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晚明崇苏之风

    明代中叶以后，一部分有识之士对黑暗的政局、靡弱的士风和浮滥的文风越来越不满，纷纷要求改弦更张。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异军突起。他们高唱“文必秦汉、诗必汉唐”，以艰深辞句和雄浑格调相互标榜，对于文坛上数十年来泛滥的台阁体起了相当大的清理作用。然而由于过于强调“拟古”，他们又把文风引向了另一个极端。李攀龙写诗作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王世贞则提倡“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当时，“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作为对这种风尚的反拨，苏轼这一宋代文人的杰出代表受到了晚明文人的极度推崇。公安三袁从苏轼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选择复古还是革新的问题，找到了适合明代的文学发展之路。他们的文学主张，对晚明的文坛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一、晚明崇苏盛况与苏轼的文学地位

   苏轼在明人心中地位极其显赫，常常被认为是“五百年独知之契”（《快雪堂集》），“古今一人”（《缑山先生集》），“千古一人”（《晚香堂小品》）……明代后期，公安三袁相继登上文坛，更是不遗余力地弘扬苏轼。袁宗道诗学白居易、苏轼，对他们多有和韵诗，其书房取名“白苏斋”，文集取名《白苏斋集》、《白苏斋类稿》。袁中道在《白苏斋记》中写道：“伯修（宗道）赋性整洁，所至必葺以室，扫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苏名。去年买一宅长安，……室虽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乐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古时文人对斋室起名十分重视，一般讲究寓意深刻，或用来彰显自己的品格，或以之“戒除”某种陋习，或意图鞭策与警醒。宗道以“白苏”为斋名，室易而不改，实乃将白、苏二人作为自我要求的标杆人物。袁宏道《识伯修遗墨后》曰：“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宗道对苏轼的诗文作品，不仅时常阅读抄写，甚至连倦极而卧仍爱不释手，其喜爱苏轼之程度可见一斑。相较于宗道的情感外露，中道对苏轼的感情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他对苏轼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在诗文作品中，还包括东坡的性格、为人、在位时的吏绩，对苏轼可谓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他的敬佩之情难以忽略。

    宗道和中道如此服膺苏轼，宏道亦如是，他对苏轼的敬仰比之宗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袁中郎全集》中，提到苏轼的篇目比比皆是，他亲切地称苏轼为“东坡”、“子瞻”、“苏公”、“坡公”、“长公”等。“诗有余师禅有友，前希李白后东坡”（《赠黄平倩编修》），“近日裁诗心转细，每将长句学东坡”（《偶作赠方子》），将苏轼作为写诗学禅效法的对象，与之心交神会。除此之外，他还将东坡比配为唐之李、杜，认为“坡公诗文卓绝无论”，其诗超脱变怪，“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答梅客生开府》），他在《黄平倩》一文中指更是直接指出：“如白、苏二公，岂非大菩萨”，对东坡的崇敬甚至上升到神圣信仰的高度。

二、晚明文学变革之风与苏轼的文学主张

    晚明整个文坛陷入复古的泥潭无法自拔，文学前景一片灰暗。公安三袁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而这解决文学上复古与革新的矛盾时，他们在北宋文人苏轼的身上找到了极为相似的文学主张。

    袁宏道《与张幼于》说:“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①其所言显然是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而发。袁氏之前，明代亦有孙作、黄容、宋镰、方孝孺、瞿佑、都穆及唐顺之等人鼓吹宋诗，但片言只语，未成气候；殆袁氏兄弟三人一出，文风始为之一变。针对前后七子贬损苏诗的情况，袁宏道极力鼓吹苏诗，其《答陶石篑》说道:“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涛大海。”②《雪涛阁集序》也提到:“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③其《与李龙湖》亦说:“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④前人论宋诗多标举苏黄，此以欧苏并称而尤推崇苏诗，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他们又持通变之说，指出其不摹拟唐人，独标一格，为古今之第一诗人。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其实就是其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的外化，他们推崇和褒扬以苏诗为代表的宋诗一方面是否定前后七子以汉唐为宗并一味模拟的做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与苏轼的文学主张中有相通的部分。

    袁氏三人以“变”和“真”为旗号，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和个性化，反对因袭摹仿和盲目崇拜古人，猛烈地涤荡着拟古诗文的陋习，这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了作者的思想束缚，有力地批判了前后七子，给传统文艺中的陈腐领域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大赞其弟袁中道，说其诗：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⑤

    从宏道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公安三袁对文学理论的钻研。虽曰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但公安三袁将这一偶得过程进行了理论化的尝试，将创作的核心归为“独抒性灵”，这无疑是其创作的宣言书。而“不拘格套”，说明了三人敢于打破传统，虽拟古，推崇古风，却又不为古风所累的气魄。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指出近代文人“粉饰蹈袭”之风的可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映了公安三袁对创作个性的要求，强调表情达意的真实自然。除此之外，袁宏道还在《答李元善》书中指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⑥，《冯琢庵师》：“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⑦这些都重申了独抒性灵、有感而发的重要性。

    公安三袁的理论在苏轼的作品中找到了最直接的对应。袁宏道《五宜称》曰：“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⑧以插花的原理比子瞻文章之天然趣味；《叙咼氏家绳集》云：“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⑨“不可造”即谓真正的好诗贵在平淡、贵在发自内心，出于自然，苏诗以平淡著称，于平淡中见真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自然”理论有过著名的论述：

“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⑩（《上曾丞相书》）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11（《答谢民师书》）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苏轼对文学创作的主张，他从两方面总结了创作中涉及的方法论问题。首先，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人，要做到文学造诣与人格品质的统一。在文学上，要具有才华横溢的本真，而在品性上，则要率真而不拘泥于俗世的条条框框。自由舒畅的情感和张扬的个性，是创作出灵性的文章的基础。其次，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做到高度的集中，将全部心力运用在创作当中，达到“物我合一”的“自然”创作心态。并且，不必拘泥于古风所规定的章法，有感而发、由情而发、发于自然，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能水到渠成。由此可知“性灵论”并非公安三袁的独创，苏轼的“自然之理”论与之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锺书曾经在《谈艺录》中记叙了晚明崇苏之风之盛：“晚明不特有如王弇州临殁手东坡集不释，甚且尊奉东坡为神圣。……海内学者非尽读苏氏之书、为苏氏之文也。不主苏学，而解黏去缚，合于苏氏之学。不读苏氏书，而所嗜庄贾释禅，即子瞻所读之书。不作苏氏之文，而虚恢谐谑，澜翻变幻，蒙童小子，齿颊笔端，往往得之。”12苏轼将儒释道三者融会贯通，使现世性与超越性完美地交融，进取而不迂执，超脱而不厌世，表现出一种理性圆融的人生智慧。苏轼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文人所追随和推崇的对象，正是因为在苏轼的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发展的可能性和文学境界的至高无上，他就是整个中华文明最值得骄傲的结合体，崇苏之风存在于晚明也必将超越晚明，传统文化势必通过苏轼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各个时代呈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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