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同情和效率：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基本理念辨析

    经济理性是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假设，是从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展而来的。从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支持国民普遍富裕的设想出发，亚当·斯密提出了“天赋自由”制度。他认为个人和企业在竞争条件下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采取行动能够促进国家的普遍富裕。后来这一思想发展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称斯密的竞争性的自由企业模型是 “全部经济学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命题。”他说：“斯密取得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胜利：他将对在竞争条件下追求其自我利益的个人行为的系统分析放在了经济学的中心”。

    后来的批评者认为经济理性假设简化了人性的复杂性、忽视了个人选择非理性化的成分、贬低了人类具有利他动机的诸多问题。但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要理解亚当·斯密的观点必须结合他全部的学术观点来分析，即要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观点相结合。这个问题就是后来被提出的“亚当·斯密问题”：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如何作出道德判断？在亚当·斯密看来，富有“同情心”的理性经济人才是他完整的人性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本能并不排斥人类共有的同情天性。斯密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 , 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 , 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 , 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 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 ,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在他看来，自利和利他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公正的旁观者”来调整自利和利他、或者说自我利益和同情他人之间的冲突。这个 “公正的旁观者 ”是 “抽象的人 、这个人类代表和大自然派他作为人们行为最高仲裁者的神的代替者 。” “我们只能通过向这个内心裁判者请教 , 才能看到与我们有关的任何东西的固有形状和范围 , 才能将我们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进行适当比较 。”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个人可以通过推己及人实现自利与同情、个人与社会的共处。可以说“看不见的手”最初的意义也许是上帝的手，是借助宗教伦理解决经济伦理的价值观；而在经济学体系当中，“看不见的手”后来才成为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市场规律自发地调节微观经济行为的一种比喻。

    保罗·萨缪尔森在经典教材《经济学原理》中为经济学作出了经典定义：经济学的基础是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 为了谁，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基本问题。随后，萨缪尔森解释到：效率是指最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在不会使其他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从伦理学来看，经济活动的效率包含着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成分；从经济理性角度看，经济学中的效率是建立提升经济活动整体效率并承认个人效用差异的基础上的，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原则，而不是为了效率而放弃公平。因此，可以说，经济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为了达到功利性目的而有理性地采取行动，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但同时也要考虑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适宜性，这正是价值理性的特征。经济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那种认为经济理性可以排除情感、道德因素的观点是片面的。另外，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假设，其有效性是有限的，有边界的，不能够作为一切社会问题讨论的理论前提。

    最后，本文想说明的是，现代经济学流派纷呈，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也多种多样。既有大卫·李嘉图亚创造的，经由边际革命推进的依赖抽象推理和建立模型来进行经济研究的路径，也有将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心理学的方法引入到西方经济研究的路径。在对待国家干预和市场配置的关系问题上，新凯恩斯学派、弗赖堡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都有各自的关注重点和理论立场，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超级经济学理论，也不存在一种不顾理论前提、历史因素、社会制度和具体问题的“一放就灵”的市场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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