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兄弟》的翻译文学研究——以泉京鹿日译本为例

在现代文学中得到推荐最多的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三部作品。其次是余华的《活着》《兄弟》等作品。应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最快、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中国小说在海外的推介。而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现代小说在海外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其原因有多种，其中译者在推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本文想重点提及的。即如何翻译才能使译著尽可能地与原作相符?如何翻译才能在风格上贴近原作？如何翻译才能在保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同时又能使译文通顺畅达等问题。本文试以余华《兄弟》原作与泉京鹿女士的日译本为例，通过比较，站在翻译文学的原则标准及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以上几个问题。

一直以来，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都在探讨翻译文学的原则标准和评价方法。虽然翻译界对此多有论述，但都没能回避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沈苏儒先生在《论信达雅》一书中曾这样总结到：经过现代的重新阐发，“信达雅”说已经迥异于严复的“三难”说了，今天的“信达雅”说包含了百年来无数学者的阐发、理解和贡献，也包括了对它的责难和批评，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因而，“当我们说要继承‘信达雅’说时，我们所要继承的实际上是严复以来百年间我国翻译界的全部理论成果”。笔者对此也深以为是。“信达雅”不仅适用于指导文学翻译，也适合评价翻译文学。本文将以此为标准来探讨泉京鹿日译本中的翻译得失，进而来说明译本对于输出国接受原作与否的重要性。

余华小说《兄弟》在国内出版之时，曾有一些争议的声音。对《兄弟》作品中的一些“硬伤”的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但就作品的整体而言，周立民在其论文“跨过时间的‘窄门’”一文中这样说到“余华实现了自己的写作设想，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传奇。”这部小说中同时具备了暴力化特征和温情化特征，即冷静、尖锐、惨烈与亲切、温情、坚韧统一在了一部作品中。这两种叙事策略在同一部作品中达到了相互的整合和统一。而实际上文中的“硬伤”并不妨碍这部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更准确地说，这部作品反而在海外的传播中显现了它的生命力。《兄弟》这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甚至在法国获得了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在日本，经过泉京鹿女士的翻译，余华的《兄弟》这部作品被介绍给了日本读者，产生了一股“余华热”，并频频在日本受访。在介绍给日本人阅读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位。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泉京鹿的翻译居功甚伟。泉京鹿女士通过对原作的选择、阅读、理解与再现等环节，将自己的风格与原作的风格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传达出了原作的艺术风貌。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日译本的翻译者泉京鹿女士。泉京鹿是70年代生人，大学所学专业是日本文学。因为曾经到中国留学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发展。又因为旅日学者毛丹青的推荐将周国平的《妞妞》翻译成日文，感动了很多日本读者。因其奔放且流畅的日文，陆续得到了很多作家及学者的肯定，后相继翻译了《水煮三国志》、《水煮西游记》、《像卫慧那样疯狂》、《兄弟》，《告别薇安》等多部作品。

那么泉京鹿译的《兄弟》是否与原作达到一致？本文想从翻译文学的标准原则——信达雅，这方面来说明。首先谈关于“信达雅”三个字的不同内涵的理解及阐发。所谓“信”，指“意义不倍本文”，就是取“忠实”之意。其次所谓“达”，人们一般认为是通达、明达，即把原文的内容（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意。最后，是“雅”，很多学者对于它的理解和阐发分歧比较大。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雅”的内涵。在这里笔者认为郭宏安先生对“雅”的论述是比较符合逻辑和情理解释的。他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提出应“以‘文学性’来解‘雅’”，他认为：“有人问，‘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做孤立的语言层面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在对“信达雅”三者关系的探讨中，大多数译学家都认为“信达雅”是辩证统一的，同等重要，缺一不可。那么，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对应一下泉京鹿的日译本即可看出译本的得失，从而考察译本对于作品输出时的重要性。

其中也有两个例子的翻译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泉京鹿的翻译可以说充分考虑了尊重词语民族文化内涵，并将其通顺地表达出来的要素。这种翻译方法的选择与她的翻译初衷是不谋而合的。在一篇采访泉京鹿的文中曾提到，泉在拥有了选择作品的自主权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能够反映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译笔为日本展现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因此译者的翻译手法是与其翻译理念息息相关的，而译出来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在对日本人进行的一份关于翻译文学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其中80%的人认为作品中一些谚语的翻译有新奇感并不觉得奇怪和难以接受。泉京鹿的日译本中充分显示了谚语的民族特性以及时代的风貌，增强了译文的趣味性，保持了原文的风格。她并没有在译文中过多使用具有日本传统文化印记的成语、谚语等。因而从总体上并没有妨碍原作民族风格的传达，并且，泉京鹿在翻译时做到了注意并真实地将其再现出来。当代翻译家叶君健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指出：“在语言上，我却不愿意把安徒生‘中国化’。我总觉得，既然是翻译洋人的作品，译文中总还应该表现出一点‘洋味’。当然，中译文应该符合中国语言的规律，应该读起来‘通达’，但它应该保留一点安徒生味、丹麦味。……”

其次，从“雅”这一层面来探讨一下泉京鹿译本。王侃先生在其《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的译介与批评》中提到，在余华《兄弟》的英译本中，“开篇两章有长达几十页的有关‘厕所偷窥’的描写，并在其中密集地使用了诸如‘屁股’，‘阴毛’等关乎女性下体的语汇，余华有显而易见的对于恶俗的有意为之，而这种恶俗因设在小说开篇且占有大量篇幅而使读者对之有‘扑面而来’之感。《兄弟》的‘恶俗’风格所反映的美学意义，以及‘厕所偷窥’在这部小说整体结构中的核心意义，……我不再此赘述。然而，这种‘恶俗’在英译本中被进行了显然是刻意地修饰。…….其次，译者设法捕捉英文里描绘女人后面部位的同义词，交替使用。而余华在密集使用‘屁股’一词时显见的可以反复以及在这种刻意反复中追求的‘恶俗’，黑色幽默效果都在译者的‘求雅’的措辞转换中被模糊和被消弱。《兄弟》的英译使原著减‘色’不少，但这样的过滤，也使原著的美学效果以及试图展现中国民间清浊混杂的生存状态的写作意图被稀释。”

而在泉京鹿译本中基本没有回避，比较忠实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图。原作第一章中出现“屁股”共计57次，在日译本同样出现。并且并没有刻意地进行修饰，而是忠实地再现了原文。在日语中表达“屁股”的含义，常用“尻”“けつ”“おいど”这三种词汇。“けつ”在日语中有品位低下粗俗之感；“おいど”因来自中世女性雅语，因此在现代日语中属于委婉语；“尻”则是一般用法。根据余华原作的前后文关系，原作中“屁股”也只是中性词汇，并没有刻意地进行褒或贬，只是想通过对这一词汇的重复使用来达到一种整体的艺术效果。在日译本中，泉京鹿采用了“尻”这种一般的中性的表达方式，并没有通过其他词的交互使用来规避“屁股”的重复使用。也正因为此，余华在密集使用‘屁股’一词时显见的可以反复以及在这种刻意反复中追求的‘恶俗’在日文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可以说这种翻译更接近于翻译标准的“雅”。译者保持了原作的文学风格，即一是保持了作家作品的特殊的“个人风格”；二是保持了作家作品所呈现的“民族风格”，俗称“洋味”。这可以通过日本读者对余华《兄弟》这部作品的解读来加以印证。

王向远先生在其著作《翻译文学导论》中，对于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而言，他们既是从属的关系，也是各自独立的关系。”对此，翻译家傅雷曾深有体会，他说：“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实际上泉京鹿与余华的相遇也是一个偶然但也必然的过程。泉京鹿是在有了选择作品的自主权后，有意识地寻找能够反映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作品时遇到了余华，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感性来体会语义和理解作品。她会常常会见作者，从作者的一举一动，作者的言谈中把握其风格。还会去探访小说中的现场，从现场的环境中感受其气氛，所以相比一些研究中文的日本教授译者，多了份贴近生活的柔和流畅，少了份滞涩生硬。这种语言所带来的直观地感受是日本的翻译家们所难以拥有的。日本汉学家竹内实曾这样说过，“泉京鹿翻译这个书是翻译界新的尝试。因为男学者都不会这样翻译。”虽然这话理解起来可褒可贬，但我相信积极的意思占了大半，因为市场的反响决定了这样的翻译是应该被肯定的。

总之，到目前为止，翻译界仍然在遵循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它高度概括了译著的要求和准则。日本作家泉京鹿的译作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因此，她翻译的余华的《兄弟》原汁原味再现了原作品的风格。不但保留了中国谚语的运用，并且将“雅”与“俗”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受到了读者的肯定。

世界文化的交流离不开译著者的努力，译著的成功更离不开译者的各方面修养及翻译原则的完美体现。笔者相信，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进步，译著一定会发挥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小说刊行会 中国现代小说【M】日本：苍苍社

[2]中国現代文学の越境　関根謙等【M】勉誠出版　2006.12

[3]中国現代文学論考 荻野脩二【M】关西大学出版部　2010.09

[4]兄弟 泉京鹿译【M】文艺春秋 2008.06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