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家庭制造》中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述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从叙述交流过程来看，任何叙述文本都需要一个表述的源头，叙述者即承担了这一功能。在故事层面，他决定了“讲什么”，在话语层面，他安排了“如何讲”。叙述者成为叙述交流过程的一个主体。同时，作为一个表意过程，叙述文本总是希望承担一定的意义与价值，不论我们认为这一意义与价值是内在于文本、呼唤读者的接受与理解，还是由文本外部的读者在解读和阐释中归纳出来。“隐含作者”这一称呼，正是人们赋予这种意义与价值一种主体地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叙述文本中便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有的叙述文本有多个叙述者），当它们之间出现不同一、不合作的情况时，一个统一稳定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便受到了挑战，而不可靠叙述正是叙述文本中主体意识间的这种分化和矛盾的表征。

    尽管“不可靠”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具体人物的品格，但西摩·查特曼曾经清楚地提醒我们：不可靠性之领域在于话语，“也就是说，对于发生了什么及实存是什么样子的看法，而不在于叙述者的人格。”此外，所谓的“不可靠”，实际上表现的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不可靠关系。亦即叙述者对于自己所述之事的报道、判断和评价等与隐含作者的不一致。

    这一最早由布斯所确立的判断看起来十分清晰，但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一种暗示，其作为文本意义和价值的主体，在文本中却无法像叙述者和人物那样拥有进行直接交流和显示自身的声音、行为等途径，它并不在文本中现身，毋宁说，其本身是一种建构。对于隐含作者的建构方式，出现了修辞方式和认知方式两种看法。修辞方式将文本视作作者实现自己修辞意图的手段，隐含作者主要体现的是文本传达的一套价值标准或规范，这套价值标准或规范内在于叙述文本，而叙述者与这套标准和规范之间的偏差是作者控制文本意义的一种手段，它呼唤读者对作者意图的正确归纳和理解。认知方式则对这一看法提出了挑战。认知方式将文本的接受者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认为隐含作者出自读者的建构，由此，不可靠叙述成为读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矛盾的解读方式，而不再是由作者控制的修辞策略。

    两种方式都对于理解不可靠叙述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修辞方式试图为文本价值和意义锚定一个稳定的来源与中心，但文本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实际上离不开接受者。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和评价是文本意义实现的重要步骤，且读者的接受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并非完全服从于作者的修辞意图。而认知方式通过引入读者这一维度，丰富了不可靠叙述这一问题的内涵，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尽管纽宁曾举过较为极端的例子来强调读者在解读文本意义和作出道德评判时可能出现的差异，但他在讨论不可靠叙述问题时对读者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强调在文本的接受和阐释过程中（同时也是意义和价值的生成过程中），读者所携带的预设规范的重要性。即乔纳森·卡勒所说：“大部分文学效果，尤其是叙事散文的文学效果，来自读者建立的文本内容与普遍人类问题的联系，来自按照完整统一模式建构的人物行动和反应。”也就是说，纽宁所讨论的读者实际上近于斯坦利·费许所说的“阐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观念：“我们的阅读都是文化上被构筑的，认同这个文化，就大致上遵循其理解方式”。

    这样一来，隐含作者的建构机制便被引向了文本之外，实际上是将历史性和文化意识引入到了文本意义和价值的建构之中，由此，不可靠叙述也具有历史和文化差异性及可变性。

    但认知方式由于其对作者意图的轻视而潜藏着文本意义和价值虚无化的风险。纽宁自己也意识到，“‘道德规范标准’、‘基本常识’和‘人类得体性’这些标尺看似不证自明，但问题是，并不存在可以成为公允判断之基础的普遍接受的规范标准。”特别是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为所有读者建立一套共享的价值体系是十分艰难的。同时，由于实际上以读者置换了隐含作者，在认知方式对于不可靠叙述的判断中，实际上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读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可以存在差异，亦即不可靠叙述实际上不是一个评价对错或判断真假的问题，而是一个文本中各主体之间是否和谐一致的问题。《红楼梦》中，“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在贾母的眼里，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隐含作者是“陈腐旧套”，但才子佳人小说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完全合一，因此是可靠叙述。当隐含作者这一意义主体实际上被承载着现实性的读者所取代之后，文本当中的主体冲突和矛盾可能被简化，文本意义的空间也可能被压缩了。

    读者在文本意义的实现过程中固然具有主动作用，但文本意义实际上不能与作者完全脱离。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是一个说辞滔滔但是没有悔意的杀妻犯的自白，契诃夫初读赞不绝口，但在读到托尔斯泰的后记之后，才认为小说傲慢愚蠢。契诃夫作为读者，最初认为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可靠，但作者本人的意图显示小说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并没有距离，在此，作者意图作为隐含作者判定的底线，与读者的判断相左，并最终决定了叙述者的可靠性。但读者仍然有权力来对这一文本及其意义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主张修辞方式的费伦通过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调整使作者的意图问题得到强调。费伦将隐含作者的概念移到文本之外，把隐含作者看成是代理者，强调其与真实作者之间相连但不等同：这是一个“流线型的真实作者，是真实作者的能力、性格、态度、信念、价值观以及在建构一个具体文本时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属性的实际或设想中的综合体。”这一重新定义使得隐含作者成为叙述文本之外的一种能动力量，在此基础之上，将文学理解为作者用来交流意义和思想的一种方式。

    从以上的粗略梳理可以看出：不可靠叙述表征了叙述文本中各主体意识间的分化。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实际上是对叙述文本中各主体间关系的判断，而非对这些主体本身的评价。对于叙述文本中各主体间关系的判断，涵盖了叙事交流的整个过程，涉及到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这也使得不可靠叙述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不可靠叙述本身只涉及关系问题，其所发挥的意义问题则维系于作者意图和读者解读中对于关系各方的评价。

二、《家庭制造》中的不可靠叙述

    如前所述，不可靠叙述中的“不可靠”，实际上指的是叙述者对于隐含作者的不可靠，在叙述文本的各主体成分之中，最为活跃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不和谐关系的是叙述者，因此，对于《家庭制造》中不可靠叙述的分析，将从这一叙述文本的叙述者入手。

    叙述者可能在哪些方面不可靠？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玛汀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认为，叙述的不可靠性，主要在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和知识/感知轴上展开。考虑到虚构叙述文本所追求的主要是“逼真性”，而非所谓的“真实性”，所谓的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实质上涉及到的是叙述者对何为“事实”的判断，或“什么事件值得讲出来”的评价。并且在上述论文中，费伦和玛汀也强调：“不应把分类看做一套强求一律的新工具，而是看做一种启发手段，使我们能够敏锐地感知个体的不可靠叙述行为。”因此，本文认为，不可靠叙述关乎的主要还是意义和价值层面的问题，即叙述者主要是在解读和评价方面不可靠。

    《家庭制造》收录于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于1975年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作为作家的处女作，这部小说集中与青少年成长有关的故事十分引人注目，围绕着“成长”这一题材，这些故事涉及了对存在的边缘性、道德伦理、孤独感、恐惧感等问题的思考。《家庭制造》就属于这些故事中的一个。这篇小说采用同故事叙述的方式，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我”在青春期性意识萌动中的一些经历，故事的高潮，同时也是终结：“我”认为自己以与妹妹康妮“过家家”的游戏方式失去了童贞，并将此作为真正进入成年人世界的标志。

    由同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所叙述的自己的成长经历往往使人们倾向于将叙述者归为“天真”或“无知”的叙述者，即主要从其认知和评价能力的不充足方面来界定其不可靠性，并将儿童世界与成年人世界的对比和差异作为解读文本意义的钥匙。但应当注意的是，所有的叙述    实际上都是一种倒叙，叙述者是在事情结束之后来对事情进行叙述的。在与成长相关题材的小说中，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距离往往有特定的寓意。在《家庭制造》中，对于这种距离的明确提示值得注意。首先是时间上的距离：

    我们逼仄的浴室，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现在回头想想从很多方面看，我已经这么做了……

    这美名一直伴随我进入艺术学院，点亮了我在那里的生活。

    其次，与时间距离相关的，认知和道德能力上的差距：

    而如果世事不能以件次论之，本无往事一说，那么我就要坚持，这是一个关于雷蒙德，而不是关于童贞、交媾、乱伦和自渎的故事。

    在进入讲述之前，叙述者对于所述事件进行了评价，刻意的否认恰恰表明叙述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可能引起怎样的反应，在此压力之下，叙述者坚持拒绝对自己失去童贞的事件做道德化的解读和评价。这显示了叙述者与故事中在懵懂中失去童贞的少年的认知和道德能力存在差距。从叙述者对事件评价标准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并非完全缺乏所谓健全的认知和道德能力，相反，他是在具备这一能力的情况下，有意地对自己所要讲述的事件采取一种非道德化的立场。换言之，叙述者并非真的“天真”或“无知”，而是“佯作天真”、“佯作无知”。通过进一步阅读文本，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佯作”在文本中留下了不少痕迹。

    首先是语调风格的不一致。在叙述“我”在雷蒙德的引导和启发之下所经历的一系列成长事件时，叙述语调充满了处于青春期男孩特有的虚荣、浮夸、戏谑。而在对这些事件进行评判时，叙述者又时而流露出属于成年人的沉思、概叹的语调。试将以下两段叙述进行比较便可看到这一点：

    幸运的是，雷蒙德偷书的企图显得如此无望，而他的解释又是那么白痴，太容易被看穿，助理最后竟让他走了，我想，大概是把他当成精神不正常的人随便打发了。

    是雷蒙德给了我成人生活秘密的启蒙，那些事情他天生就懂，却从未全懂。那个他带我发现的世界，所有迷人的细节、经验和罪孽，那个他在其中可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人物的世界，其实从来都不适合他。

    其次是叙述者态度前后矛盾。在叙述所谓的乱伦事件时，叙述者曾经对“我”与康妮的“过家家”游戏作出过评价：

    我被投入到这个迷你生活秀中，这乏味的、日复一日的、沉闷庸碌的生活，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可怕而琐碎的生活……

    并且意识到：

    我想要强暴她的想法简直太可耻了。

    这些表明叙述者具备充分的认知和评价能力，但随后叙述者就叙述了“我”引诱康妮上楼的一段对话，并且对此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评价。在叙述到“我”即将失去童贞时，叙述者认为“我”将因为这个变化而拥有“光辉形象”，并“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

    对于童贞的最终失去，叙述者的态度也十分矛盾，一方面：

    它包含了谎言，欺骗，羞辱，乱伦……

    同时：

    但我却感到满意，对此，对自己，对康妮，我愉快地让一切歇上片刻，待其尘埃落定。 

    我终于进入了成人世界，我为此高兴，但你此刻我不想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孩，或者裸露的任何玩意儿，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想。

    第三，叙述者限制了自己的讲述。他拒绝提供失贞事件带来的后果（很有可能是道德性的），叙述在事件结束后戛然而止。 

    “佯作天真”本身意味着天真的丧失，之所以要“佯作”，实际上是为了回避成年人世界中业已成立的道德规范加诸于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之上的压力，从而用一种令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讲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故事。因此“佯作天真”的叙述其实是在两种伦理道德观的张力中展开的：成人化的、充分道德化的和青少年式的、尚未充分道德化的。叙述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所言非所指，似是而非，

    一般来说，作为体现文本意义与价值的主体，一个叙述文本只有一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应当是稳定的。而在《家庭制造》中，叙述文本内部的矛盾，叙述者前后不一的态度与评价，使得文本主体间的关系出现了不一致和波动，这是我们判断该叙述者不可靠的理由之一。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射到文本之外，则可以发现，文本外的接受者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与经验，对于虚构叙事文本承担真实的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等预设的阐释规约也对于判定该叙述者不可靠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考虑到作者是有可能与读者共享这些阐释规约的，那么我们的判定就具有了作者意图这样一条保障性的底线。这些预设的阐释规约可能包括：乱伦行为在现实世界中已经被判定为是不正确和不正常的，对与此相关的事件和行为的叙述，本身即应蕴含某种伦理道德价值的意图，等等。以这些预设的阐释规约为参照，读者将可以判断这样一个故意以无知和炫耀的口吻来描述自己如何引诱妹妹，并在有意识的前提下回避成人世界的道德准则，却也无法心安理得于道德化不充分的青少年世界的叙述者为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