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山红日》中的康区镜像-电影论文

　　歌剧《柯山红日》在歌剧表演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当时有人对此进行了总结，他们重点强调了导演与演员向传统戏曲学习，创造出新的形式和独特风格。④用歌剧形式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紧密配合当时斗争需要，是我国新歌剧运动开始时就树立的风格，也是我国新歌剧的传统。《柯山红日》能够在康巴叛乱之后不久，就把这一事件用歌剧形式反映出来，时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⑤这也是本文对影片继续阐发和肯定的内容。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当时文艺作品普遍奉行的创作原则。也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剥去《柯山红日》的艺术加工成分后，会看到影片在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仍是尊重社会事实的。也因如此，本片对于我们认识、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康区，仍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1956年前，康区总体上属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但有三种类型及相应的地区分布：一是土司制度较完整的康北地区。二是土司制度已废除，新旧头人共同主事的康南地区;三是土司虽在，但已无权势的康东地区。这是20世纪50年代康区内部社会政治格局的多元特点，因而康区的改革针对上述区域分阶段实施。在康东的丹巴、康定个别区乡作为土地改革试点，康北地区沿康藏公路线的10个县，在改革前先进行废除封建特权和差役；康南地区则派部队帮助地方，加强团结、生产等工作，暂不进行改革。⑥这些社会状况和改革措施，均在影片中得到体现。

　　《柯山红日》中曾提到柯山在金沙江畔，“前有天险，后有雪山”，红军曾路过此地的描述，因而影片反映的应为康北地区。不过影片综合了整个康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状况。

　　影片中,解放军到达柯山后，加洛呷问到“蒋家军及藏军”的去向，也提到“外国人送枪炮，台湾北平送美元，噶厦军队作资源”。表明当时康区形势的错综复杂。当柯陆亚德问西藏噶厦反动集团派来的特务罗家为何到柯山来时，说到：“我柯山不归噶厦管”。这都与历史上康区的地位相符。在历史上，自元后，中央政府以土司制度管理康区，成为藏区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各有政治沿革。这也表明，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大藏区。康区很早就是中原与卫藏间重要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的接触区域，人口、货物、观念在此接触与流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多元文化共存，中央政权历来重视康藏地区。近代以来，藏区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多与康藏地区有直接关系。清朝时期，康区一直是当地土官、西藏噶厦政府与清中央政府间权力斗争的重点地区。

　　影片中的康区，土司头人、寺庙上层、国民党官僚交错。解放军进入康区后，以“团结、生产、治安”为工作重点，团结上层，培养民族干部，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教育，促进各项生产活动。影片中用了一组镜头，反映解放军修建学校、用拖拉机耕地、医生看病、修公路等事实。正如阿候土司说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管辖下共同建设康藏，不准抓娃子、卖奴隶、杀百姓，不准窝藏匪特、打冤家，解放军要到柯山来建房、修路，工作人员到这里来工作,医生要到这里来治病，你们不得阻碍。”

　　因此，康区内部也发生了新变化，如部分上层观念发生变化，要求进步。⑦民众期望改变现状，这些在影片中均有反映，如阿侯土司拥护解放军、洛呷土司的转变、麦力生等民众对解放军的欢迎。麦力生有一段唱词说到，解放军快来救我，娃子的泪流成河。这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当时德格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农牧民代表公开要求进行变革。他说到，我们每天都要给土司、喇嘛寺支乌拉，抽不出时间给自己劳动，打下的粮食自己也吃不成，希望政府下令把剥削制度和科巴制度废除掉。⑧阿候土司的变化，在康区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真实人物相对应。1955年2月，丹巴县的王寿昌向政府提交书面报告，申请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制度。他说：“愿把祖辈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土司制度请求改掉。我参加工作得到的报酬足够维持生活，愿把所有的土地交给政府处理。”⑨同样，王寿昌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逐渐认清了要进行民主改革的，后来，他对改革及结果都是满意的。

　　相反，康区仍有一些土司执迷不悟，影片中的柯陆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影片中他施缓兵之计，聚集力量，而后大搞破坏活动，暗中准备叛乱，解放军对柯路亚德也是争取转变，杨凡还亲自做工作：“他不叛乱，就不打他，等待他觉悟。”但亚德土司坚持反动立场，并妄图杀害杨凡。为挑起叛乱，特务罗家枪杀了通讯员小李。解放军不得已采取军事行动。叛匪企图偷袭三岔河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早有准备，里应外合，彻底消灭了叛匪。这些都是以当时康区民主改革前后的历史事实和进程为基础的。如雅江县的麻然让波，呈交了藏文申请书，表示接受并愿意带头开展民主改革。从其文中的语气和叙述内容，可以看到是化用了当时的政策，感觉此人相当的顺应时代潮流，觉悟高。然而，他则在暗中酝酿叛乱。他曾要求其母亲不缴枪支，企图叛乱。理塘毛垭土司修建工事，伏击无量河的解放军，抢劫物资和邮件，等等。因而，《柯山红日》是综合反映了康区叛乱概貌。

　　民主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民族地区历史进程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民主改革彻底终结了延续数百年以来的土司制度，建立起统一的行政区域和管理体制，完成前所未有的政治整合，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柯山红日》应时而出，成为少有的以反映康区社会状况及民主改革的电影作品。作为一部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作品，尊重和记录了当时康区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其认知价值和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一个强调艺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记录时代主题的年代，本片展示了康区的历史图景，题材严肃，基调沉重，民族政策性较强。影片演绎了中国革命与斗争历史的一个侧面，将康区的历史纳入到革命的主流轨道里，以显示和提示康区民族的历史诉求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也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历史探寻。然而影片在艺术表现手段上有许多不足。影片按“主观寻求→思想表现→输出意图→观众接受”的模式去完成故事主题的讲述，影响了影片的表达效果。如影片中的康区文化和地域风貌的叙述上，艺术家的想象成分较大，比如对“康区”地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描述上，就有许多来自汉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想象”成分，影响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和观众的接受度。这既与影片源于歌剧样式和歌剧的创作目的有直接关系。更为主要的是，主创人员不自觉地运用本民族文化观念去理解康区，影片有大量的场景是在室内，康区民族文化仅体现在人物的服饰和室内陈设上，文化抽象成了符号。康区成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康区。同时，人物脸谱化的通病在本片中也表现得较充分，且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也较为单一。即使与同类型的《农奴》相比，《柯山红日》中的民族性也相当淡薄，表演技艺上也有一定差距。《农奴》中的主要角色全部使用藏族演员，他们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大多数对农奴的生活有过深切的体验，表现起来十分的真实本色，发挥了专业演员所不能达到的逼真程度。尤其是旺堆的表演，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影片创作，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和生活，充满了激情，几乎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在创作。与之相比，《柯山红日》中，人物的表演就难有撼人心魂的效果。与《五朵金花》等民族题材影片相比，镜头中的地域性几乎不见，影片的可视性也不强，康区的自然和人文风光更是难觅踪迹。总之，《柯山红日》的得与失，既源于歌剧的艺术表演样式，也与当时歌剧所承载的任务有关。影片记录的重大事件，反映的康区社会状况等，对今天仍有重要的镜鉴作用，然而就影片的视觉艺术效果而言，则乏善可陈。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