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新闻自由思想研究
西方世界一般把自己的新闻事业划分为三个阶段——集权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1]。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新闻自由的争取和辩证的过程,是新闻事业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由初期向成熟期阶段转变的过程。而托马斯·杰斐逊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倡导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被后世誉为“新闻自由之父”。本文将对杰斐逊的新闻思想进行研究梳理,在历史的背景下客观的对其进行评述,希望能对当代的新闻实践有所启示。
一、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实践及影响
杰斐逊坚决拥护新闻自由,他的一生都在阐释和践行着其新闻理想。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和实践涵盖内容十分广泛,缔造了一个开放的“至上论新闻观”。具体来说,就是新闻立法、第四权力观、新闻事业教育功能。
(一)关于新闻立法
杰斐逊坚持新闻立法,是其新闻目的观的体现。他秉承弥尔顿等人的新闻自由思想,认为新闻自由是被“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法律是维护这种权利最为有效和神圣的手段,所以他坚持认为新闻自由权必须被纳入法律的范畴。
终于,在他的宣传鼓动和共和派的压力之下,1789年国会补充了宪法的10条修正案。该法案在第一条明确规定:“国会将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至此,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才得到美国宪法的根本保障,新闻自由的原则宣告确立。
自他开始,新闻自由不再只是一种理想,更成为法律保障的民主内容。从新闻自由的角度来说,他促成了美国新闻自由思想法制化的第一步。
(二)关于新闻自由的“第四权力”观
杰斐逊秉承洛克分权制衡思想,将新闻提升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利并驾齐驱的“第四种权力。”[2]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具有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的功能,是防止专制和暴政的有效手段。
杰弗逊说:“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想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3] 杰斐逊的“第四权力”观,实际上是一种手段观,是用新闻的监督功能来防止政府蜕化变质甚至滑向专制的境地。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杰斐逊逊的“第四权力“观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他从权力这一角度出发,使新闻媒体一跃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大大丰富了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内容,并使其获得了政治上的实践能力。
(三)关于新闻事业的教育功能
杰斐逊坚持新闻自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新闻有教化民众的作用,能够提高国民的政治水平、治理水平。
杰斐逊和弥尔顿一样,认为真理有能够战胜谬误的无可比拟的力量。在新闻自由的社会下,谬误必然会原形毕露,不堪一击,而真理留存万世。新闻自由就是带领人们走向真理的桥梁。
他认为报刊和出版事业是新闻自由的重要阵地,也是文明能够得以传播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进步的报刊和出版事业,那么人类文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蒙受愚昧欺辱。
杰斐逊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对待新闻事业的诚恳态度以及他所实行的宽松的报刊政策,在整个美国文明发展史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杰斐逊新闻自由思想的内在矛盾和缺陷
诚然,杰斐逊对新闻自由理想不懈追求的态度让后世敬佩,他对新闻自由开创性的理论建树更是世界新闻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但是,他的新闻自由思想中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缺陷的地方。
(一)杰斐逊新闻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到:“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实质上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宪法制定者并未对“新闻自由”的内涵有非常明确和成熟的认识。
在当时的环境下,制定者们的初衷一方面是对殖民时期限制某些新闻、出版媒体的言论自由“事先约束”这一对“表达自由危害最大”的原则的反抗。但是,事先不受约束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事后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他们所规定的新闻自由标榜的是“事前肯定”,实质上却在某种程度上玩着“事后追究”的把戏。
(二)杰斐逊对新闻界与政治界立场的片面认知
杰斐逊新闻自由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政治。他认为新闻界与政治界之间,存在着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包含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它们之间有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情况并非杰斐逊所认为的那样。杰斐逊时期的美国报业,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依附着当时的政党,成为了党派斗争的工具。虽然有党派之实,但是杰斐逊依然否认自己是党派人士,并认为他所扶持的报纸具有“超党派性”,他标榜新闻媒介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不受控制和约束的,但实质上,他早已把新闻当成了和政党一样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由此可见,离开了政治而空谈新闻自由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美国的新闻界与政治界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并非杰斐逊本人所认为的对立和冲突。
三、杰斐逊新闻自由思想的现实困境
杰斐逊有关新闻自由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面对着诸多的现实困境,这是杰斐逊本人所无法预料也无力控制的。
(一)新闻自由最大化导致的异化和失控
杰斐逊坚持新闻自由“至上论”,他对报界的宽容态度和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推崇一方面给反对派提出了攻击的口实和机会;另一方面,在新闻界建立起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并形成专业理念之前,新闻权力的骤然放大使得新闻界出现了一些负面的现象。
1.内部异化——膨胀腐化
按照杰斐逊的设想,新闻是民意的桥梁,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新闻的权利主体发生改变,它逐渐沦为政客和一些报团老板的喉舌。新闻界已经从内部腐化变质。
同时新闻媒介自身没有行业道德的规范,很多新闻从业者在对于新闻自由的运用和理解上产生了偏差,呈现出膨胀化和权力化的状态。
新闻自由膨胀化就是新闻从业者借新闻自由,过分侵入他人的隐私、制造假新闻、报道失实等。这不仅违背了新闻的专业精神,更阻碍了新闻自由的发展; 新闻自由的权力化指的就是新闻自由被过分夸大,凌驾于诸多自由之上,并且被赋予了审判权力,这样的越位对其他自由造成侵害,紊乱了社会秩序。
对新闻自由的滥用使新闻界面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使新闻自由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性挑战。
2.外部失控——新闻伤害
我们也要勇于正视杰斐逊此举产生的一些无法控制的后果。他对报界的宽容态度和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极力推崇给反动派提供了攻击他人的口实,给很多人造成了极大的新闻伤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诽谤盛行。
那个时期主要是以谩骂、夸大以及危言耸听的揭露作为监督政府的主要形式的。而他们监督的方式呈现出“人咬狗”的新闻模式,注重的是新闻的异常性、新鲜性、猎奇性。认为揭露“过失”比赞扬“成就”更加具有新闻价值。因此,美国的新闻界总是盯着总统等名人的举动不放。他们借用新闻自由的名义,打着监督政府的旗号谩骂讽刺、攻击诽谤他人。这种现象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美国,以致于西方新闻史学家将1783—1830年这段时期称为“美国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4]
新闻立场的偏离,媒介品味的下降,新闻伤害的蔓延——这些正是由于对新闻自由滥用的纵容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杰斐逊本人无法预料和控制的。
(二)新闻自由与规制之间的矛盾
滥用新闻自由所产生的严重的新闻危机,究其原因,就是以杰斐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没有给出明确而合理的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以及“新闻自由度”的限制。
当时的另一位思想家及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就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什么是新闻自由?谁能给他下个定义并不留下最大的回旋余地?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实际上,正如汉密尔顿所言——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更勿用说新闻自由程度该如何界定。新闻自由与规制之间的维度该如何把握——而这正是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也是其核心问题。
四、杰斐逊新闻自由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在其发展演变中,虽然暴露了种种缺憾和矛盾。但是却得到了新闻史学界的极大推崇并得以延续,时至今日,人们还依然广泛的加以研究和评论。这说明了其含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它也产生了许多流弊。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杰斐逊新闻自由思想时,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其进行辩证思考。如是研究,才能以理服人。笔者从中获得以下两点启示:
(一)客观认识新闻的“自由”
自由的悖论在于——个体追求自由, 其意志相互碰撞冲突, 结果不自由。
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认识到,既然个人的意志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那么社会就必然要约束这些冲突, 规定人们的社会行为。这正如交通需要有交通法规一样。总之, 自由意志与社会约束就是一对相互依存, 互为前提、互为目的的矛盾统一体。
作为当代新闻从业者,能够做的就是在现有的自由空间之中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而最好的方法就在于找到这对矛盾的的最佳平衡点。具体来说,就是把握好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新闻自由与新闻审查,个人意志与国家利益等一系列矛盾的有机组合——这已经是治的高境界了。
(二)坚持理性原则
杰斐逊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能够运用理性辨别正确与错误,真伪和善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新闻自由空间的扩大,人在新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理性”成为一项新闻从业人员的重要素养。
在新闻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在对新闻进行控制时,如果能够经过细致的理性分析,就不会导致新闻自由的滥用或是滑向集权主义;如果公众具有理性的思维,那么他在接受新闻信息时,就能够做出理性的筛选,获取最为需要的内容;一个拥有“理性”的新闻从业人员,他在对新闻自由在理解上和运用上就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
因此,在新闻活动中我们必须坚持理性原则,它既是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又是检验其行为的标准。
(三)坚持新闻专业化
除了坚持理性的原则,当代的新闻行业还要走专业化的路线。业内必须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行业自律规则,用自律换取自由。
它首先要求新闻活动有着积极的价值取向,即以理性而诚恳的态度,为公众作出最为完善的报道或评论。其次新闻从业者以专业的新闻手段、崇高的职业道德,出色有效的完成各类新闻活动,使公众能够最大限度的享有这些信息。保障公众的利益,才能获得公众的支持与认可,才能获得更多新闻的自由空间。
具体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新闻媒介应坚持积极的价值取向和媒介品味,以公众的利益为标准选择报道内容。2、不断对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改进,满足公众的需求和品位。3、记者运用新闻自由深入深度采访时要坚持职业操守,应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新闻报道;4、记者自身应该加强素养,在运用新闻自由时能够把握合理的尺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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