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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入世和归隐-文学论文

作者:吕冬霞来源:原创日期:2012-06-16人气:3018
“陶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传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了已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陶渊明的诗‘冥报’而是谈论‘空无’,我不敢说陶渊明有意的援引佛说,我只是说明他所谓意识或下意识可能有一点佛家的种子”。朱光潜的话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陶渊明的思想有着多种文化的碰撞,每种文化对他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每种文化对他选择入世和归隐又起着不同的作用。
(1)积极入仕的儒家思想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老庄无为思想和儒家伦理糅合的玄学风行的时代。在儒玄融合的时代,陶渊明不仅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习了《老子》、《庄子》这些必读的玄学经典著作,而且还学习了儒家的《六经》。儒家自春秋战国开始,便对中国士子们的仕途观念有着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地位无可动摇,儒家为统治者所用。积极入世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成为每个学子寒窗苦读的追求,而金榜题名更令每个学子趋之若鹜。儒家追求功名,但是这种追求并不是极端的,他们关心百姓,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以报效君王为终极目标。陶渊明作为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文人,也必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他熟谙儒家学说,书中也多处引用儒家经典。梁启超曾说过陶渊明“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陶渊明之文艺与品格》)儒家给了他积极入世的动力,促使他一次又一次的踏进红尘俗世。这种对入世的追求即便在他全隐之后的十六年里,还写过不少能表现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的作品。如《杂诗》之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2)与道家相融的魏普玄学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传统对传统文化影响很深,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思想基础的魏晋玄学思潮风靡一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士大夫无不身受玄学浸染。玄学追求自然之美,要求返璞归真,这种追求符合人类的本性。同时魏晋时期儒学在乱世中对世子的思想控制也相对松动,此时出现了魏晋风流。这股潮流要求返归自然,释放真情。而陶渊明把庄子视为千古知己,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中也更多的是贴近自然地创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也是他与自然相融合的代表。
(3)些微渗透的佛教
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大大地丰富了文人的语言和思想空间。佛教注重四大皆空,叫世人忘却世间的七情六欲,勿嗔、痴、恨,告诫世人不要过分执着尘世,世事皆有果有因,尘世上的功名利禄皆为海市蜃楼,对“名利”二字要看的淡些。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佛教盛行,他与佛教界有一定的来往,对佛教也有所研究。受佛教的濡染,他的有些见解与佛家一致,如认为人总是要死的,不赞成神仙长生之说;对功名抱淡泊的态度,与佛家随缘任运思想影响有关。他与佛教的大师慧远也关系密切,或多或少受到佛学的渗透。陶渊明的诗中曾写到“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人生都是虚幻的,终究会归于空。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陶渊明的入世和归隐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
(1)门阀制度,盲目追求
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出现一些世家大族,他们在察举征召中得到优先录取,形成一个在整个封建社会占特殊地位的阶层。这一阶层在魏文帝曹丕时兴起,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向盛行以家族本位的宗法专制制度。历代祖先的门第高低,对后代的社会地位,有着相当的影响。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恰恰就是一个极端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陶渊明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没有看透这个社会,门阀制度下想象自己的祖辈父辈那样去进入官场,如他自己在《饮酒》诗中就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他晚年时候创作的《杂诗十二首》里头,更曾是直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些都显示出他早年怀有入世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宏伟志气。可是偏偏“有志不获聘”,只能空叹“岁月不待人”。在这种制度下他并没有去思考这种社会局面的原因,相反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年青时代的他,积极的入世,担任参军的一些小官职。
(2)官场黑暗,仕途险恶
在时官时隐的十二年来,陶渊明是见尽了人间之困苦,尝尽了乱世之窘迫。除了上述森严的门阀制度,给年轻时期志气高昂的他的仕途带来一定的阻力之外,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动荡恶劣,朝廷官场内外的黑暗无道,也给他造成不小的打击。这些打击甚至直接导致了他要远离宦海、执意归田,走上归隐之路。
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由于自身因素,加上外界环境的制约,从入仕之初,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下来,他只是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蜿蜒靠近。古代的中国是出产隐士的国度,几千年下来。每个朝代都有。针对这种隐士文化,有的称赞,有的加以责难。李审言丈《娩生丛录》一则云:“太自、韩公,恨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只云:‘陶潜一避俗翁也’”《有不为斋随笔》卷壬亦谓:“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渊明。”不管怎么,逝者已斯,来者可追。陶渊明用他一生来写就自己的热情,用急流勇退来形容他再好不过了。他选择归隐,与农夫为伍,与清风唱和,与鸟雀同歌:在晨曦中除草,在落日后归家;逍遥的在田园中生活。如果说《归去来兮辞》时他要告别仕途的铺垫。那么《桃花源记》则是他心灵安放的家园。在这里无论魏晋乃至秦汉,生命中充满了平等自由,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我心已安。在陶渊明隐居的日子里菊与酒是他的伴侣,酒可以解忧,更可以使他达到物我两忘:菊常在作者的诗中出现,已经成为作者高洁品格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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