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巴什尔跳华尔兹》的创伤与道德见证主题研究-电影论文

　　“创伤”（Trauma）源自希腊语τρυμα，原指身体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伤口。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创伤，特指重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对人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冲击。从此，创伤具有心理学之维，引申为精神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伤口。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thePleasurePrinciple）中弗洛伊德对“创伤”进行了定义：“我们把任何来自于外界且足够强大从而攻破防护盾牌的刺激叫做‘创伤’。……外界创伤一定会大规模扰乱机体能量的运行……已经没有可能阻止心理器官被大规模的刺激所淹没，并且另外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理解闯入刺激的问题。”（1950）在他看来，有两个条件导致创伤的发生：第一，外界巨大刺激的入侵；第二，人既无法阻挡也无法理解这种入侵。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的一个显著特性是潜伏期（Latency），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andMonotheism）中，他对潜伏期做了说明：

　　一个体验过某种恐怖事件——例如火车相撞——的人，他侥幸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伤害。然而，在以后几个星期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症状，这些症状只能溯源于他受到的惊吓、震惊等情况。他现在患了一种“创伤性神经症”。……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现这些症状之间经过的那段事件被描述为“潜伏期”，是对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一种明显暗示。(1997：374)

　　他把创伤神经症发作过程理解为事件由受压抑到经过潜伏期而重复出现：“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1997，386）由于创伤事件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性而在事故当时不为人所理解，并且由于人的防御机制而被意识压抑；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往后岁月中不断强制重复出现，如梦魇般折磨着人；创伤的主要症状有噩梦、遗忘、幻觉、逃避、自闭、内疚等。

　　显然，在影片中，参加过黎巴嫩战争的福尔曼饱受战争创伤：作为士兵，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其暴力威胁下。他的创伤也来自于作为施暴者的罪恶感——他无意中参与了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当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人为了报复其领导人巴什尔被杀害而疯狂屠杀巴勒斯坦难民时，以色列士兵则以燃放照明弹的方式助长大屠杀——没有照明弹，长枪党人无法在黑夜中进行大屠杀。而作为以色列士兵一员，福尔曼虽然同情难民，却不仅冷眼旁观大屠杀，而且参与燃放照明弹——这与亲自动手屠杀难民并无两样。他的道德良知让其对自己的施暴行为感到耻辱，从而遭受了精神创伤，正如美国当代学者施瓦布所说：“不可忍受的体验可能发生在无力面对不可忍受的损失、羞辱、破坏、折磨或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身上。它们也可能发生在无力面对自己的暴力、罪恶或耻辱的施暴者一边。”（2011：197）

　　另外，作为犹太后裔，福尔曼的罪恶感创伤被加倍。他的父母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大屠杀的阴影从懂事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不自觉地成为代际间创伤（TransgenerationalTrauma）受难者。关于代际间创伤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匈牙利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和托罗克提出的代际间萦绕理论。在《壳与核》（TheShellandtheKernel）一书中，亚伯拉罕分析了那些父辈经历过创伤历史的孩子们的心理幻影效果，认为个体能够继承祖先生活的秘密心理实质，（Abraham,1994）因此虽然个体对某一创伤事件并无直接生活体验，却可以通过讲述、书写的故事或者间接地通过父母的情绪或存在模式而继承他们的心理冲突、创伤或秘密征兆。作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福尔曼有意无意继承了父辈的苦难，大屠杀如幽灵般萦绕纠缠着他，如他的好友奥里所说：“你对(巴勒斯坦难民)大屠杀感兴趣的根源是另外一场大屠杀(犹太大屠杀)，你对被屠杀的难民营感兴趣实际上因为其他难民营。”但是让福尔曼无法忍受的是，他居然参与了另外一场种族大屠杀，这让他与纳粹无多大区别。因此，他的罪恶感创伤被加剧，如当代美国心理创伤研究专家赫尔曼所说：“会增加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风险的，莫过于当幸存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而是积极地参与置人于死的暴行时；而当此种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化时，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2004：98-99）

　　战争也给其他以色列士兵带来了心灵创伤。博阿兹两年半以来一直做着被恶狗索命的梦。在梦中他重复经历恐惧和死亡的威胁，丧失了掌控自我的能力。卡米创伤的症状主要是禁闭畏缩：战争粉碎了他与社群、家庭之间的联结感；战后，他自我流放到荷兰，在那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通过逃避熟悉的生活和亲密关系来逃避创伤历史。卡米也遭受了选择性失忆，记不得关于大屠杀的事情，也记不得是否在军队对别人开过枪。龙尼则生活在幸存者的内疚和罪恶感的阴影下。虽然从战争中侥幸生还，但是他眼看着战友死亡，却无力挽救他们，这让他饱受良心谴责——他觉得自己抛弃了战友，没有救他们于危难中。“当幸存者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罪恶感会特别严重。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别人却歹命难逃一劫，这样的想法产生良心上的重担。灾难和战争幸存者萦绕心头的，是那些别人在垂死挣扎、他们却没有能力援救的影像。他们产生罪恶感，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冒生命危险解救别人，或因未能满足垂死者的要求。”（赫尔曼，2004：97）龙尼多年来无法摆脱阴影，只能寄希望于忘记过去。

　　总之，福尔曼和战友们都从战争和大屠杀中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背负着创伤历史的重负。笔者认为该影片的主题首先是关于战争和大屠杀对人的精神创伤。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9期