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篇小说《札萨克盆地》看“伊盟事变”国民党民族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国民党顽固派为践行其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实行“反共灭蒙”政策，最终导致“伊盟事变”的爆发。长篇小说《札萨克盆地》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本文从《札萨克盆地》的视角，对“伊盟事变”前后国民党民族主义及其实践进行探究。最终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民族主义，培育新时代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一、抗战时期国民党民族主义基本架构

民族主义，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第一人。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的时候提出三民主义，其中就涵盖了民族主义，包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而在1924年孙中山又对其思想进行革新，提出“新三民主义”，对民族主义提出具体的反帝反封建要求。

到了抗战时期，在大背景大环境的影响下，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一方面吸收和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却抛弃了民族主义的民主精华，更大的吸收了其消极成分；另一方面也受到蒋介石自身民族主义的影响。蒋介石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将“忠孝仁义信爱和平”片面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也直接反映在他的民族主义观上。蒋介石还十分注重民族精神的培养，提升民族凝聚力。在抗战时期，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为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使其成为当时国民党抗日的行动纲领。他们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贯彻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对其抗战方针、政策、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二、《札萨克盆地》与“伊盟事变”

蒙古族优秀文学作品《札萨克盆地》通过五卷的篇幅再现了1943年“伊盟事变”（以下简称事变）的全过程，小说核心人物洛瑞和阿尔宾朝格图连接起两条贯穿全文的线索，谱写了1943年发生在伊克昭盟（以下简称伊盟）地区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伊盟地理位置突出，与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接壤，是阻击日本南下侵略的重要战略地带。1941年冬天，陈长捷担任伊盟守备军总司令，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开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政策。致使伊盟地区的蒙古族民众饱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和压迫，遭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损失。这一系列的举措加剧了伊盟地区民族矛盾的激化，最终促使“伊盟事变”爆发。

以洛瑞、阿尔宾朝格图为代表的伊盟地区的蒙古族民众，秉承他们祖代“独贵龙”运动的光荣传统与不向反动统治阶级低头的骨气，号召同胞发动起义。通过小说的刻画与描写，不难发现与历史的进程基本吻合。在整个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镇压、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国民党压迫剥削民众，挑拨民族关系。事变爆发前，以陈长捷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对伊盟地区的蒙古族民众在政治上推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搜刮粮食、牲畜，强占民房，强行开垦伊盟土地，文化上实行民族同化。大肆开垦土地，挑拨民族关系，激化蒙汉矛盾，制造并扩大民族纠纷。

第二，国民党血腥镇压起义，分化瓦解武装。在事变爆发之后，陈长捷、何文鼎以伊盟守备军骑7师、26师主力进行镇压，对起义部队进行沉重的军事报复，对王府、寺庙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掠夺，对普通民众进行残忍的杀戮。在1943年4月9日，蒋介石针对此次事变发布密令：“对扎旗叛徒应用武力彻底解决，不必多虑”^[1]105，同时命令外围的傅作义、马占山、马鸿宾各部队与之进行策应和弹压。一方面密切监视周边各旗保安队，另一方面对扎、乌两旗的起义部队进行拉拢分化，激化起义武装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部分蒙古族官兵和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削弱起义力量。

第三，国民党掩盖事变真相，妄图控制舆论。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国民党中央一方面佯装沉默，极力封锁消息，拦截新闻报纸，将事变原因归结于蒙旗内部的矛盾和政治冲突和共产党的阴谋与挑唆；另一方面继续进行着军事镇压，烧杀掠抢普通蒙古族民众。小说在洛瑞的牺牲和阿尔宾朝格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归来中落幕，几乎与历史如出一辙。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将罪名强加于洛瑞和鄂其尔巴图身上，对其痛下毒手，谋害了乌审旗旗起义领导者奇金山，并且对伊盟盟长沙都克尔扎布（以下简称沙王）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视。

三、事变中国民党民族主义及其具体实践

第一，事变前的“党政军一元化”、“反共灭蒙”等政策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基本体现。在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中，抗战早期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已经在中后期转变成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国民党顽固派们抛弃了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转变为“大汉族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和压迫政策。纵观整部小说，在洛瑞成长的年代里也充满了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民族压迫与同化。究其实质，这是国民党民族主义中“强调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和“排斥共产文化”的具体体现。

第二，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给国民党民族主义在事变中的实践增添了动力与保障。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更是将国民党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同化”、“民族压迫”推向极致。他否定了中国境内有少数民族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中国各民族是和汉族“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的反动言论，为其民族主义找到理论根据，更为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民族主义实践提供了政治保障。^[2] 同时，《中国之命运》的发表也似乎给陈长捷等国民党顽固派打入了一针强心剂，国民党中央的默许也成为事变爆发及矛盾迅速激化的催化剂。

第三，国民党民族主义是事变中维护其独裁统治和压迫剥削蒙古族民众的理论工具。在整个事变进程之中，无论是疯狂的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亦或是将事变爆发的原因和责任转移到共产党和蒙古族自身身上，国民党顽固派至始至终都在奉行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更多的是以“中华大民族”的观点来掩盖其实行独裁主义和反动统治的真面目。小说中的洛瑞和阿尔宾朝格图，正是无法忍受与看见自己的家乡与同胞遭受国民党民族主义的践踏与压迫，才拿起武器走上反抗的道路。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政治上奉行“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文化上建设三民主义新文化，推行民族同化，为更好地实践“大汉族主义”而不断修改民族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

第四，第三国际的解体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为国民党民族主义在事变中的具体实践提供宽松的背景与环境。1943年第三国际为更好地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正式解体，国民党乘势制造反共舆论，其民族主义也更为专制与独裁。在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上欧洲战场局势渐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转折阶段逐渐进入反攻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与环境之下，国民党民族主义进一步发生变化，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得到充分的贯彻与实行。面对发生在这一时间和环境之下的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的暴行、对蒙古族民众的烧杀抢掠、对异己势力的报复，都成为他们民族主义最好的实践。

第五，国民党民族主义在事变结束后继续影响着国民党在伊盟地区的方针政策。从小说可以看出洛瑞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在共产党等多方面的努力之下，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同时国民党民族主义也在发生着一些细微的变化，一贯强调的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呈现出弱化的势头。洛瑞似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却忽视了国民党民族主义中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他谢绝了阿尔宾朝格图投奔延安的建议，最终也为自己的被害埋下了伏笔。国民党民族主义继续影响着他们在伊盟地区实行的治蒙方针：严防“奸党”、各旗增派国军镇守、整训保安队以消除异己、强化教育健全伊盟中学、移民屯垦、赈济事变中的无辜民众、拨款修复毁坏的庙宇等。

四、结论

《札萨克盆地》用细腻的笔法、沉稳的节奏与丰富的语言对洛瑞和阿尔宾朝格图等人物进行深刻刻画，再现了1943年发生在成吉思汗长眠的这片热土上的黑暗历史。向读者们展示了抗战中后期的国民党民族主义中阶级属性、理论来源、实践路径、对三民主义内涵的理解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其在对待事变的残酷与暴力。在对待事变的态度上，国民党显示出镇压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和一党专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主张，其民族主义带着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色彩，“大汉族主义”的观念根深蒂固，妄图以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的方式消灭少数民族。最终通过洛瑞和阿尔宾朝格图不同的结局反衬出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就整个事变而言，国民党顽固派民族主义的实践给蒙古族民众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

回顾国民党在事变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具体实践，可以得出结论：

我们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与进步的理念，共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繁荣。民族主义就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它既能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有可能堕落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破门槌。^[3]将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保持一致，同民主主义相辅相成，正确对待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避免过多的情绪化波动，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使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得以健康的发展，培育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这是作者莫哈斯巴根的反思，也是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