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乐府诗集》歌辞的文学内涵

    《乐府诗集》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引人瞩目的作品，关于它的文学底蕴，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在于《乐府诗集》是不是军乐。前人的争论，多是就作品本身而谈，本文拟从“军乐”的涵义入手，从歌辞实际面貌出发，结合散落于古代文献中的微茫线索，试图对《乐府诗集》的歌辞性质作全面考查。

一

    要考查《乐府诗集》的军乐性质首先要弄清何谓“军乐”。

    “军乐”一词，据现存文献看，是蔡邕首先使用的。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这句话告诉我们，由蔡邕首先使用且被后人所沿用的的“军乐”一词，指的就是“凯乐”。

    何谓“凯乐”？《乐府诗集》题解所引的几条文献可作说明，曰：

    《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春秋》曰：“晋文公败楚于城濮。”《左传》曰：“振旅恺以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以示喜也。”

    从上引这段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凯乐”就是军旅“献功之乐”，属礼乐范畴，这种音乐被蔡邕称作“军乐”，亦即郑玄所曰“兵乐”。

    “军乐”一词，自从蔡邕使用过之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偶尔“军乐”一词也见单独使用，其意义也与“凯歌 ”无二。如《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曰：“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悠宜破契丹凯还，欲以是月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入城，例有军乐，既今上孝明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由此可见“军乐”专指献功于社的凯旋之乐。它的应用场合非常明确，并未见作它用。

    对于《乐府诗集》的军乐性质，元以前的人是确信无疑的，质疑的始作俑者或为元人马端临，他在《文献通考·乐考十四》中说：“至于‘短箫铙歌’史虽以为军中之乐，多叙战阵之事，然以其名义考之，若《上之回》，则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鹭》，则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张》、《巫山高》、《钓竿》篇之属，则又各指其事而言，非专为战伐也。”在《文献通考·乐考二十》中他又说：“按《汉志》言，汉乐有四，其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则鼓吹与铙歌，自是二乐，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盖短箫铙歌，而俱以为军乐，则似汉人已合而为一。但短箫铙歌，汉有其乐章，魏晋以来因之，大概皆叙述颂美时主之功德；而鼓吹则魏晋以来以给赐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门督将皆有之，且以为葬仪。盖铙歌上同乎国家之雅颂，而鼓吹下侪於臣下之卤簿，非惟所用尊卑悬绝，而俱不以为军中之乐矣。”

    马端临在这里从史存的铙歌歌辞出发，开始怀疑《乐府诗集》的军乐性质。马氏的这一思路是存在问题的。马氏颠倒了因果，以后代改制的歌辞面貌质疑起了《乐府诗集》的军乐性质。《乐府诗集》的军乐性质无需怀疑，蔡邕曰：“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崔豹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扬盛德，风劝战士也。”从蔡邕到崔豹再到《宋书·乐志》都说“铙歌”是军乐，用于军礼，属礼乐，此外并无二说。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虽不可断定“短箫铙歌”从产生起就用于军乐，也不可以说它仅用于军乐，但可以断定的是“短箫铙歌”在东汉曾用于军乐，这种军乐属礼乐范畴，《乐府诗集》的军乐性质是被历史文献确证了的，不容怀疑。

    “短箫铙歌”的军乐性质是肯定的，却不等于说《乐府诗集》的歌辞都是军乐歌辞。因为第一没有文献确切证明《乐府诗集》都是“短箫铙歌”，第二没有关于军乐必然有唱辞的记载，第三即便《乐府诗集》都是“短箫铙歌”也没有文献可证明“短箫铙歌”自始至终都是应用于军乐的，因而也不能断定所有的“短箫铙歌”歌辞都必须是军乐歌辞。所以，我们只能从歌辞本身的实际面貌出发，结合文献上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它曾有的性质

二

    现存《乐府诗集》的歌辞最早见录于《宋书》“乐四”卷，《宋书》在著录这些歌辞的时候并未言其“多序战阵之事”。《宋书》“乐一”卷有言“短箫铙歌”为军乐，乃沿用蔡邕之语。此外并未言及其歌辞文本。所谓汉“铙歌”古辞“多序战阵之事”应是《晋书》的编修者妄下的断语。这个结论大概出于其书编修者简单的三段论，他们以为“铙歌”是军乐，《乐府诗集》歌辞是“铙歌”歌辞，所以《朱鹭》等应“多序战阵之事”。他们作出的这个判断逻辑上看来似乎正确，其实确不可靠。另外，《晋书》的这种判断也没有任何文献依据。

    众礼乐乐章皆不传，何以唯独军乐得以流传？作为军乐的“短箫铙歌”亦属礼乐，其他礼乐的传播渠道都中断了，“短箫铙歌”靠什么传播？现存文献无一可证《乐府诗集》古辞是汉代军礼礼乐歌辞。魏距汉不远其语文环境和礼乐习惯应相差无几，而魏“鼓吹”歌辞与汉“鼓吹铙歌”歌辞几乎无任何相似之处。由此判断，《乐府诗集》古辞当大多不是东汉的军礼礼乐歌辞。

    细读《乐府诗集》古辞会发现，其中的《上之回》、《上陵》、《将进酒》、《圣人出》、《远如期》等无论是歌辞内容还是文句特点上都与汉魏六朝之礼乐歌辞相类，审其内容又与军事无关，这些特点都让人无法否认这五首歌辞都是军乐以外的礼乐歌辞。

    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战国时代的雍门子周说孟尝君 “水游则连方舟，载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这句话也说明至少在西汉时候，有一种“鼓吹”用于水上。

    《汉武故事》、《文选》等书记载汉武帝《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其诗亦表明“短箫铙歌”这种“鼓吹”是“棹歌”。

    《文选》张衡《西京赋》曰：“齐栧女，纵棹歌。发引和，校鸣葭，奏‘淮南’，度阳阿。”此句中的“葭”即是“笳”，笳为“鼓吹”之乐器，这里齐女所唱的棹歌应也是“鼓吹”。句中又曰“奏‘淮南’”，则这种“鼓吹”与哀帝罢乐府时孔光、何武奏文中所提到的“淮南”鼓类乐之名相合。

    从以上诸文献可知，汉代常于水上所唱的“棹歌”即为“鼓吹”的一种，因为常用箫、笳、铙等乐器伴奏，这种“鼓吹”应当就是“短箫铙歌”，此“短箫铙歌”或为西汉哀帝罢乐府时所提到的“淮南”鼓乐。从古代音乐发生一般规律来看，同一种音乐往往总是先流传于民间，再为朝廷所采用。因此作为“棹歌”的“短箫铙歌”应早于作为军礼礼乐的“短箫铙歌”，“短箫铙歌”的源头或即是民间船歌。

    “铙歌”在魏晋以后虽多为朝廷用于歌功颂德，用于水上的情形也还常常出现。梁元帝萧绎《赴荆州泊三江口》诗曰：“叠鼓随朱鹭，长箫应紫骝。……榜歌殊未息，于此泛安流。”诗歌所描述的是江上的情景，说明《朱鹭》等“短箫铙歌”到南朝时还作为船歌用于水上。萧绎的《鸟名诗》亦可以说明此问题，其诗曰：“复闻朱鹭曲，钲管杂回潮。”这里在水上表演的《朱鹭》曲正是“钲”、“管”伴奏下的“短箫铙歌”。又庾肩吾《奉和药名诗》曰：“行塘朱鹭响。当道赤帷开。”《应令诗》曰：“江上早寒生，萧条铙管清。”都可说明“短箫铙歌”是应用于水上的。赵敏俐先生总结出“鼓吹”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与“鼓吹”的多用途相较，古代文献中所呈现的“铙歌”的应用场合绝大部分只与水面相关。由此可见，“短箫铙歌”除作为军礼礼乐应用朝廷之外，还在民间作为船歌而存在。

    试从船歌的角度读《乐府诗集》古辞，会发现许多歌辞恰好契合。如《朱鹭》写水鸟，当为船歌；《巫山高》虽以山为名，但整首诗以写水为重，亦应是船歌；《上陵》虽为礼乐歌辞，全辞描写的却完全是仙人来于水上的情景，几乎可以肯定是脱胎于船歌；《芳树》中有“临兰池，心中怀我怅”的句子，也应是船歌；《临高台》中有“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之句，亦应是由船歌演变而来；《石留》虽不可解，但诗中有“水流”、“沙”、“河”等字词，船歌的痕迹也十分明显。

    作为从船歌而来的军礼礼乐，“短箫铙歌”用于军礼时不免也会带有某些船歌的痕迹。从张衡《西京赋》可知船歌是有“引”有“和”的，《战城南》一首，如果把“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两句当作类似于船歌原有的和声之辞析出的话，整首诗就是一首非常通顺的皇帝哀悼战士的歌辞了。下面试析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一句说的是战士初战死的情形。“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一句中的“我”是“皇帝”的自称，“为我谓乌”可能是让祭祀人员代为劝祷，“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是劝的内容。“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又在说战士战死后的情形，凄凉悲怆。“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一句的的“不”字原为“而”，本文认为应以“而”字为当，这句话的意思是，粮食已经丰收，可是阵亡的战士却吃不上了，我（皇帝）想把粮食赐给这些忠诚的战士，可他们已经为国捐躯，又如何赐予呢？“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来归”说的是皇帝思念那战死的战士，然而思念又有何用呢？战士出征时还是那样生龙活虎，现在却战死疆场，永远不能归来了。其悲恸之情形油然而升。这首歌辞是以皇帝的口吻写的，用于祭奠死士的军礼中，可能由“尸祝”等专门人员代唱。

     由此可见，《乐府诗集》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人曾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乐府诗集》所涉内容广泛，文学内涵深厚，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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