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形式主义者:形式主义文论之本土归化回顾

    几年前，中南大学的阎真对巴赫金的挑战引起了国内巴赫金学者的群起自卫。阎真拿着布克哈特来说事，用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对巴赫金的狂欢节提出批评。但是，信东正教的斯拉夫人的狂欢日（карнавал）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和瑞典日耳曼基督徒的“谢肉节”一样吧？而真正从实质上来讲，巴赫金的“狂欢节”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理论阐释上借喻的喻体，巴赫金本人“喜好用同义词，不喜欢事先给定的逻辑体系结构，他力求清晰、明确，但力避单义性”，[1]。所谓使用渔网来捕鱼，得鱼而忘筌者也。借喻和隐喻乃是形式主义文论阐释中的两大工具，任何试图入门形式主义的人都不应该忽略这一最基本的前提概念。

一

    现如今，学术争论，硝烟不再，形式主义和巴赫金已经如昨日黄花，2008到2009年国内所发表的侧重探讨形式主义理论的论文只有九篇，南京大学的杨建刚和汪正龙当年同时都在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话（巧合？抑或是英雄所见略同？），到了2009年3月在《文学评论》上杨建龙的话题依然故我，这与十四年前留美的刘康的声音何其得相似。

    遥想风景当年，国内对巴赫金的尊崇、对形式主义的多维度推介曾经热火朝天：从1994至2008，国内发表的关于巴赫金的较为有影响的文史哲类文章约计380篇（CNKI），其中2008年为36篇。与此相比，国外1994-2008为222篇目（EBSCO），2008年仅10篇。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米哈伊尔.巴赫金也许想不到在他死后，竟有这么多东方人对他感兴趣。从1982年夏仲翼先生介绍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开始、1986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了《批评的批评》的中译本，到1998年，钱中文先生主编的《巴赫金全集》问世，到2001年，百花出版了《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的中译本，中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期间，有分量、有思想的佳作名篇灿若繁星，便如1986年，郭宏安在《读书》第2期的《批评是一种对话》，凌建侯的《史学视野中的巴赫金狂欢理论》，张开焱的《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等等，假如巴赫金在天有灵，定然也会笑逐颜开。

    但如今，从钱中文到刘康到曾军都似乎悄然身退---2009年，其中没有一个人发表一篇有分量的东西。曾军的“四声部”如今都已鸦雀无声，是因为无人喝彩？抑或是因为喝彩的人已另有所瞩？灯火阑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相比之下，曾军在《接受的复调》中，曾温和地指责董小英，刚刚在巴赫金形式美学的麾下有所斩获，研究兴趣便 “转向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2]，现如今，到似乎显得她更有先见之明了。

    而形式主义从日出到日落，都恰恰说明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开拓的窘境。如上所述，任何试图了解形式主义的人都必须要对其理论体系中的若干工具详加参研，然后才可能有发言权。然而，人们对待“新西学”的态度，显然没有这份耐心。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形式主义的标题下所搜索到的文献资源，90%的文章标题中“形式主义”依然是用作一个贬义政治术语，这和五、六十年前毫无二致。就是谈“复调”或者“狂欢”的人，更多的也是对其最浅层的字面意义上的一望而知的解读。虽然在美学、文学、哲学，和政治的范畴中，乃至于通俗意义上来讲，形式主义的各个含义或许都风马牛不相及，但“‘形式主义’一词... ... 并不是一个纯学术词语,而是一个含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语。这种否定指向性评介虽然在我国的研究并没形成主流,但对其的简单理解，显然对接受起了误导作用”[3]。便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前苏联形式主义学派遭受到严厉批判的时候，伏尔加河畔的一些璀璨星辰旋即在广袤的苏联国土上销声匿迹了，类似雅各布森、托多罗夫这样的哲学界人物纷纷流亡海外：在“批判立场”支配下，“形式主义”历来都与“唯心主义”、“唯美主义”、“脱离社会生活”等评语放在—起”[4]。政治斗争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药，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而今彼依旧声威显赫，如果说美学丝毫不受其概念的掣肘，这么说恐怕难以服人。这个词便如生来便脸上带着胎记，运用者瞻前顾后，驳斥者义正辞严，虽然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词汇的能指会积极地追求所指，但在中国，形式主义却是个例外。在汉语中形式主义的身份已经深入人心，其渊源几不可考；但不管怎么说，除了在文论界偶然还会谈论学术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或无人理解、或招人误解，或自己先底气不足），形式主义依然看起来更像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这种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不和给我们送来“礼物”的一墙之隔的邻居挂上钩，那就只能说汉语的表达太过贫乏了：不得已才将Formalism翻译过来套上形式主义的外衣。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法国的克里斯蒂娃和托多罗夫把行将“凋零”的巴赫金介绍到西方的时候，十年后在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上，西方视野下的“巴赫金”第一次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但这并不能赶走原先西学东渐就已经定下来的基调（这也许就是南京的汪、杨等人为什么一再尝试形马对话的原因之一吧）。和苏联时期逃到西方的雅各布森相比，巴赫金“力图对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同时进行超越，显示出卓尔不群的学术姿态”[5]。但笔者认为，与其说巴赫金要“超越”，不如说他曾经是更多地想要寻求妥协。

    而这恰恰是巴学者们所忽略了的一点（也许是有意回避？），夏忠宪和史忠义等人一再强调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独特意义，以图自卫，却偏偏不肯牵涉到任何符号学的理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形式主义者。社科院的钱中文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形式主义者；作为国内巴赫金介绍第一人的夏仲翼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形式主义者；美国的刘康会吗？他在1994年的文章中还深信不疑地认为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但，他所举列的三本书，其著者到底是不是巴赫金？一直还存在着争议。而且，也很难想象一个被前苏联政府流放的“从事地下宗教活动”的瘸子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巴赫金自己也同样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形式主义者（是不敢承认？还是的确并无瓜葛？），虽然托多罗夫认为他“比形式主义更加形式主义”[6]（不知道巴赫金自己听到这样的话会作何反应？）。也许董小英会认可自己是“美学形式主义者”，可是，《再登巴别塔中》这个题目就表明她的目的在于求同，而非存异；她在自己的这本著作中既没有尝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是努力把“对话性”和传统叙事学靠拢，以寻求一种理论创新上的安全感；此外，再后来她不久就将目光急急忙忙地转向了后现代诗学。曾军认为她缺乏问题意识，这可谓一言中的，“由于问题意识的淡薄，特别是中国问题意识的缺乏，很可能会使得它正好就是一种“无用”(没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7]。

    倒是来自湛江的赵志军率先明确地把巴赫金称之为“形式主义者”。北师大的张冰则更进一步，他表现出学者应有的审慎，说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观点(比如说‘陌生化理论’)存在更多的亲缘关系。”[8]在此同时，他坦率地说巴赫金的思想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张冰与刘康显然唱起了对台戏。如果说赵志军与张冰声气相通，那么看起来杨建刚、汪正龙则正是刘康的流觞。

二

    但行内更为普遍认同的一个说法则是“巴赫金接受者”。这的确是个不错的称呼：既是接受，便有拿来主义和全盘接受之分，将来也不会担什么责任。但恰恰是这种潜意识中若有若无的畏惧所带出来的含混态度使得我们国内的西学界永远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根据地，所带来的恶果必然引发连锁反应。

    俄罗斯的塔玛尔琴科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任意地理解他的（巴赫金）某些表述，轻率且无根据地滥用他的术语及其思想的尝试仍在继续，或相反，没完没了毫无根据的争论，因此更为激烈”[9]。国内学派在各个概念的关系上各禀一端，争执不断，频繁“对话”：在巴赫金学派的内部也总是纷争不断：巴赫金学派的鼎足人物钱中文与黄梅、张杰等人之间口诛笔伐，大打文字战，北师大的张冰与美国的刘康“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二人都“声言”继承了巴赫金的衣钵。曾军将国内的巴赫金理论的接受划分为“四声部”，乃是宗其不同的接受来源与接受时间：或自早期前苏俄，或自晚近的西方英美。 这种接受来源的不同为巴赫金学派祸起萧墙埋下了因由。

    此外，我们还不断地受到外来的诟病：国学派们认为我们有附骥之嫌，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只知道跟在人家背后摇旗呐喊：从来没有自己的东西和成果。由此也就怪不得北大乐黛云先生所担忧的“国粹主义”， “中国中心论”在而今国学复古日盛，西学德赛“日衰”的背景下，正在渐渐抬头。

    其实，附骥之嫌恰在于心存疑虑，这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先天缺陷。既是移植照搬，必然缺乏对巴赫金的深刻理解和秉持，而更多地是一种庸俗化的模仿，既是模仿，便有了似象非象，孰为本象，等等永远难辨分明的问题---对形式主义的传统概念来说，这可谓是正中下怀。形式主义这个词语如童庆炳借用雷蒙.威廉斯的 “感觉结构”一语，是汉语中一个难以言说的所指：广义上它是个贬义词，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在学术上则颇为敏感，易招误解。以借喻的方法来谈，正如不可拿戏说当正史，但无论戏说还是狂欢，其目的绝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非今。考虑到此，如果不把巴赫金之生平纳入考量视野，则就巴赫金的学术身份也依然是模糊的，而他自己则也不便明言的。他宁肯挂着文艺的旗帜来探讨学术问题。巴赫金一开始就说‘你们要注意到，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

    虽然逃到西方世界的雅各布森以形式主义来盛赞巴赫金，但听起来颇有点象赞誉之词偏偏出自敌人之口。但是，如果不考虑巴赫金在他那个时代的遭际命运，任何尝试为巴赫金归类的企图都是空穴来风。阎真先生说：“我非常理解巴赫金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 非常渴望找到合适的渠道将对话的思想表达出来” [10]。但不知他是否真的理解，故友“人间蒸发”、自身被捕流放、因病截肢、生活靠人接济、无故被流放、学位论文不能正常通过，等等命运的不测，这些使得巴赫金和任何那个时代的学人一样，所作所为都未必能从心所欲。即使在晚年，柯日诺夫劝他发表自己尘封多年的手稿，他还是一改再改，不肯示人，原因恐怕依然还是害怕招来无妄之灾吧。

    这个问题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我们不便置喙。美国佬讲过一段话：“有人尽可能地讨论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而巴赫金自己是怎们说这些东西的呢？‘“按照那个时代精神,我在手稿中加入了许多俗不可耐的东西……’”[11]。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几本有争议的书上，巴赫金承认这些著作出自他手，并且说从头至尾都是为朋友写的，他这样说道：“作孽呀, 这些文章是我写的”。“俗不可耐”和“作孽”等等措辞透露出的并非是什么正面的态度；而且，在那样一个时代，巴赫金所著是完全符合潮流并被大力提倡的东西，他又何必还如此不逊呢？

    显然，有别的东西在巴赫金内心与其外在的所作所为发生了矛盾冲突。这种潜在的隐忧“恰恰表明中国学人在心灵深处还没有达到充分自由的境界。”[12]曾军渴望有一天，站在巴赫金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他者”，而不应该仅仅是一面镜子，可惜物是人非，人心依旧。

    从内忧到外患，到如今“门前冷落鞍马稀”，恰恰应了孔子那句：名不正则言不顺。然则，和巴赫金不一样，我们毕竟还没作古，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又怎能免得了别人对你说三道四呢？ 

三

    美学上的形式主义侧重艺术作品本身的结构、体裁、内在可以传承的框架分析和理解，而不应该过于关注作品以外的其它因素，如作家的生平、历史背景，精神内涵等等东西。以前我们在审美中也关注作品的语言风格、叙述视角、修辞等形式特征，但历来认为这些都不过是附属于作品内容和精神思想的次要项目，是太阳后面的影子，是内容决定形式。因此，在长期的艺术研究中，文论家和美学家们始终认为对其关注不够，力图摆脱自己寄生植物的地位。他们的旗号即是“诗学，即把文艺作品当作艺术进行研究的科学”[13]，他们提出了“文学性”、“陌生化”、“纯形式”，等一系列震烁古今的革命性概念，力图获取独立的学术地位，这股力量最终形成了二十世纪西方一场浩浩汤汤的文学思潮运动。

    但即便是风平浪静，形式也不应被看作是什么恶物：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确立，何尝不是通俗化了的“形式”？

    十年风景，历历在目：国内学界对于复调、狂欢化的特别热衷，而对于巴赫金的未完成性、怪诞现实主义、时间之空间等的冷落---迄今为止，对巴赫金的未完成性和怪诞现实主义的评介分别不到10篇---原因正在于人们对真正多音部的潜在渴望。人们常爱用在巴赫金身上的一个词语是 discovery，我觉得倒不如说是替代displacement---借巴赫金之灵表达中国学人之心。但愿望毕竟是愿望，言为心声。如果时间允许---不要等到巴赫金的那个年龄才敢“放声高歌”---衷心期盼老凤雏凤发新声，巨擘能重举大纛，引领后来学子将这条路走下去。也许，中国形式主义学派的明确定义就将是迟早的事情。

注释：

[1][9] 夏露.《与巴赫金研究专家的对话》[J].《俄罗斯文艺》， 2008 (1)： 42.

[2][4][7] 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陈建华.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30年》[J].《学习与探索》，2009 (5): 197.

[6] 曾军. 《中国巴赫金接受二十年》[J]. 《人文杂志》，2005(2): 98, 96.

[8] 张冰. 《对话: 奥波亚兹与巴赫金学派》[J].《外国文学评论》，1999(2): 100.

[10] 阎真.《想象催生的神话: 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J]. 《文学评论》， 2004(3): 61.

[11] Clark, Katerina & Michael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32.

[12] 张开焱. 《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 以巴赫金为例》[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92.

[13] 杨金才. 《文学的自律性: 追寻与建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实质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