具感召力，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

《华化考》的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其主要考证元代时期，在中国西域的少数民族醉心于中华文化而处处仿效，历尽几代而最终为中华文化所同化的史实。本书的写作，是陈垣先生为复兴民族史学的一次努力，他通过元代西域人来华后“舍弓马而事诗书”，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以至逐步“华化”，来展示传统中国民族融合与文化魅力，可谓是对古代中国的一次致敬，以及对当时西化风气的一次警醒。他当年告诫国人要警惕那些“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这里所谓的“告诫”是有其独特用心的。据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30年代中期他的北大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个方面的成就积累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从上述追忆陈垣先生的讲话中可明显看出，陈垣先生著述此书的目的，并非简单的学术考证，而是在中国面临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时期，用史学经世立言，警诫国人。如陈寅恪所言：“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二 

《全唐文》卷767记载陈黯《华心》一文，旨在辩证如何区分华夷，强调不能简单的以地理位置来区分华夷，而应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华夏礼义；以礼义为判断标准，这是关于民族同化问题的最早记载。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所谓“华化”，即关于元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至于华化之意义，则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故忠义孝友政治事功之属，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在陈垣先生看来，“华化”的含义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中华”这个内涵就是不断丰富的。如“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 这是因为汉族是从“华夏”或“诸夏”发展过来的。但是随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疆域不断扩大, 中华的概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近代以来, 中国面临着列强的侵略, 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深人人心,“中华”的概念逐渐发展为多民族的含义,中华民族于是成了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因此，“华化”的概念即使在元朝时已不能完全等同于“汉化”，陈垣用“华化”而不用“汉化”,也是其高明之处。

由于《华化考》的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所以开篇作者首先就“西域”与“华化”做了解释。对于“西域”一词的界定。书中讲到，“西域”一词始见于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人们熟知的史实。时代不同，西域的范围也有变化，元代开疆辟土，西域的范围较之前扩大许多。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们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元代的色目人与历史上的西域人范围不完全相同。《华化考》所论者是色目人。为什么作者不用“色目人”而用“西域人”，他是这样解释的：“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用西域者，以元时所治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色，公牍上称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称西域也。”

对于“ 华化”的解释。他说:“帷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等国, 本有文字, 本有宗教, 畏吾儿外, 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 非东南诸国比, 然一旦入居华地, 亦改从华俗, 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 而为元所独也。”这里所说的“华化” 均指“ 以后天所获, 华人所独者为断”, 并非仅仅指西域人永居汉地而归化中国﹔也不是仅指这些在华之西域人 “娴习华言, 博综汉典” 。所谓“华化”, 一定是指“改从华俗, 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  

 陈垣还进一步探讨了西域人“华化”的原因, 他说:“元军先定西域, 后下中原,  西域人之从军者、被掳者、贸易者, 接踵而至, 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 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 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由此可见,“华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因为元代西域人大批东来, 在中土定居后, 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西域人来华的第一、二代多以武功取得高官厚禄, 但随着战争的结束, 其第三、四代“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 , 甚至通过科举而取得功名, 于是不少西域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诣, 用汉文字从事创作, 涌现出高克恭、马九皋、萨都刺、丁鹤年，这样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对“西域”和“华化”做定义后，再从几个大的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之华化，其考证也极为详实。首先是儒学、其次为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等等方面，由此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之宏阔。通过考证元代西域人来华后“舍弓马而事诗书”，学习儒家文化，以至逐步“华化”，展示了传统中国民族融合与文化魅力，陈垣先生虽于考证之外只字未提中华文化的优越，但其要表达的民族文化史观却众目昭彰。

三 

《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均对其称赞有加。认为该书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等方面，都给了后人有益的启示。陈寅恪在《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大昕以来未之有也。”许冠三评论说，《华化考》“论证的严谨，亦是当代罕有。如证《丁鹤年集》通行本皆明刻说，共举五证，证证确切。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甚至时任日本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教授在1924年10月出版的《史林》杂志发表了《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书评，称赞陈垣是现在中国史学家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当然，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也在其以后的其他著述中同样得到体现，如1941年抗战处在艰苦阶段，陈垣先生撰《南宋河北新道教考》，论证“夷狄无百年之运”，只要民族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著书教书，保留读书种子，等待民族复兴时机。1944年抗战后期，他又撰《通鉴胡注表微》，结合自己一生治学心得体会，总结升华其“有意义的史学”，通过表发胡三省《通鉴注》微言大义，予以系统的理论概括。这些都是陈垣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集中体现，目的就是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是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主导思想。强调了文化的个性和以此为基点的文化进化的包容性。因此, 它既避免了走向国粹论的保守和狭隘, 又反击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 这就是陈垣这一史学思想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先生以学术兴国的志向令后辈学人敬佩不已，其研究方法博览群书，考证巨细靡遗的治学态度，也给我们的史学研究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