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精神的缺失——试析清代中国为何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近代媒体

    中国古代曾经拥有繁荣往来的封建经济、富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但中国既没有自然的形成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也没能率先产生近代科学；反倒是四大发明缔造了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孔孟的儒学被启蒙思想家引为据典。同样，早在汉唐时期便出现早期“报纸”雏形——邸报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传播活动的国家，却在近现代新闻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远远落后于西方，以致近代大众传媒是作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载体而嫁接传入中国。经历了长达1200多年的发展，中国本土为何不能自然而然的产生近代媒体？对照中国近代科学、近代经济以及近代民主政治的集体沉默，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精神的缺失，这根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高压而作用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

    如果说真实是新闻的根基和底线，那么自由便是高悬于头顶的阳光，是新闻的追求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给养。诚然，近代媒体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与小农经济的压制使近代产业久未兴起、机器技术难以运用、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理念上的传统与狭隘，旧中国人从骨子里缺乏自由精神。封建集权统治造就的是臣民社会，当国家权力被无限扩大，民众的权力也就被无限缩小，当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可以自由到为所欲为，民间大众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这种自由不仅仅是缺乏获取自由的途径——即被剥夺自由，更是在广大臣民之间没有自由的基本概念和诉求——即对自由的无知，自由精神的缺失。 

    当我们观照西方的新闻发展史，不难发现，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与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过程一致的。具体来看，西方近代报业在西方封建主义后期诞生、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兴起，那时起报业很大的作用便是反对封建压制、宣传民主自由、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后各类报刊各自宣传政见，党同伐异、激烈论战。早在1644年英国人弥尔顿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的演说，并逐渐扩展到新闻自由。而美国人的报业则产生于反对英国殖民者的压制与争取独立的过程之中，并由杰弗逊推动了新闻自由立法。在法国，也于19实际20年代后期出现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工人报刊。 

    可见，近代传媒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技术成熟的条件下、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的产物，并对启蒙与革命有着极大的反作用，成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它总是在人们思想上意识到民主自由并在政治行为上追求自由解放的过程中焕发它的活力。从这种意义上讲，或许没有西方的侵略，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会开拓出中国本土的近代传媒业。 

回到中国古代，我这里试着简单的分析自由精神缺失的表现及其对传媒发展的影响。 

首先，自由的缺失体现在对中国传媒的直接作用。

    以“邸报”为主的古代中国“新闻”媒介其实是传布朝廷要事的“官报”，其本身便具有森严的封建王权性质。邸报尽管在形式上具有早期新闻传播的雏形，但就内容、管控、发行、受众等发面来说，其实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奉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圭臬，旨在维持并加强庞大的封建官僚体系的统治秩序，在官僚体系内部传递官方事物。

    尽管在宋代出现了民办的“小报”, 但是,无论从“小报”的从业者还是主要内容也都充斥着官方的色彩，民报与官报存在严重同质化现象。 另一方面,“小报”从一诞生, 就被视为非法出版物, 受到官方的查禁,官报处于无可动摇的垄断地位，主宰了古代新闻传播的渠道，以“小报”为苗头的民间报纸始终未能发育起来，演变到近代传媒的范畴。 

    其次，封建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了公共社会和公共权利的萎缩。

    自秦汉以后2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中, 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王权绝对压控下的一元社会,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和秩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社会”观念而只有“国家”观念。王权无可争辩的剥夺了属于社会的权利，抑制了公共领域的产生。从应然的角度看，公共领域应当拥有脱离国家和市场操纵的相对独立性,在此领域里, 市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 也可以对公共事物进行批评。而大众传媒正是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重要一环。

    某种意义上，公共媒体生成的条件首先就是由独立社会人组成的独立社会的存在, 即一个健全的、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公民权力的集中表达就形成了公众舆论。因此封建专制在剥夺社会公共权力和自由的同时也排除了公共舆论产生的可能。换句话说，王权专制制度首先在政治制度的源头上就遏制了大众传媒产生的有机土壤。反观西方，早在17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就发育成熟, 充分发展的公共社会首先便为大众传媒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权力诉求的空间。 

    最后，封建主义大一统文化专制对个体思想的钳制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绝对统治，再到隋唐以后科举制的确立和发展，明清甚嚣一时的文字狱。拥有绝对权力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也从不放松在思想上确立权威的工作。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儒学始终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它不仅是官方的统治思想,而且是贯通整个社会的普遍意识，是伦理道德领域根深蒂固的金科玉律。

    个体不但没有政治上的自由, 而且从思想意识上都被严格规范到儒家思想的框架中。在儒家思想形成统治的同时, 多元的个体自由思想长期被处于凝滞和萎缩状态，从而抑制了公众舆论的产生。当所有人都企盼着通过学习儒家思想经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当所有人都被灌输“服从”与纲常的思想，最最基本的思想自由无从谈起，言论自由也无从谈起。在王权思想的高压之下, 多元的思想窒息,王权独霸了社会公共话语权, 从而抑制了公众舆论的产生。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自由精神的缺失是制约近代大众传媒产生的根本性因素。封建制度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反倒是不断的僵化和强化，这种统治及其观念渗透至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泯灭了自由精神，从而导致自由所代表的公共媒体久久无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