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的创作特点

（一）象征手法的运用

《红高粱家族》中最突出的一个象征手法的运用就是反复出现的高粱的形象，这种北方常见的粮食作物生长于相对贫瘠的土地，不需要太多的水份与营养就能形成片片蓬勃旺盛的高粱地，这与高密东北乡黄土地上的农民具有相通的特性。生活在高密农村的人们日复一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贫乏的物质、艰辛的劳动、微薄的收入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因此丧失生命的活力，“我爷爷”、“我奶奶”、“罗汉”这些土生土长的高密人依然以热烈、张扬甚至激狂的血性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人生。尤其对于“我奶奶”而言，高粱地是她与“我爷爷”第一次发生亲密关系的地方，而在同样的地方，当“我奶奶”为山里抗战的士兵送饼途中遭遇日本侵略者、被枪击身亡的时候，她同样倒在了这片火红的高粱地里。此时的高粱地既是“我奶奶”的人生发生巨大转折的地方，又是她的生命终结的地方，如同“尘归尘，土归土”的宿命，“我奶奶”的新生始于高粱地，也结束于高粱地。高粱地如同摇篮和墓穴，承载着高密人生命的诞生与消亡。而小说中“纯种”与“杂种”的红高粱则成为逝去先人与现代人身上血性的象征，作为“纯种”红高粱代表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那个封建思想残余的社会中视传统礼教如无物、追求自由爱情与人性的思想和行为充满生的活力与血性。

相反，现代的人们却在越来越发达的科学与经济中变得安于享乐、不思进取，生命与血性被过于舒适的生活和长久的安逸消磨殆尽，这种近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则是小说中“杂种高粱”的本质。对“纯种高粱”的礼赞是作者对过去时光与人性光辉的怀念与崇敬，也是对当代“杂种高粱”们的警示与哀叹。作者以这种方式表达出希望后辈不要沉湎于物质享乐的生活、被现代社会的纸醉金迷磨蚀了抗争与向上的意志、而应当如追逐“纯种高粱”般追求渐渐远去的精神世界的愿望。

红色是小说中另一大象征，《红高粱家族》中出现描写不同程度红色的词汇超过400处，除了常见的火红、粉红、鲜红、暗红外，还有赭红、酥红、酱红等较少见的词语。红色常常用来表现正义、生命等积极向上的情绪或者事物，比如高粱的红、酒的红、“我奶奶”穿着的衣衫的红等，作者用红色象征高密人性格中的热烈、直率、坦诚的因素，也用红色象征这片黄土地上人们不甘于屈膝为奴、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然而，红色在某些场合也用来象征鲜血和死亡，小说中出现的若干次战争与屠杀的场面都充斥着无尽的红色，比如“罗汉”被剥皮的时候，作者对于这种残忍、血腥的场面描写异乎寻常的细致，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血肉模糊的红色恐怖，而且仿佛在那一片刺目的红中飘散出淡淡的血腥之气，几乎令阅读者屏息凝神、胸中欲呕。这里的红变成了死亡的象征，似乎变成夺取人性命的恶魔。作者在小说中以红色象征了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中黄土地上的人们挣扎求生但绝不放弃反抗的斗争精神，也用红色凸显了这片土地最底层人民身上蕴含着的原始、充沛、充满力量的生命气息。

（二）对比手法的运用

《红高粱家族》中大量运用对比手法创作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例如对“我爷爷”的描述就是以对比手法展示出一位离经叛道、集“匪气”与“侠气”于一身的英雄形象。“我爷爷”是个不依靠任何政治势力的土匪头子，对国民党的拉拢和共产党的说服一律回绝，只凭着自己的武器和人马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从这一角度看，“我爷爷”是个不折不扣的匪徒。但是当日本侵略者进犯高密、老百姓遭受荼毒之际，“我爷爷”又毅然拉起一支队伍开始了抗日的义举，虽然装备落后、人员稀少，“我爷爷”却给一支日寇的汽车队来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从这个角度看，“我爷爷”实实在在是个抗日的英雄。当这支民间抗日武装队伍中的出现败类（对“我爷爷”有过养育之恩的亲叔叔强暴了村里的女性）时，“我爷爷”大义灭亲，处决了自己的亲叔叔；但为了报答叔叔的养育之恩，“我爷爷”又披麻戴孝给刚刚被处决的叔叔送终。“我爷爷”不顾世俗礼教，杀了单家父子公然与“我奶奶”姘居后，却又由于土匪“花脖子”摸了“我奶奶”而提了刀找“花脖子”报仇，这时的“我爷爷”却变成坚决维护世俗礼教的卫道士。

“我奶奶”身上也处处充满矛盾，从很小的时候裹上小脚、一心想嫁个知书达礼的好丈夫到被爱财如命的父亲逼着嫁人后三天就与“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巨大的反差令人咋舌。当“我爷爷”杀了强娶“我奶奶”的单家父子后，“我奶奶”从此与“我爷爷”过起了姘居生活，并且生下了儿子豆官，这种被传统礼教视为伤风败俗的行为却被“我奶奶”说成“我为自己作主……我不怕下地狱”；但当日本兵占领高密为非作歹时，“我奶奶”毅然和“我爷爷”一起并肩抗战，不仅想出用铁耙截断日本人的退路的计策，还鼓励丈夫儿子一起上战场，甚至在为抗日队伍送饼的途中被日本人枪击身亡。

《红高粱家族》以对比刻画出人物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方式，既是作者创作手法丰富多彩的表现，更是作者不拘泥于传统思维、以看似矛盾的手法使小说中的人物变得如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一般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创作功底。“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那个封建礼教并未完全废除、外族侵略步步逼近的特殊时期以最真实的人性反映表达了内心对压迫和奴役的反抗，作为身处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没有接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只有最纯朴、热情、坚韧且不加掩饰的血性。在看似矛盾的对比之下，是人物丰满、活跃、充实、张扬的个性特征，如同一丛丛狂野生长着的红高粱，在面对灾难、伤害甚至死亡时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一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体现的是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三）方言、土语、民谣等的广泛使用

作为源于黄土地上的经典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语言也带着那片土地上特有的气息，比如“夜色灰葡萄，金风串河道”、“杂种出好汉”、“牛郎要上吊，织女要跳河”这些方言、民谣的使用既能体现特定地区人口常用语言的特殊风格，使读者了解故事发生地的乡土民情，又极其符合人物创作的身份与阶级特性，不至于出现下里巴人唱出阳春白雪的矛盾境况。同时，作者广泛使用方言土语作为人物语言的主要内容也表达了作者对那片养育了自己的土地的热爱与眷恋，正是所谓的“恋乡”情结。

不仅是民谣和方言、土语，莫言在小说中甚至无所顾忌地使用着书面文字中少见的粗话、脏话，像是“我爷爷”和手下的兄弟们交流时常常脱口而出的“臭狗屁”、“你娘个蛋”、“小杂种”等，尽管一眼看去确觉粗俗不堪，但结合当时的情境看，这实际是“自己人”之间的一种亲密、随意的交流方式，是只对关系紧密（有着战斗友谊、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兄弟）的人才会表露的带着深沉爱意的最直接的情绪。这种表达方式有些类似于西方国家军队中的士兵之间见面不用握手礼，而是互相击打对方的胸膛后再拥抱的情况。但在另一些场景中，粗话和脏话则是人物在极度愤怒和伤感等情况下真实情绪的直接表达，例如在墨水河一战中，由于遭到冷麻子的背叛，“我爷爷”面对冷麻子时句句是脏话：“狗娘养的”、“操死冷麻子他亲娘！”，这样的语言既是“我爷爷”内心痛苦和愤怒情绪的真实流露，又极其符合其“土匪头子”身份，读来丝毫不觉怪异。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