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统一效果论在《提前埋葬》中的体现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加上深受欧洲哥特小说的影响,其作品多以死亡、恐怖、梦幻等主题著称,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坡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小说与诗歌的创作中,在文艺理论方面,坡也颇有建树。他原本就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踏上文坛的,与他同时代的华盛顿·欧文、库珀、爱默生等人尽管享有盛名,却都遭受过坡的批评。作为一个极具唯美倾向的作家,坡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重视文学的艺术效果,而文学的功利性是坡极为反对的。在坡的《写作的哲学》等文艺理论著作中,都强调了文学作品在艺术方面要引起读者审美的快感①。其中最具独创性的理论便是坡的“统一效果论”。
在统一效果论中,坡指出作品的效果和气氛要达到统一,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艺术效果,调动读者的情绪。为此,作家必须在动笔之前深思熟虑,在遣词造句上确定不要脱离预先设立的效果。换言之,在坡的主张中,小说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为效果而服务的。综观坡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对于恐怖和死亡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在《诗歌原理》中,他就认为“悲郁是最合适的情调”。在小说中也不例外,坡用大量与恐怖与死亡相关的情节来表现某种美的情调。《提前埋葬》是坡的一篇较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出版于1841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可以说坡写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塑造出某个经典人物或表现曲折动人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营造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效果,这是一篇能准确反映坡对自己创作理论实践情况的作品。
一、恐怖气氛的营造
爱伦·坡是营造气氛的高手,曾有论者指出:“坡在小说中,对环境造成的极度痛苦的恐怖,能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②。”在《提前埋葬》中也不例外。坡深知自己的接受主体的心理特点,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葬礼更是深植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的悲郁场景。死亡本身已带有一层恐怖色彩,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埋葬,重新经历一次死亡的体验,则又添了一层惊悚。
坡用了三层叙述使小说的恐怖气氛不断升级。第一层便是开头抛开的黑死病、大屠杀、大地震的几件历史上的灾难,这些事件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消散。第二层则是四件具体的时事,一是巴尔的摩市一位令人尊敬的律师的妻子在病“死”后,被急匆匆地下葬了,直到三年以后打开墓室,才发现她在被埋葬后的两天复活了,她曾拼命地敲打铁门以求援,但最终还是无人搭救,在惊恐中死去,尸身虽然腐烂,却还直立不倒;第二件则是法国的维克托希娜·拉福加德小姐在被活埋之后,幸而得心上人想剪一束秀发收藏,因而得以重见天日的故事。之后还有炮兵军官与电流疗法事件,这四件事情的铺垫使活埋的气息愈发逼近,让读者感受到这确实是一件常常发生的事情。
第三层则具体到了“我”,由于罹患强直性昏厥病症,“我”在发病后很有可能会失去生命体征,而个人的感受也进入到半昏迷的状态。因此“我”总是担心自己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已经被人活埋了,巨大的恐惧日日夜夜都压迫着“我”,白天“我”活在萦绕不去的担忧之中,晚上则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种恐惧直到一个自称鬼的人进入我的意识,让我感受到墓穴深处的景象时达到高潮。但是在种种关于黑暗、寿衣、墓地的描写后,作者告诉读者这是幻觉。读者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我”开始紧锣密鼓地改造家族墓窖,并且要求自己的亲戚除非是“我”的尸体已经腐烂否则不能下葬。一切放佛都暗示着一场真正的活埋即将到来。随后便是主人公又一次犯病被虚无所吞噬,迷迷糊糊醒来之际,感受到肺部的压迫以及嘴唇难以发出任何声音,更可怕的是,当“我”举起胳膊时,碰到的是某种坚硬的木质物,几乎就在此时,读者与“我”一起坚信那就是棺材(实际上那只是上铺的床板)。直到“我”开始尖叫,引来了四个人才使我神智清醒,意识到这只是又一次幻觉。这种层层递进的叙述方式一直压迫着读者的神经。
二、人称与叙事角度的选用
坡的许多作品都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这样能给于读者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更完美地表现出主人公的恐惧心态,增加了小说的信服力。无论是《提前埋葬》,还是《黑猫》等作品,坡无不在一开始就暗示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读者在理智上明白这只是作者的一个小花招,但在情绪上已经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作者所营造的那个“真实”情境中。这也正是坡在小说开头提及几场人所共知的,有史记载的大灾难的原因,正是为了与个人的真实经历进行对比。坡强调了这些历史事件因为真相而震动人心,人一旦知道恐怖故事纯属虚构,就会感到厌恶。由群体承受的大灾难固然可怕,但是读者在了解时,与亲历者或是阴阳永隔,或是存在地理上的距离,不可能清晰地感受到个体的痛苦与悲哀,而后文所要叙述的故事则是有着种种外部环境与内部心理的细节的,因此这突出了“我”被“活埋”时种种恐惧与绝望的真实性。
第一人称的代入感,使读者时时感受到压抑的气氛,而这恰恰是坡精心营造的。如,在描述“我”身处环境的恐怖时,坡形容黑暗是“始终如一的长夜的黑暗”,这种黑暗浓烈而彻底,使“我”完全丧失了视觉功能。让“我”绝望的不仅是黑暗,而是“我”发现这根本不是“我”给自己安排的,改造过了的墓地,也就是说“我”误以为我已经被身边的人像对待死狗一样草率地埋葬掉了,失去了最后一丝生机。而在表现“我”求生不得的惨状时,先是仔细地描述了“我”的肺、嘴唇、舌头和心脏的不同感觉,然后写了“我”肢体上的痉挛和扭动,种种细节都暗示读者主人公已经进入到了痛苦而绝望的境地。读者在阅读此类文字时,强烈的代入感使主人公的体验转化为读者自身的体验,这是坡恰当选择人称视角的结果。
三、布局谋篇
坡的语言既是精美的外在艺术形式,也是点燃恐怖气氛的重要工具。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提前埋葬》并不是完全符合坡统一效果的创作原则的,但这与坡的艺术成就并不矛盾。如果坡始终只致力于渲染恐怖气氛,那么坡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博人眼球的小说家。坡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在于他能根据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领悟不断对创作进行调整。在小说的结尾,“我”得以逃出生天,若严格地按照坡的理论此刻小说应该戛然而止,让读者心有余悸。但后面坡还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了一番生死轮回后,“我”认为“祸兮福所倚”,重生的不仅仅是“我”的肉体(困扰主人公的强直性昏厥病症奇迹般地消失了),还有“我”的心灵。坡指出,那种极度的恐惧不仅没有打垮主人公,反而煅炼了他,使他的心灵获得了韧性,使他更为健全,坡形容这种转变为“不可阻挡地”,体现了“我”蓬勃的生命力量。在随后的人生中,主人公更为珍惜自己的生命,决定要过另外一种人生,他出国,放弃了医学书籍,也一改喜欢思索死亡的毛病,开始把握现世,“呼吸天空自由的空气”。这一次“活埋”经历让主人公获得了生活的勇气。
从氛围以及所占篇幅而言,这一结尾都是与统一效果论不符合的,这正体现了当时坡是矛盾心态。从《莫格街谋杀案》、《金甲虫》等作品中不难看出,坡是一个遵守理性主义的作家,正是这种对科学的靠拢使得他能在小说中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坡在《提前埋葬》中的这一转变,除了有前述坡死亡观与人生观的变动的因素以外,也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文坛的气氛有关。其时浪漫主义正当盛行,坡的那种冷峻剖析死亡的态度使他获得了市场。坡是主动与朗费罗等浪漫主义阵营划清界限的,在《提前埋葬》的开头,他也略带讽刺地说“纯粹的浪漫主义作家应该对这类题目加以规避”。“这类题目”指的便是死亡,意即自己是为他人所不为。但是某些时候,坡也会回归浪漫主义(如主人公在后来不再看象征理性的医学书),正如他在1840年出版的《怪异故事集》中否认自己对于死亡有着无节制的癖好。但是如果再仔细地进行体味,便不难发现,《提前埋葬》的结尾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并不宜过早下定论。诚然,主人公是获得了新生,但是他重新打量这个人世时,发现悲惨的人间依然是地狱,只不过芸芸众生并没有机会经历主人公那样的涅槃。从这一角度说,《提前埋葬》依然没有远离“悲郁”的效果。
爱伦·坡的《提前埋葬》中既有对统一效果论的充分体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对它进行了背离,但稍加注意便亦可感知到这是坡对统一效果论的另一种探索,坡在继承欧洲哥特小说死亡传统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多自己的思考。要充分地理解坡的统一效果论,《提前埋葬》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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