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纪录电影的叙事方式及意义表达

意义性是纪录片作为一种“高级艺术形式”的必然属性，纪录片纪录现实的同时总是试图影响现实世界本身，反映个人或组织的思想、倾向以及社会文化形态，即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具有阐释意义的功能。关于文本意义的研究维度有很多，本文尝试从叙事情境要素之一——叙事方式入手,考察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关系的形成，从中观的“话语层面”探究纪录片话语意义的生成与表达。

前苏联曾是光芒熠熠的“电影大国”， 其纪录电影拥有七十余载的历史,曾涌现出如吉加·维尔托夫、爱斯菲尔·苏勃和米哈依尔·罗姆等纪录电影巨匠和《持摄像机的人》《土西铁路》《普通法西斯》等旷世之作，激烈动荡的社会历史为苏联纪录电影提供了丰厚的创作源泉，独特的政治历史语境赋予其强烈的意义性和独特的叙事品格，这是本研究选取苏联纪录电影作为“纪录片话语意义”命题之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一、纪录片的叙事方式

有关叙事方式的表述在叙事学发展的源头既已出现。古希腊的柏拉图区分出两种对立的叙事方式：纯叙事与完美模仿。前者是诗人“以自己的名义讲话，而不想使我们相信讲话的不是他”，后者正好相反，“他（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在讲话的错觉”，现代小说理论把二者分别称为“讲述”（telling）与“展示”（showing）。（1）罗刚在《叙事学导论》一书中指出二者之间的三点区别：第一，就其与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讲述”的距离比“展示”更大，“展示”比“讲述”更为直接。第二，就其所传达的叙事信息而言，“讲述”较“展示”少，“讲述”更简练，“展示”的描写更详尽。第三，在“讲述”的叙事方式中，活跃着一个面对读者的叙述者的形象，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存在于文本中，而在“展示”中，我们只能发现一个充当“反映者”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意识默默地反映外部世界，读者通过观察这些“反映者”人物的意识来了解事件。

一直以来，“讲述”与“展示”这两种叙事方式被广泛运用在纪录片叙事文本中。其中，“讲述”方式中叙述者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通常采用一些可明确传递自我意识的方式来让观众感觉到他的存在，通过对客观世界中的真实人和事的“讲述”来传递自己的“嗓音”。相应的，“展示”方式仿佛更契合纪录片“影像真实”的特征。纪录片是以视听媒介为载体的，光波和声波与生俱来的记录本性可以对客观世界中人物和事物的运动进行直观、精确的记录，而这个展示人物和事物运动的过程本身就是纪录片的叙事内容。

二、苏联纪录电影的叙事方式与意义生成

作为“苏联党和国家”代言人的苏联纪录电影，其文本叙事中一直充斥着一种教导性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叙述者通常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他们把来自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人演绎的真实画面串联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在对这个整体有逻辑的叙述中完成意志和理念的传递。因此，叙述者自我意识色彩浓厚的“讲述”方式是苏联纪录电影主要采用的话语叙事方式。具体来说，苏联纪录电影在“讲述”叙事方式下又形成了如下三种子类型：

（一）记叙型：

此类“讲述”主要对事件发生背景、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线性的记叙。为了看似客观地记录事件全程，“记叙”方式通常采用“全知视角”的视点模式，以无处不在的“上帝”姿态居高临下俯瞰事件的全局，对事件进程进行周到描述。画面和实地音响用于配合“记叙”而在影片中起到佐证作用的同时，还与它们所再现的人物和事件之间有着密切的索引关系，因此此类叙事方式下的影片内容通常具有较强的文献价值。当然，“记叙”所表现出的客观只是相对而言，通过“记叙”实现话语意义、传递叙述者的意志和理念才是这类纪录片的最终目的。“记叙”方式是苏联历史题材、战争题材纪录电影普遍采用的叙事方式，以《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为例，影片以1942年10月开始的莫斯科会战为背景，集中描写红军1941年12月6日展开的反攻，以鲜明而热情、节奏精准的蒙太奇结构讲述了伟大卫国战争第一个重大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图景。影片表现的主题思想是“苏联军民在战争中同仇敌忾、骁勇奋战，法西斯德军穷凶极恶、野蛮残暴，最终在苏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铿锵有力的解说展现了“正义之师”的英勇气魄和苏联不容侵犯的决绝信念，而当来自前线战场的第一手画面，如“莫斯科郊外的尸横遍野、雪地中衣衫单薄的德军俘虏、红军追击敌人的一骑绝尘”等画面出现时，这种纪录片独有的“真实影像”的修辞艺术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完全是故事片所望尘莫的。正是在这铿锵有力的解说和第一手真实影像资料的通力配合下，“构建民族身份、激发爱国主义情怀”的意识理念达到了绝佳的传播效果。同时，影片中有关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上斯大林演说的片段对整个影片的意义性也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斯大林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处在法西斯奴役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在这里，苏联人民被赋予了拯救整个欧洲的使命，未来所取得的胜利具有“打破德军‘天下无敌’的神话、重塑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伟大意义，影片正是在这样充满激情的“讲述”中将这种战时的国家意志进行传递和弘扬。

（二）阐释型：

阐释型“讲述”的叙事核心是对一个中心论点的论述与阐释，围绕这个核心任务，纪录片将现实世界的真实影像片段组合起来，组织成一个具有修辞性或论辩性的说理结构。阐释型叙事同样要铺陈事实，只是用于铺陈事实的画面显得零碎和分散，因为画面在阐释型叙事中主要起到“为解说（或字幕）提供论据”的从属性作用。相比而言，解说词在“阐释型”叙事中则起到统局谋篇的主要作用，主要用于提出论点、展开论述、叙述历史和组织画面并对其进行说明，对现实世界的各种行为做出符合叙述者意图的逻辑表达，使得归纳总结和大规模论证变得切实可行。

阐释型“讲述”的“观点输出式”的叙事方式一直是苏联纪录电影叙事方式的“宠儿”，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纪录电影界盛极一时的“思想电影”中，阐释型叙事方式更是备受推崇，以《普通法西斯》为代表的一批“思想电影”都是“阐释型”叙事的典范，但追溯苏联纪录电影“阐释型”叙事的源头，则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埃斯菲尔·苏勃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为代表的一系列以资料汇编手法制作的历史文献纪录片。《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是导演苏勃利用现存的影像资料汇编而成的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影片以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末期到苏维埃革命初期（1897—1917年）的历史为记录对象，遵循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将反映这期间历史事件的影像资料剪接在一起，用于阐释“沙皇俄国为什么会灭亡？俄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的问题。影片将一系列描写沙皇本人、王室成员、朝廷官员的生活和大多数俄国农奴生活的镜头精心编排起来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彼得大帝和王室成员的紫醉金迷，另一方面是农民辛苦劳作、工人罢工、穷人靠领施舍度日的悲惨景象，这边是贵族跳舞消遣后的香汗淋漓，那边是农民艰辛劳作后的挥汗如雨，这些画面对比所形成的证据富有冲击力地阐明了这样的论点：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是“极少数贵族与大多数穷人的等级鲜明的社会”。除了这种碎片式和拼接式的“证据式剪辑”，影片中也会出现“经典叙事蒙太奇”的段落，如在一个长镜头中，卡库拉州长和夫人来到花园中喝茶，当州长和夫人起身离开后，仆人们从远处走过来收拾茶具……这个叙事性镜头本来取自州长用于炫耀自己地位和财富的家庭录像，只是当被剪接到《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中时，曾经影片所要表现的意义和价值观被推翻，这种真实影像记录下的关于统治和奴役的仪式行为成为了影片所阐释的观点——“支配他人以维护自身特权、剥夺劳动人民自由和面包”是罗曼诺夫王朝走向衰亡的根源——的证据。接着，影片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给俄国带来的灾难，进一步痛斥沙皇剥夺了劳动人民的和平生活，明确提出了俄国二月革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必然性，讴歌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推翻沙俄的农奴制、解放俄国广大民众而做出的伟大贡献。总之，《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话语意义表达的最大特色在于利用对旧有历史影像资料的重新剪接为影片所要阐释的意识形态观点服务，使得纪实影像以另一种面目发挥着张力，诠释着影片想要传递的意义。

（三）情绪表述型

情绪表述型“讲述”是指在讲述的过程中突出主观和情感因素，用充满情绪的渲染和感性的渗透来进行意义的生成与表达。这种叙事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事实与想象相结合，重在情感和感性表现力的表达，试图以情感上对事件做出积极响应的行为来激发和感染观众，而不是冷静地向观众展示真实世界。叙述者在叙事中向他所构建的历史世界倾注了情感，通过这种情感力量，让观众与他们所展现的历史世界有所契合，并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影片所传递的意义和理念。

作为以“输出意识形态、统一人民思想”为主要目标的苏联纪录电影，“情绪表述型”这种用于激发观众情绪的叙事方式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纪录电影的发展初期便已出现，以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于1930年执导的《撒凡尼提亚的盐》为例，影片把镜头对准了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村落，对这个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进行充满形式主义风格的描绘。全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用来描绘撒凡尼提亚地区的穷人与地主列强之间的抗争、地区艰苦自然生活条件和愚昧与落后。影片的高潮部分是通往撒凡尼提亚地区的公路建设问题被纳入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地区的贫穷、愚昧与落后的状况至此终结。影片在叙事方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充满着感性的激情和饱满的情绪渲染，超凡的视觉表现力和蒙太奇的运用使得影片体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的风格。比如在第一部分在描写农民与地主抗争时，多次对“农民的脸部”进行特写和仰拍的处理，农民对沙皇余党的愤恨之情毫无掩饰地被传递出来。在第二部分影片描绘了诸多表现该地区贫瘠的生存条件的场景：由于缺盐，牛舔食农民的汗水和尿液；夏天突降暴雪，村庄万物调零；人们在雪地里等待运盐队伍的归来却遭遇了雪崩。与单纯纪实不同的是，这些场景在形态各异的镜头的切换下非常富有视觉想象力和冲击力，使“讲述”充满了“怜悯、悲愤、无望”的情绪，凸显了斯大林光辉还未波及到的闭塞地区的生存惨状。当影片进入第三部分关于“生与死”的表达时，情绪进入了高潮。依照当地习俗，葬礼期间分娩的孕妇将被驱逐，在平行蒙太奇的作用下，一边是众人簇拥下的逝者，一边是孤立无助在野外生产的孕妇。婴儿夭折后，产妇饱含悲痛把乳汁挤到婴儿的坟墓上，一滴，一滴……通过这样充满风格化的叙事处理，影片的情绪积累蓄势待发，影片的话语意义正呼之欲出：“为了撒凡尼提亚人民，为了共产主义，没什么障碍，我们的经济目标已经远比宗教要强很多……”。用富有感性和激情的表述传递影片的话语意义，激发观众的共鸣，从而达到对意志和理念的自然而言的内化，往往取得比科学理性的阐述更好的效果。

 

三、总结

叙述主体选择某种叙事方式时并不一定包含对叙事方式本身的深刻理解，而大多是受到来自文化习惯、政治要求和拍摄惯例的影响，于是叙事方式便成了“政治无意识”的场所，叙述者的思想、观点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会通过这个被固定下来的叙事形式得以体现。苏联纪录电影的话语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下通过或记叙、或阐释或情绪表述等叙事方式一一铺陈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