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焦虑的媒介呈现——以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为例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以“恨嫁女”和“恐婚男”为噱头。全剧以相亲开始，以男女主角的婚礼结束，聚焦于当代人的“婚姻”。此剧一经播出就聚焦了媒体与大众的视线，婚姻与家庭的纠葛再度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整部剧看似轻松快乐，但是实际上剧中渗透了“剩女”的恐慌与无助。

据2006年教育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称，所谓“剩女”即为“长得漂亮、学历高、有思想、有品位，十分自我和清高，却没有男朋友的那种女孩子”。1本文以《咱们结婚吧》的女主角桃子为例，剖析剩女的困境和焦虑。

一、焦虑一：剩女——新鲜的“被看”

全剧伊始，女主角桃子便带着“剩女”的标签面临轰炸式相亲，她32岁的年龄更成为她受到鄙视的原因。在剧中，一位相亲对象一语道破社会对“剩女”的鄙视：“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三十岁的老剩女，也就有几分姿色而已，早该打折处理了，你凭什么这么牛气。”

在消费社会中，女性成为商品，被物化为愉悦男性的客体。在观赏的幻想下，男相亲对象将对方作为“他者”，在审视和挑选中证明自己的权力。“打折处理”凸显了男性将女性作为商品的蔑视，并且更加强调女性不仅是商品还是保鲜商品，是随时间而贬值的商品，这就将女性放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下，这种文化和社会的逼迫造成女性的自我认同贬值。在电视剧中，桃子和她的好朋友未未就一再被身边的人强调，也不断彼此催促“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一天天都在贬值。”这样的自我认同既是社会赋予她们的标签，也是她们的“镜中自我”。库利认为，我们通过想象别人如何感觉我们的行为和外貌来了解我们自己，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照映着对方。2剩女通过想象别人如何想象她们以期在人际传播的交往中定位自己。当社会普遍认为剩女贬值，剩女的价值观自然也会扭曲。

如此周而复始的告诫，强化了大龄女性的焦虑心态，作为被看的“他者”，女性让出了选择的主导权，并且还让男性将这一“被看”的对象按照年龄划分了等级。女性的保鲜期随着年龄逝去，她们以被动的姿态承认自己的弱势。在此，女性的年龄不仅是自己的生理属性，更是自己被评估的尺度。男性的主导地位在这种等级秩序中得到彰显，并以此种压抑和统治的手段获得男性权力。各种“形体美”的标准亦是男权在女性肉体上打下的“标记”，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来达成对女性的控制。

在剧中，女主角桃子的外貌一再被提及，在桃子妈妈薛素梅看来，桃子应该在自己还年轻漂亮的时候，将漂亮的脸蛋这一资本发挥作用，以此换取有钱的老公，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在这里，桃子被强调的是由男性来判断的外在。女性的价值不仅由外貌来确定，而且外貌与男性的资产直接挂钩。用桃子的话说：“你有一个豪车，我就得有配得上您这豪车的三围，我有这脸蛋，你是不是得有我这配的上脸蛋的别墅啊。” 

二、焦虑二：剩女——被逼迫的“孝”

在剧中，桃子的妈妈薛苏梅和桃子为了结婚不断争吵，在妈妈薛素梅看来，桃子要做一个孝顺和听话的孩子就要完成结婚的任务。她曾在桃子放弃一个相亲对象时，大发雷霆，她认为结婚并不是桃子的权利，而是她的义务，是她对家庭的贡献，结婚和孝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实际上就否定了未婚女性的独立自主性，本质上是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传统观念进行到底，即希望丈夫接替原来家庭对女性负责到底。说到底，这是父系权力对女性依附地位的强调和逼迫。未婚女性仍不被承认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尤其是女性被迫与男性结合以获得社会的成熟承认。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也面对这样的生活：在家的时候听从父亲，后来嫁为人妻，娜拉从父亲的手中转到了丈夫手中，丈夫爱什么，她就爱什么。这种交接是父系社会的控制的手段，女性是男性的附属，智慧和感情都不被需要，顺从才是秩序下的首要因素。然而剩女却恰好违背了这一原则，她们有智慧、有质疑精神、渴望独立，因而社会做出了激烈反应，舆论则对其大加指责。

更深一层探究这种逼迫的原因，可追溯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家庭的起源》。恩格斯指出，私有制改变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激烈地改变了家庭中的关系，女性也因此成为附属，成为需要交接的对象。私有制使占有者成为家庭中的统治者，妇女在生产交换性剩余产品中尽管是必要的，却是从属的，妇女沦为受监护的人，或为人妻，或为人女，一句话，不再是独立的社会性承认。

李银河曾这样总结到：“单身女人所代表的自由，是一种选择的自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不自由的年代，结婚是女人惟一的生活方式，是她们不得不做的事，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一些女人有了选择不结婚的可能性。这是她们在成为都市人和现代人之后才拥有的选择。归根结底，所谓自由就是选择的可能性。”3

三、焦虑三：剩女——关于怀孕的悖论

桃子因为大龄又没有生过孩子而被公司辞退，公司认为桃子如果在两三年内结婚生子的话，会影响工作，为了公司利益必须辞退桃子。多次应聘过程中，桃子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被拒绝。

女性因为生理原因而难以摆脱生儿育女的命运，在怀孕期间，女性既要受到妊娠反应的袭扰，还要受到老板的抱怨和排挤，事业上也常常因此面临危机。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因怀孕等理由辞退女性，但法律的保障并不能杜绝这种歧视，而是使得这种歧视隐蔽在暗处。对剩女来说，虽然自身并没有结婚，但是怀孕的可能性还是使得她们遭遇歧视。

这种歧视表面看来是由于女性的生理功能而造就的，是“无奈之举”，正如桃子的上司所说：“这个并不是靠努力就能改变的。” 但是这种观点实质隐藏的“公理性”认定的是：生儿育女是女性的个人的事而与他人、企业或社会无关。

按照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妇女应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以此来实现妇女解放。而与“生产劳动解放妇女”相配套的应该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女性的生理性别与家庭内照顾角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应关系，生育并不仅仅是女性个人的事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共同任务。市场化转型使得资产私有化和家庭私人化，生理性别和家庭照顾角色的对等关系，连累妇女成为影响企业效益的“劣”等劳动力。

女性的可悲并不仅仅在于女性怀孕要受到歧视，还在于女性不得不通过怀孕来获得尊重，女性正是处于这样的悖论之中。在电视剧中，桃子的好朋友妞儿因为不能生产和丈夫离婚，桃子为了赢得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怀孕任务。怀孕在这里成为一种身份符号，这种身份符号在婚礼上夸大到了顶级。未未母亲蓝彩萍因为女儿未未已经怀孕，耀武扬威。桃子妈妈很失落，而桃子恰好在这时得知怀孕消息，桃子妈妈瞬间欣喜若狂，她大声向众人宣布“我女儿怀了”。

生育对于女性的意义在这里得到最大呈现，女性只有通过成为母亲才能在家庭/家族、亲朋好友面前赢得生存空间。在强大的父权钳制下，女性将生育作为其生存手段、作为其代言方式，生育已经不是繁衍的流程，而是一种价值证明、一种性别荣耀。

总而言之，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桃子的剩女形象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了女性作为母亲的烦恼和使命，女性作为“他者”，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角色，却不能做出反抗。媒介通过文本塑造和刻画主流价值观，并以此来维持着共有的社会秩序。

总结

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桃子所面临的逼迫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被看”地位、“孝顺”的窘境和作为“母亲”角色的压力。这些都是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赋予女性的，女性的“他者”地位和依附关系，均在这里得到彰显。

应该意识到，抛弃“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变革“剩女文化”的关键点，这不仅有利于女性的解放，也促进两性的和谐。在健康的社会中，并不应是两性之间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所有与支配，而是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尊重个体选择、包容多样。

注释

1唐利平. 社会变迁与“剩女”现象——当代大龄女青年婚嫁困境探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0(05):19-21

2段鹏. 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3李小江. 解读女人[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