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角阐释历史战争

海登·怀特曾说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故事。”[1]历史本无新旧，而新历史小说的提法，却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就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新”而言，主要不是在题材上，而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新时代的因袭与变异。

一、突出民间色彩，增加传奇成分

80年代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取得一定成绩的作家开始转向民间叙事的写作立场，以民间社会生活为写作背景与审美追求，在作品中，试图反映理想的存在方式与观点理念。当然，这里的“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 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而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2]。具体来说, 新历史小说中“民间”特色首先表现在作者的立场上，即叙事人在思想意识深处对民间文化的认同，通过叙事与民间意识的同构表达出鲜明的归属感；其次是叙事的思维模式，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不同，民间话语遵循自身的思维逻辑——传说性，每一个人对历史、乡间人、乡间事件的叙述都加入了他们个人极大的创造，按照他们的经验观念去看世界，对世界绘声绘色地描绘，不是拘泥于再现，而是一种艺术创造；最后表现在语言特点上，与民间生活保持较高统一性的相对封闭的词汇系统。[3]

莫言在他的《红高粱家族》中就表现出极强的民间特色和民族精神。该系列作品多取材于山东高密家族先人的抗日传奇生活，把不同于政治势力的民间武装、民间组织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以铺天盖地的豪情赞美家乡，赞美先人，着意刻画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作品的叙事主角突破了以往非共即国的军人形象，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甚至是土匪，这就把当年的民族矛盾与家族兴衰结合起来，提升了作品的表现空间，把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民族矛盾，强行嵌入家族史、血缘史，使他笔下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具有历史性的同时，更具有传奇性和民间情怀。作品以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转述、追忆了“我爷爷”、“我奶奶”等这些生活在高密东北乡的祖辈们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他们敢爱敢恨，无拘无束，自由随性，他们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人性与野性、优点与缺点、勇敢与凶猛、善良与无知等的综合体，他们是土匪中的英雄！《红高粱》就是以一种极为自由的叙述方式演绎历史，并把民间野史作为关注对象，把重大事件做平淡化、弱化的艺术处理。

都梁的《亮剑》是新世纪军旅小说创作的有益尝试。在《亮剑》的十几场战斗描写中，不仅突破了以往的我军在人力、财力、装备等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总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最后胜利的写作模式，而且还写出了自己的作战风格，即每一场战斗都各具特色。而在这些战斗里，最具特色，最有民间特点，打得最没军味儿的当属平安城大战。这场战斗不是上级部署的，也不是配合其他战役的，而是李云龙为了救回被日本山本特工抓走的妻子。如此描写，带有强烈的民间色调，好像不是正规军的所作所为。其实，只要回到作品中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上，我们就可以释然了。小说中的李云龙敢说敢做、文化素质不高、粗话连篇、怪招不断、敢于违抗上级命令，但他又那么爱着自己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匪性的传奇英雄，尽管身在军营，可身上却满是民间色彩，所以才有其英雄加匪性的性格，配以如此不合常理的情节，才能让读者欣然接受。

二、淡化意识形态，注重历史观照

在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每个生命主体都可能为战争付出身体、心理、精神上的代价，都可能受到战争创伤。而之前的表现崇高精神追求和远大革命理想的革命历史小说，更多的关注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抗战、斗争，如何在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虽然一直奋战在正面战场，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国民党及其武装力量往往在文学中充当了抗日战场的配角甚至反面角色，一直以来，并不在小说家们的正面叙述范围内。而历史证明，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确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80年代中期的新革命历史战争小说首先打破了这一方面的创作局限，试图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复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真实活动。

新革命历史小说由于作者以现代人的观念去烛照战争，而呈现出一种对历史的追忆和探索。张廷竹的以国民党军队开赴东南亚战场抗击日本为题材的“中国远征军”系列小说（包括《黑太阳》、《落日困惑》、《酋长营》），客观、公允地再现了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斗的历史事实，恢复了抗日战争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功勋。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包括《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则“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写出了抗日战争历史的全过程，而且还改变了传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给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一个合乎历史事实的审美观照，对传统抗日战争小说话语系列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超越。”[4]

周梅森的“军歌”系列小说（包括《军歌》、《国殇》、《大捷》），也是反映国民党抗战题材的作品。《军歌》中，400多名国民党士兵在台儿庄战役失败后，被迫在一个日本煤矿服苦役。为了能活着离开，有秘密组织，筹划暴动的；有为一己之私，投降告密的。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人性极度裂变，可见，战争对人性的毁灭程度之强！最终在军歌的冥冥鼓舞中，他们意外逃出魔窟，获得新生！

《大捷》讲的是国军驻卸甸县的一支炮营因为作风纪律极差，而被地方民团收编为国军的一个团——新三团。新三团只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便拿起武器，开始了抗日之路。在九死一生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军却泯灭人性，断其后路，向其开枪逼射，迫使他们破釜沉舟，浴血奋战，最后重击了日军，壮烈牺牲。与其他作品相比，《大捷》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抨击国军的不耻行径或讴歌新三团的英勇无畏，而是以还原历史事件的方式，用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叙述，并列出了不同通讯社对于这一战役的不同报道，试图让读者在历史的回声中，找寻答案，显示了历史原本丰富、鲜活、生动的特性，淡化了意识形态问题。

黎汝清经过多年创作的《皖南事变》，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托，以国际国内风云变化、各方态势以及人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分析等多重视角重新审视该历史事件，大胆揭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的悲剧结局的历史必然性，是对革命历史战争叙事的一次重大超越。

 三、强调“人性”叙事，注重个体感受

孙先科指出：“新历史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明显变化，就是通过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改换为限制性的内视角（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替代叙事人）从而使被叙事的事件（历史）打上了个人性、秘密性的印记。变‘客观呈现’为‘主观呈现’，历史事件内部的关系性质被重新叙述、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内涵被翻新或改写。”[5]历史学家总是试图还原历史，在这一问题上当代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家则表现出不同，他们会从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出发，运用个性化的叙述，对历史做出解构，以达到艺术的升华。《红高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红高粱》中，作者把私人的故事放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开篇就讲“我爷爷”余占鳌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但讲故事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爸爸”——一个“十四岁多一点的土匪种”，接下来，以追忆的方式讲了“我爷爷”作为土匪抗日、“罗汉大爷”的惨死、以及穿插其中的“我爷爷”、“我奶奶”的浪漫爱情传奇。那么在作品中，“我”又是干什么的呢？“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尽管“我”不是历史的当事人，也不是历史的书写者、叙事人，可是“我”却全能全知！“父亲不知道我奶奶在这条大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的阴影遮掩着的黑土地，曾经躺过我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在这里，作者保持叙述者主观情感的“零度”介入，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描写战争，记录战争，但却以局外人的身份、现代人的眼光，道出了故事的原委。作者莫言在用一种新的方式讲述历史，在用一种颇为个人的写作视角叙述历史，仿佛作者是历史的主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知。

和莫言的《红高粱》一样以人性口吻讲述民间抗日故事的，还有乔良的《灵旗》。作品借青果老爹——一个红军逃兵的回忆、感觉、知觉、幻觉，还原了湘江之战的历史，在褪去了历史的浮尘后，以原色的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对战后场景的描绘，而不是战争过程的描摹，来表现战争的残酷性，审查了人性、道义与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小说并没有刻意描摹战争中的国家民族命运，而是从个人遭际的角度重说历史，以个人主观叙事的方式，改变了过去革命历史小说全知视角的叙事习惯，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熟知的历史发出了挑战，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感和命运感。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是一部相当注重个体主观感受的作品。作品中的“爷爷”是一个从事特殊工作的老地下党，他以忠诚、勇敢、顽强、机智的品格，具备从事党的特殊工作的良好素质；另一方面，“爷爷”又具有相当“个性”的性格，他偏执、冷血、无情，不仅亲手炮制了自己的爱情悲剧，而且还把“奶奶”、“二奶奶”的一生抛入痛苦的深渊，把一个人的不幸变成一群人的不幸，让我们无法把“爷爷”与战争年代充满传奇色彩的“紫色英雄”联系起来，充分暴露了特殊情况下其人性的扭曲，值得深思！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