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视野下的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主要是指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那一批体现出当时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作品。《创业史》、《红日》、《保卫延安》等以宏大的叙事规模，多线并行的结构线索以及复杂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备受主流文艺体制推崇，但阅读起来却总欠缺些趣味性。与此同时，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旗谱》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在体现“革命”主题的前提下，却因为继承了中国古典通俗文学的传统，而在读者群中大受欢迎并极具可读性。侯金镜在1958年曾对这类作品有如下评论：“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强调，又能生动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1】这类作品后来被很多评论家称之为“革命通俗小说”。这些作品形式活泼，故事性强，在普通民众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建国后，主流文艺规范一直在强调文艺大众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通俗文学提供了生存空间，所以很多红色经典作品在保证主题革命性的同时，也开始纷纷借鉴通俗文学的创作手法。

一、英雄叙事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英雄故事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很多作家钟爱的叙事类型，从先秦的

    神话到明清的英雄传奇小说，再到建国后的红色经典，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英雄情意结。我们会在红色经典作品中感受到浓重的英雄情结。但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社会体制形态，决定了在红色经典作品中会抹去英雄身上那些具有奇幻色彩的因素，而更加注重英雄形象本身的描绘。像《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小说明显借鉴了元末明初诞生的英雄传奇小说及其衍生出的其他类型如侠义公案小说。

    首先，古代的英雄传奇小说更多是描写英雄行走江湖，锄强扶弱，注重对英雄个人能力方面的刻画，《水浒传》、《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中不乏身怀绝技的英雄，某些红色经典小说就遵循了这一手法。以小说《林海雪原》为例，小分队一行人穿梭于林海雪原之间，与凶残的国民党残匪周旋并最终全部歼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锄强扶弱，尤其是在智取威虎山一段情节中，小分队在夹皮沟武装当地民众，组织生产自救，同样是在行侠仗义。由于东北特殊的地貌，常规兵团作战不适合，更适合灵活的游击战形式，这也决定了小分队战士个个身怀绝技。如侦查英雄杨子荣，孤身入匪穴，凭借其机智和过人的胆识识破了敌人的多次试探，智斗小炉匠，最终和小分队里应外合歼灭土匪。另一部小说《铁道游击队》则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一带的敌后武装，这些战士在千里铁路沿线上和敌人斗智斗勇，截军列、打洋行、扒火车、炸桥梁，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宛然古代民间英雄再现。小说《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同样也是一个忠肝义胆的草莽英雄，故事中朱老忠经过党的思想指引，最终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但其身上草莽气息依然很浓厚。从杨子荣到朱老忠，这类角色大都借鉴了古代英雄传奇小说对英雄角色的刻画。

    其次，英雄的成长必然是要经历很多磨难的，按照巴赫金的成长理论所论述的：“主人公不应作为定型不变的人来表现，而应该是成长中的变化中的人，是受到生活教育的人。”【2】红色经典作品中的英雄同样也离不开成长中的磨难。《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小时候被冯家害的家破人忙，父亲姐姐惨死，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出外闯关东，吃了无数的苦。

    最后，红色经典小说在对英雄形象进行刻画时，往往注重英雄群像的刻画，这种群体化模式依然是借鉴传统通俗小说的手法。《林海雪原》中是三十六个战士组成的英雄群体；《铁道游击队》是二三十人组成的短枪队；《烈火金刚》则是战士和民兵组成的小分队。红色经典小说同样在刻画英雄群体的同时，会对某些极有个性的人物做重点刻画。这种既重视群体刻画同时又重个人形象刻画的方式在传统小说中应用极广，比如典型的“五虎将”模式。具体就是“一个大型的英雄团体，往往是由五个人组成，每个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谋，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为衬照。”【3】《林海雪原》中也有五虎将，少剑波忠勇双全，刘勋苍骁勇威猛，杨子荣胆识过人，栾超家身怀绝技，孙达德吃苦耐劳。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铁道游击队》中，队长刘洪智勇双全，副队长王强心思细密，林忠憨厚老实，小坡机智灵活，鲁汉则有点急躁鲁莽。无论是英雄群像刻画还是五虎将人物设置模式，在古代通俗小说和当代红色经典中都反复出现。

二、爱情叙事

    爱情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一直是个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在叙事性作品中，“才子佳人”成为备受作者和读者青睐的类型，这也许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有关。但凡涉及爱情话题，“才子佳人”组合已然成为通用的思维模式和写作套路。严格意义上的爱情故事大都来自于小说，唐传奇小说中就有不少是描绘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的，如《李娃传》、《莺莺传》、《柳毅传》等，到了明清时期，则出现了专门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还有近代以来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这类作品往往具备了一种程式化的套路：才子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佳人美丽善良，温柔多情；双方在特定时间地点邂逅，一见钟情；中间第三方阻碍力量出现；最后则是大团圆结局。

    在建国后的文学时代，由于文艺体制要求，红色经典直接描写爱情行不通，但可以对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进行改造。“才子”被置换成了革命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佳人”则被置换成了女战士、进步女青年。以《林海雪原》为例，少剑波这样一位智勇双全、文武全才的英雄，博得了小分队卫生员白茹的爱慕。由于当时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作品不可能花太多笔墨去写两人之间的情愫，而且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太多新意,却也凸显了才子佳人小说特有的情趣。

    如果说《林海雪原》由于其战争题材的特性决定其对爱情的描写有点蜻蜓点水，同时代的另一部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则更多借鉴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严格来讲，《青春之歌》不能算作为通俗小说，但作品中的爱情桥段则又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尤其是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的爱情，是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现代翻版。由以上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红色经典的爱情叙事完全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常用的桥段，虽然在那个年代，爱情叙事不可避免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对古典通俗小说的借鉴依然清晰可见。

三、复仇叙事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复仇叙事是最常见的一种叙事类型。新文学出现之后，虽然文学一直在追求现代性，但依然对复仇叙事钟爱有加，如复仇意识强烈的鲁迅，就写了《铸剑》、《复仇》等小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复仇故事依然在被不断讲述，红色经典也不例外。《林海雪原》、《红旗谱》、《烈火金刚》等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复仇的故事情节。以《红旗谱》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故事，并且是家族复仇的类型。《红旗谱》讲述了三家三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而导火线就是家族复仇。另一部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也有传统的复仇叙事，杨子荣在十八岁时候，父亲被恶霸地主折磨致死，母亲也病死了，自己也被毒打，后来怀着仇恨在外闯荡，参军入了党。小说《烈火金刚》也同样如此，主人公丁尚武也是因为父母妹妹被害而立志复仇，最终走上了革命之路。

    红色经典的复仇故事虽取材于传统文学，但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还是具有其时特点的，很多故事的导火线虽然是个人复仇，但逐渐开始与“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等因素汇合，个人复仇逐渐被阶级斗争所取代。朱老忠受党的进步思想影响，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微弱，应该团结广大农民阶层一起抗争，对他来说，个人仇恨上升到阶级仇恨；杨子荣、少剑波也把为家人复仇上升到了阶级仇的高度，这些被压迫者在接受进步思想指引后成为了无产阶级战士，明白了革命道理，最终成为英雄人物，原来的复仇故事也就具有了时代气息和意识形态色彩, 红色经典的复仇叙事也就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阶级斗争和革命成为了小说的关键话语。

四、文化渊源

    红色经典与古代通俗文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红色经典的俗文学特征是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从始至终都有着世俗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始终对宗教是一种排斥的态度，更多的则是肯定人的生命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这种观念在早期哲学中就有所体现。儒家的核心观念“天”与道家的核心观念“道”表面看有点高深玄远，但实际上都是立足现实，对世俗人生一直是持以肯定的态度。这种文化的世俗根基自然也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中国的文学一直是关注现世人生的，哪怕是像诗、文这类雅文学，其立足点依然是现实，更不用说小说这类通俗文学。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中，文化总是具有极强的传承性，所以，红色经典的俗文学传统也就从文化母体上显现出来了。

    红色经典作为新中国初期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一直以来被更多地从政治方面来解读了，但是通俗文学的很多传统并没有消失，并且借助了红色经典的名义得以保存和传播。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